公元1894年7月25日，無疑是中國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時刻之一。北洋水師運載千余名陸軍，在朝鮮京畿道牙山灣入口的豐島附近水域，遭遇日本聯(lián)合艦隊第一游擊隊截擊。隨即爆發(fā)的豐島海戰(zhàn)，被看作是整個甲午戰(zhàn)爭的開端。
當時，清軍方面由濟遠號巡洋艦和廣乙號炮艦擔任護航，而運送軍隊器械的是操江號兵船與租用英國怡和洋行的高升號貨輪。日本第一游擊隊方面包括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艘新銳巡洋艦，在兵力兵器上擁有優(yōu)勢。
日本第一游擊艦隊的 吉野 秋津洲和浪速
下午7點52分，吉野號率先向濟遠號開炮，宣告甲午戰(zhàn)爭開幕。當然，也有說法是濟遠試圖利用210毫米艦炮的射程優(yōu)勢，搶先開火。無論如何，裝備速射炮的日軍新銳巡洋艦很快就占據(jù)上風，首先將沖入日方隊列企圖進行魚雷攻擊的廣乙擊毀，接著又擊傷濟遠號，讓其帶傷逃離戰(zhàn)場。
由于護航艦隊戰(zhàn)敗，運輸1100名清軍的高升號輪船和運輸器械彈藥的操江號兵船，就淪為日軍第一游擊隊的目標。雖然日方對這兩艘無武裝的運兵船可以說手到擒來，卻面臨非常棘手的國際法問題。畢竟，滿載清朝官兵的高升號是一艘英國船。不但歸英國公司所有，懸掛英國國旗，還注冊在英國船籍社名下。按照國際航海法慣例，在和平時期英國對該船及該船運輸?shù)囊磺腥藛T貨物負有安全保障之責。
清軍護航編隊的 濟遠號和廣乙號
事實上，這并非北洋海軍和淮軍首次打擦邊球，李鴻章早就習慣于用洋輪船來保障運輸安全。淮軍建軍之初，他就經(jīng)由上海商人出面，雇傭掛有外國旗幟的蒸汽輪船二只，將淮勇4500人沿長江運至上海。和洋人打交道多后，李鴻章更是對臨時雇傭外國輪船運兵的運作更加熟練。作為深諳“以夷治夷”手法的官場老手，這么做的用意當然是借大英帝國這張虎皮做大旗，讓實力較弱的北洋海軍武裝運輸船隊在日本聯(lián)合艦隊眼皮下闖關成功。
然而，日本人并非只是坐守成規(guī)的傻瓜。第一游擊隊司令東鄉(xiāng)平八郎留學西方多年，對國際海事法非常熟悉。他敏銳的覺察到在打出第一炮之后，日清之間就進入了實際交戰(zhàn)狀態(tài)。日本海軍就可以按戰(zhàn)時規(guī)則辦事，對運輸敵國軍隊和彈藥的第三方船只進行檢查和扣押。
甲午戰(zhàn)爭中的兩國士兵形象
日方浪速號巡洋艦截停高升號輪船，派出軍官登上高升號進行檢查。英國船長高惠悌與之交涉后提出：高升號為英國公司運營之英國國籍輪船，受英國法律保護。此行目的是運送淮軍1100名與14門火炮到牙山。如果日方不允許到牙山，高升號可以原路返回天津港。
東鄉(xiāng)則堅決按照戰(zhàn)時處置原則，要求高升號作為俘虜船跟隨浪速號行駛！
日本浮世繪上的擊沉高升號
于是，高惠悌決定服從東鄉(xiāng)命令，卻引起高升號上的清軍憤怒。他們拒絕當日本人俘虜，并且用武力逼迫高惠悌停船。于是英國船長第二次和日本人交涉，想勸說日軍放高升號回大連或旅順，但再次被東鄉(xiāng)拒絕。日方聯(lián)絡官還告訴東鄉(xiāng)，高升號船長被清軍脅迫，隨時可能爆發(fā)沖突。
無論日方聯(lián)絡官這個消息是否屬實，都給了東鄉(xiāng)進一步展開軍事行動的理由。因為假如在公海上以武力劫持第三國船員，足以構成海盜行為，日方可以此為據(jù)進行武力干涉。果然，在要求清軍放下小艇讓英國船員離開未果后，東鄉(xiāng)下達了“擊沉高升號”的命令。
日本浮世繪上的高升號沉沒與幸存者上岸
因此，日艦先發(fā)一枚魚雷攻擊卻未能擊中，轉而以以炮火猛轟。清軍方面則以步槍進行還擊，英國船長和船員趁機跳海逃跑。有很多清軍士兵也落入水中，旋即遭到日軍機關炮和船上同伴的共同射擊。
到下午1時，高升號徹底沉沒，搭載輪船的淮軍700余人全部戰(zhàn)死。僅有英方船長高惠悌、兩名英國船員和兩名清軍士兵被日方打撈上艦?；窜姷聡塘暆h納根和一些清軍官兵泅水上岸逃過一死。至于跟隨高升號一起行動的操江號兵船，也難逃被日軍俘虜?shù)拿\。
總稅務司赫德給李鴻章 關于日本間諜事情的公文
事后，東鄉(xiāng)平八郎的決定一度讓日本政府非常擔心。首相伊藤博文就指責他做事魯莽不考慮后果，甚至喊出狠話：如果英國因此事對日宣戰(zhàn)，明治維新以來流血流汗的成果都可能毀于一旦！
可惜，僅就高升號被擊沉事件來看，清朝在這宗國際海事案上絕不是無牌可出：
首先，日清兩國在豐島海戰(zhàn)前并未宣戰(zhàn)，誰開第一槍的問題大有可爭執(zhí)余地。
其次，清朝官兵是否確實有海盜行為？
以上兩點看似輕描淡寫，實則關乎到日軍對英國船只采取武力行動的合法性！
時任浪速號艦長的 東鄉(xiāng)平八郎
然而，清朝政府卻沒有做出太多努力去落實關鍵證據(jù)。反倒是日本方面迅速行動，快速準備好大量文字材料。他們以浪速號軍官、高升號獲救船長和船員等人的調查筆錄為基礎，編寫出英文版的《高升號事件報告書》。正是這份建立在日方立場上的報告，作為獨一無二的完整調查材料，在高升號事件的審理過程中發(fā)揮了關鍵證據(jù)的作用。
相比之下，清朝中央和李鴻章在處理對外事務時一直宣稱：相信彼等秉持萬國公法，仗義行事。實則對國際法和國際準則既不了解，也不愿認真研究。
李鴻章更是想當然的認為，英國會站在自己一邊：
1 英國和清朝的經(jīng)貿(mào)關系遠比英日經(jīng)貿(mào)關系重要，自己與赫德等英國主持對華事務官員都關系良好。
2 中國官員普遍受傳統(tǒng)思想熏陶，將“實力和利益高于一切”奉為圭臬，忽視建立在多國體系和實力均衡框架上的國際法。
甲午戰(zhàn)爭的結局 在高升號沉沒那刻起就已經(jīng)注定
最終，英國方面判定高升號屬于在戰(zhàn)時替交戰(zhàn)國運送軍隊與物資，并運載清軍對船員和船只做出武力威脅行為。所以，日本對高升號的攻擊確屬無責，進而判定高升號損失的賠償應由英國人自己負責。
誠然，高升號事變僅僅是整場甲午戰(zhàn)爭的小小注腳。但在國際法領域的角逐吃虧，恰恰暴露出清朝強大外表下的真實內核。這層缺失很難靠器物層面彌補，更不可能通過反復整理故紙堆來獲得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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