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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冷研作者團隊-黎子堂

字數(shù)：4365，閱讀時間：約11分鐘

編者按：伊犁河谷出土的這尊銅武士像可以說是東西交通史、藝術(shù)史乃至于網(wǎng)絡(luò)“比較史學”（即斗獸）等相關(guān)領(lǐng)域文章的?？土恕Ｈ欢?，有關(guān)這尊武士像的身份，卻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定性，或指其為古烏孫人、斯基泰人/塞人；更時髦的觀點，則認為其是希臘人，甚者，將其視作古希臘神話中戰(zhàn)神阿瑞斯的塑像。各類文章眾說紛紜，令人困惑，故而本文嘗試梳理相關(guān)材料，以期能探清這尊神秘武士像的身份。

武士像出土位置及相關(guān)信息

據(jù)《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新源縣出土一批青銅武士俑等珍貴文物》一文報道，該尊武士像于1983年8月初出土于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新源縣鞏乃斯河南岸（新源縣城東北部約20公里處）的兵團農(nóng)四師七十一團場一連漁塘旁的土墩墓葬（下文簡稱“漁塘古墓葬”）。

武士像通高42cm、空心、重4公斤、頭戴尖頂帶彎鉤狀圓帽，雙手各殘留一方形小孔。報道中認為可能原來握有“劍或刀”，該像面目豐滿、雙目前視、上身裸露、赤足、深目、高鼻梁、有鬢角。

墓葬信息方面，報道中將該墓葬定性為“古代烏孫土墩墓葬”，并描述為“一排南北向并列”，后文也采取“墓葬群”的措辭，因此非單一墓葬。

另外，出土器物并非考古科學發(fā)掘得到，而是現(xiàn)場“征集”，除本文的主角-青銅武士像外，還征集到了“一件青銅三足大釜、一件銅鈴、一件青銅對虎距伏紋飾圓環(huán)、一件青銅對飛獸相同紋飾圓環(huán)、以及一件殘損的青銅喇叭形高足燈。”

這批器物被確定為“古代烏孫人的遺物”、報道還進行了初步斷代，為“青銅器后期文化，距今約有兩千多年歷史”。

另據(jù)劉文瑣《新疆的“三夷教”考古發(fā)現(xiàn)與研究》，同批出土銅器還有件“方座承獸方盤”，以及衛(wèi)斯《新疆早鐵器時代鐵器考古發(fā)現(xiàn)概述——兼論新疆的鐵器來源與冶鐵術(shù)的傳播問題》一文補充。

在1984年對漁塘古墓的發(fā)掘中還發(fā)現(xiàn)有陶器及鐵器（包含外包金箔的高圈足球形器和鐵刀，鐵帶扣），并認為該墓葬屬鐵木里克類型、絕對年代在公元前約700-前200年左右。這批文物應(yīng)系科學發(fā)掘所得，與前述征集所得青銅器非同批次出土。

綜上，可以看到1983年報道的信息并不完全，衛(wèi)斯先生文章雖有補充，卻也沒有詳細信息，且由于漁塘古墓為多墓組成的墓葬群，第一批次文物為征集方式獲得、第二批次為發(fā)掘，因此完全無法確定是否為同一墓中出土，更無從談?wù)撈淇脊疟尘靶畔⒘恕?/p>

再檢閱相關(guān)論文，發(fā)現(xiàn)在《伊犁河谷新發(fā)現(xiàn)的古城堡及相關(guān)遺跡》一文中介紹鞏乃斯南岸文物部分有引述一篇題為《新源縣七十一團一連遺址》的文章，該文發(fā)于《新疆文物》1987年第3期。

從標題和時間來看，其中應(yīng)該有對武士像出土地區(qū)墓葬具體情況的介紹。然而，筆者翻檢了眾多數(shù)據(jù)庫、均未能找到該篇文章的資源，僅日本方面收藏有該刊的紙質(zhì)件，然精力財力有限，無法前去借閱，因此，本文僅能通過現(xiàn)有材料對漁塘古墓葬群作有限的分析，而不能完整系統(tǒng)地進行說明，頗感遺憾。

以上，結(jié)合1983-1984年發(fā)掘的器物來看，漁塘古墓葬群的年代應(yīng)在新疆青銅文化晚期至早期鐵器文化之間。再從其他出土器物如各類獸紋飾品，墓主可能屬于游牧人群。

再從墓葬群的分布方式看，墓葬群中各墓應(yīng)有所聯(lián)系，或為一個游牧家族墓。至于武士像的年代，目前學界主流觀點為【戰(zhàn)國時代】，如1999年鞏留縣發(fā)現(xiàn)類似青銅武士像時，伊犁文物管理所報道提到“二者應(yīng)屬同一時期文物，即公元前5至3世紀”。

爾后如祁小山、王博編著的《絲綢之路·新疆古代文化》、單月英《移動的文化橋--黃金草原與東西方文化交流》、以及近年部分博物館相關(guān)介紹也均將武士像斷代至戰(zhàn)國。

武士像身份的爭議與觀點流變

前述提到，在1983年報道中，已將武士像等器物定性為“古代烏孫人的遺物”，因此，武士像的身份也應(yīng)當是與“古烏孫人”相掛鉤。但“古烏孫人說”的提法并未流行開來，后來更多學者從時空方位分析，認為其身份當為生活在新疆地區(qū)的“塞人”，這也是目前接受度最廣的觀點（下文簡稱“塞人說”）。

前舉《絲綢之路·新疆古代文化》、《移動的文化橋--黃金草原與東西方文化交流》皆持此說。不過，由于武士像頭戴的“尖頂帶彎鉤狀圓帽”的形制特殊（某種角度上與古希臘的弗里幾亞盔相似）。在后來東西交流史研究興起背景下，有學者將這尊武士像與西方的希臘-馬其頓相聯(lián)系。

筆者首見于孫英剛《犍陀羅文明史》一書，該書認為武士像“帶有希臘戰(zhàn)士特征、或者僅僅是戴著希臘式頭盔的戰(zhàn)士”，并將此與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東征相聯(lián)系。這一觀點（下文簡稱“希臘馬其頓士兵說”）出現(xiàn)后，迅速流傳開來，目前網(wǎng)絡(luò)上已經(jīng)有不少采用此觀點的文章。

甚至于，一些博物館介紹亦受此觀點影響，如新疆博物館文創(chuàng)公眾號《[一起看文物]No.1-來自伊犁河谷的國寶級文物》中直言“（武士）頭上戴著一頂尖尖的希臘式武士盔”、單月英《移動的文化橋--黃金草原與東西方文化交流》一文被轉(zhuǎn)載至“玉門歷史文物”時，玉門市博物館的編者還特意在介紹武士像的部分添加了“也有像亞歷山大馬其頓士兵一說”，可見是說影響之廣。

而這一說法在一些民間文章中被進一步發(fā)展，出現(xiàn)了所謂“戰(zhàn)神阿瑞斯”說。該說法縫合了前述“塞人說”與“希臘馬其頓士兵說”，一方面認為武士像是由塞人（持此說的文章一般稱“斯基泰人”）制造，另一方面又因為黑海地區(qū)斯基泰族群崇拜信仰戰(zhàn)神阿瑞斯，而認為武士像就是“戰(zhàn)神阿瑞斯像”。

綜上所述，關(guān)于武士像的身份，可以概括為四種說法--“古烏孫人說”、“塞人說”、“希臘馬其頓士兵說”、“戰(zhàn)神阿瑞斯說”，目前主要流行的是后三種說法，下文也是對這后三說進行分析，看哪一說法更為貼近實情。

武士像的真實身份

首先，造成武士像身份爭議的根源，就在于對其頭戴的“尖頂帶彎鉤狀圓帽”的判定，持“塞人說”者一般將此帽判定為草原游牧民族間流行的“斯基泰式尖頂帽”。

而持“希臘馬其頓士兵說”與“戰(zhàn)神阿瑞斯說”者則認為其帽乃“希臘馬其頓式頭盔”（新疆博物館文創(chuàng)公眾號介紹還額外補充認為盔上突起部分是“長盔纓”）。因此，要搞清楚武士像的真實身份，必須從其“尖頂帶彎鉤狀圓帽”切入。

武士像頭戴物的可以拆分為三大部分：1.寬大的圓形帽檐；2.稍微前彎的尖頂；3.位于尖頂上的連接后背的彎鉤狀突起物。

這三部分特征，也同樣見于鞏留縣于1999年8月收繳的另一尊青銅武士像，該武士像的頭戴物特征按翰秋《新疆鞏留縣發(fā)現(xiàn)一件青銅武士俑》一文的描述為“錐形帽，背負月牙形曲首扁平器（過頭頂與帽頂連為一體）”

筆者認為，從這三部分所反映的特征來看，其即不是常見的“斯基泰尖頂帽”，也不是所謂“希臘馬其頓式頭盔”，這更可能是伊犁河谷當?shù)厝瞬孔逅l(fā)明的一種特殊形制的頭盔或帽式。

一方面，【寬大的圓形帽檐】這一特征已經(jīng)直接排除了該帽為“斯基泰式尖頂帽”的可能性。刑義田先生在《畫為心聲：畫像石、畫像磚與壁畫》一書中曾將各式尖頂帽匯總成表?？梢钥吹?，無論哪一式的尖頂帽，都沒有武士像那般寬大的帽檐。而且，尖頂上也無“彎鉤狀物”存在。

同時，帽檐這一特征也排除了絕大部分希臘式頭盔的可能性。目前可知有帽檐的希臘式頭盔僅波俄提亞的部分變種（其他如阿提卡盔僅前部有檐，且整體偏小）、常見于希臘化時代，如希臘-巴克特利亞王國與埃及托勒密王朝。

前者形象可參考歐克拉提德斯金幣，后者可參考西頓的托勒密士兵墓葬石碑，從外觀來看，二者皆有寬大帽檐，帽頂?shù)拈L盔纓也可與“彎鉤狀物”對應(yīng)，然而，無論是希臘巴克特里亞式的波俄提亞盔還是托勒密王朝的波俄提亞盔，其盔型均無尖頂這一重要特征，因此，僅從外形上也基本可以排除武士像頭戴物為“希臘馬其頓式頭盔”的可能性。

即使退一步，將這種“外形”的差異歸咎于工匠的創(chuàng)作。從前引孫英剛先生《犍陀羅文明史》中將武士像與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東征聯(lián)系的角度來說，“希臘馬其頓士兵說”也難以成立。

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東征的文獻材料，僅見于斯特拉波《地理志》引Apollodorus的說明，其文曰“他們拓展其帝國甚至遠抵Seres和Phryni?！边@則材料在西方學界都受到廣泛質(zhì)疑。

而即使接受這一材料，如納拉因、坎寧安，也只將Seres與Phryni分別比附為疏勒、蒲犁。（轉(zhuǎn)引自楊巨平《互動與交流：希臘化世界與絲綢之路關(guān)系研究》）兩地分屬喀什與塔什庫爾干地區(qū)，去武士像所出土的伊犁河谷尚遠。

近些年，雖有學者進一步根據(jù)阿加托克利斯、潘塔萊翁、歐西德莫斯二世三王發(fā)行有銅鎳合金幣，認為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可能還將商路拓展至且末、小宛地區(qū)，以獲取當?shù)氐你~礦石。（可見于徐曉旭《“大宛”和“大夏”：張騫帶回的兩個希臘族稱》）

以上觀點都存有較大爭議，但無論如何，即使我們認可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曾踏足新疆，其至多也只在西域南道活躍，而未染指伊犁河谷所在的北道。再就年代上，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東征年代大致在歐西德莫斯王朝，即德米特里厄斯一世至歐西德莫斯二世期間。

參考曾晨宇先生《錢幣學視角下的希臘化世界的王位傳承與嬗遞-對巴克特里亞王國中早期歷史的再審視（下）》一文所列王表，大致在公元前二世紀前期（前195-前170）。而前述，武士像年代大致在前五世紀至前三世紀左右，換言之，僅從年代上就無法對應(yīng)。

以上，我們排除了“希臘馬其頓士兵說”，最后的“戰(zhàn)神阿瑞斯說”其實就更好排除了。

前面提到，與武士像同批次出土的器物還有一件青銅承獸方盤和帶獸紋的青銅環(huán)，而此前（1966-1976年間）新源縣城附近還出土過青銅翼獸方盤，按前引劉文瑣《新疆的“三夷教”考古發(fā)現(xiàn)與研究》，這些器物可能是獻祭儀式中的祭器，屬于早期祆教的遺存。換言之，這些器物反映了墓葬主人的信仰當為祆教。

那么，他們又怎么可能會制作異教的神像呢？

綜上，“希臘馬其頓士兵說”與“戰(zhàn)神阿瑞斯說”都不足為信，武士像的身份，應(yīng)當是“塞人”，不過其頭戴物品并非“斯基泰式尖頂帽”，而更可能是當?shù)刈迦旱哪撤N特殊盔型或帽式。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