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國家在工業(yè)文明追趕上的成功，絕不是靠運氣砸出來的，而是歷史、文化和現(xiàn)實條件一起熬出來的一鍋好湯。
翻開近代史，日本、中國、韓國這些國家在工業(yè)化路上的故事，既有相似之處，又各有各的精彩。
時間線清晰地串起來看，你會發(fā)現(xiàn)這些國家的每一步都踩得扎實，走得有章法。
日本：不僅買機器，還要把技術吃透
1868年，日本拉開了明治維新的大幕，這場改革可不是小打小鬧，而是從上到下、從里到外的一次徹底翻新。
整個國家像是憋著一口氣，要從老舊的封建殼子里蹦出來，直接奔著現(xiàn)代化的路子去。
這時候，伊藤博文站了出來，他可不是那種只會在紙上畫大餅的家伙。
作為一個實干派，他的手伸得特別長，既抓政治，又管工業(yè)，連細節(jié)都不放過。
他最出名的成績之一，就是主導了《大日本帝國憲法》的制定，這部憲法在1889年正式頒布，算是給日本的現(xiàn)代化套上了一套像模像樣的法律框架。
但光有框架還不夠，要真讓國家站起來，光靠喊口號沒用，得有硬家伙。
于是，伊藤博文把目光瞄準了工業(yè)，尤其是長崎造船廠這個地方。
長崎那會兒已經(jīng)是日本對外開放的窗口之一，英國人運來的蒸汽機早就擺在那兒，亮閃閃的機器看著挺唬人，可日本工匠一開始只會照著說明書按按鈕，出了毛病就傻眼了。
伊藤博文看不下去，他直接下了死命令：不能光會用這些洋玩意兒，得搞清楚里頭的門道，修得會、造得出才算本事。
他派了技術人員去盯著，英國的工程師在旁邊操作，他就讓日本工匠挨個兒上手試，連螺絲怎么擰、齒輪怎么調都得記下來。
有時候蒸汽機出了故障，英國人修的時候，日本工匠就蹲在一邊盯著看，手上還拿著小本子，把每一步都記下來。
到了19世紀末，這種扎扎實實的鉆研勁兒開始開花結果。
長崎造船廠已經(jīng)不只是修修補補，而是能自己攢出一整艘船了。
1890年代，日本的第一批國產(chǎn)蒸汽船陸續(xù)下水，雖然噸位還比不上英國的大船，但好歹是自己造的，零件到組裝全是日本工匠的手藝活兒。
鐵路這邊也沒閑著，1872年日本第一條鐵路從東京到橫濱通車，用的還是英國的機車和鐵軌，可沒過多久，日本就建起了自己的鐵路工廠。
到了1880年代末，東京附近的工廠已經(jīng)能軋出鐵軌，甚至還能攢出簡單的蒸汽機車。
這些重工業(yè)的底子一點點壘起來，靠的不是天上掉餡餅，而是工匠們一錘一鏨地干出來的。
明治維新后的幾十年，日本工業(yè)的骨架算是立住了。
造船廠的船越造越大，鐵路網(wǎng)越鋪越密，到了1894年甲午戰(zhàn)爭的時候，日本的軍艦已經(jīng)能跟清朝的北洋艦隊硬碰硬地干一仗。
這背后，長崎造船廠的蒸汽機也好，鐵路工廠的鐵軌也好，都是當年伊藤博文那股“學到根兒里”的狠勁兒攢出來的成果。
中國：洋務運動里藏著的硬核翻譯家
到了19世紀60年代，中國也開始憋著一股勁兒要追上工業(yè)化的腳步，這時候洋務運動就成了開路先鋒。
福州船政局的故事特別值得一講，左宗棠和徐壽這對搭檔干得挺帶勁。
左宗棠是清朝的大員，眼光放得遠，他1866年在福建弄了個福州船政局，打算造船搞工業(yè)，不能老讓洋人掐著脖子。
徐壽呢，是個技術大拿，他帶著一幫人從零開始琢磨怎么造蒸汽船。
1868年，他們搗鼓出了“黃鵠號”，這可是中國第一艘自己造的蒸汽輪船，雖然個頭不大，跑起來也不算快，但好歹是自個兒攢出來的，零件到船身全是手工敲出來的成果。
造船這事兒不簡單，徐壽和他的團隊沒啥現(xiàn)成的圖紙可抄，全靠摸索，機器零件壞了就拆開修，修不好就自己試著做新的，硬是把一堆鐵疙瘩變成了能跑的船。
1871年，他把英國人寫的《化學鑒原》翻譯了出來，這本書講的是化學原理，里頭有不少工業(yè)上能用得上的東西，比如怎么提煉金屬、怎么配燃料。他拉了幾個助手一塊干，花了好幾年才把這書整出來。
結果呢，福州船政局的工匠拿著這書，慢慢學會了怎么調配燃料，讓蒸汽機的效率高了不少。
徐壽有個想法，叫“取西人器數(shù)之學以衛(wèi)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這跟日本的“東洋道德西洋藝”差不多，都是想借洋人的家伙事兒，保住自己的文化底子。
到1870年代，船政局已經(jīng)能自己造些小型軍艦了，徐壽還順手培養(yǎng)了一批人，船政局里開了學堂，教年輕人學造船、修機器，課本里就塞進了他翻譯的那些西方科技書。
洋務運動這段時間，中國工業(yè)起步晚，底子薄，可有了左宗棠撐腰、徐壽實干，造船和機器制造總算有了點模樣。
1874年，船政局的船還下海試航了一把，跑了幾百里沒散架，證明這路子走得還不賴。
韓國：漢江奇跡的“偷師”絕招
時間快進到20世紀60年代，韓國這邊也上演了一出工業(yè)化的好戲，史稱“漢江奇跡”。
樸正熙1961年當上總統(tǒng)后，眼瞅著國家窮得叮當響，農(nóng)業(yè)撐不起啥大場面，他就下決心要搞工業(yè)。
1965年，他悄悄派了一隊工程師，里頭有金鎮(zhèn)滿這些人，跑到德國魯爾工業(yè)區(qū)去學技術。
魯爾那地方是歐洲的工業(yè)重鎮(zhèn)，高爐、煉鋼廠滿地都是，金鎮(zhèn)滿他們到了那兒，天天泡在工廠里盯著看。
德國工人怎么點火煉鋼，怎么調高爐溫度，他們就拿小本子記下來，有時候還上手試一把。
德國人給的圖紙全是德文，他們就硬著頭皮啃字典，把每條線、每個參數(shù)都摳清楚。
學了大半年，金鎮(zhèn)滿他們帶著一堆筆記和圖紙回了國，準備在浦項制鐵廠大干一場。
浦項制鐵廠是韓國工業(yè)化的關鍵一步，1968年開工，1970年就正式投產(chǎn)。
金鎮(zhèn)滿他們沒照搬德國的路子，而是琢磨著怎么改一改能更省錢。
德國的高爐設計是大手大腳，韓國沒那條件，他們就調整了爐子的結構，把燃料用量壓下去，還改進了冷卻系統(tǒng)，讓設備跑得更穩(wěn)。
結果呢，建這座廠的成本硬是比日本同類項目少了30%，省下的錢全砸進了后續(xù)擴建里。
到1973年，浦項制鐵廠的第一座高爐就煉出了鋼，年產(chǎn)幾十萬噸，質量還過得去，能直接拿去造船、蓋樓。
這技術改良不是瞎碰運氣，金鎮(zhèn)滿他們回國后天天跟工人們泡在一塊，反復試，反復調，才攢出這么個成果。
這“偷師”加創(chuàng)新的路子，讓韓國工業(yè)躥得飛快。浦項制鐵廠投產(chǎn)沒幾年，1970年代中期，韓國的鋼鐵產(chǎn)量就蹭蹭往上漲，1975年已經(jīng)能年產(chǎn)百萬噸鋼，夠自己用還有剩。
汽車產(chǎn)業(yè)也沒落下，現(xiàn)代汽車1967年成立，1970年代初就造出了第一款國產(chǎn)車“Pony”，零件不少是從浦項的鋼材里來的。
樸正熙還推了“出口第一”的政策，鋼鐵、汽車這些東西直接賣到國外，賺來的錢再投回去搞工業(yè)。
到1970年代末，韓國的工業(yè)已經(jīng)不是小打小鬧，鋼鐵廠、造船廠、汽車廠都能跟世界上的大玩家掰掰手腕。
從德國學來的技術，加上自己的改良，硬是把一個靠種地吃飯的國家，變成了工業(yè)化的新秀。這路子走得扎實，靠的就是不死板、肯鉆研的勁兒。
為啥東亞這么能追？文化和歷史給力
東亞國家能在工業(yè)化這條路上跑得這么快，靠的可不是某幾個大人物一拍腦袋就成了，而是幾千年的歷史和文化底子在后面撐腰。
東北亞這塊地方，從中國到日本再到朝鮮半島，幾千年來基本上都是大一統(tǒng)的國家格局。
秦漢唐宋也好，日本的平安鐮倉時代也好，國家機器一直管得挺嚴，底下的人早就習慣了聽上面的安排。
這種傳統(tǒng)到了近代，直接就派上了用場。
比如1868年的明治維新，日本天皇一聲令下，全國上下齊刷刷往工業(yè)化使勁，政府說修鐵路就修鐵路，說建工廠就建工廠，老百姓也沒啥怨言，配合得那叫一個順溜。
19世紀60年代中國的洋務運動也差不多，左宗棠在福州搞船政局，清政府撥款、調人，地方上立刻就動起來，工匠們加班加點干活，沒人拖后腿。
再看看20世紀60年代的韓國，樸正熙推“漢江奇跡”的時候，也是政府帶頭沖，國家定了個五年計劃，全國上下就跟打仗似的往前趕。
浦項制鐵廠1968年開工，工人們沒日沒夜地干，政府一聲令下，誰也不敢偷懶。這種“上面喊一聲，下面就動”的默契，靠的就是儒家文化攢出來的習慣。
儒家那套講究服從、講集體，幾百上千年下來，早就在東亞人骨子里扎了根。
擱在那些歷史亂七八糟、國家認同感稀薄的地方，想讓大家這么齊心干活，門兒都沒有。
還有個事兒也得提提，東亞的季風氣候和冷冬天也幫了大忙。
東北亞這地方，夏天雨多，冬天冷得要命，古代種地就得看老天臉色。
每年得早早計劃好啥時候播種、啥時候收糧，冬天還得攢夠柴火糧食，不然就得挨餓。
比如中國東北、日本北海道這些地方，農(nóng)民從小就得算著時間干活，晚一步都不行。這種計劃性和執(zhí)行力，跟東亞人幾千年對付天時地利的經(jīng)驗脫不開干系。
人口多+沒包袱，東亞的硬核底牌
東亞工業(yè)化能跑這么順，還有倆硬核條件得說說。
先說第一個，東亞這地方?jīng)]啥宗教包袱，接受資本主義那套玩法特別痛快。
明治維新時，日本1868年就定下要學西方，政府直接把英國的機器、德國的圖紙搬過來，工匠們二話不說就上手干，沒人覺得這玩意兒跟自家傳統(tǒng)有啥沖突。
中國洋務運動也一樣，左宗棠1866年弄福州船政局，造船用的是西洋技術，可底下人還是老老實實干活，沒啥思想負擔。
韓國這邊，樸正熙1960年代推工業(yè)化，全國上下直接奔著賺錢去的，誰也沒覺得長時間加班有啥不對。
這事兒跟宗教影響小的傳統(tǒng)有關系。東亞這邊，儒家管的是倫理道德，佛教道教講的是修身養(yǎng)性，沒啥硬性教條卡著工業(yè)化。
工廠開工，工人們能干12小時就干12小時，女人也能下車間干活。這種事兒擱在宗教勢力強的地方不好辦，有些地方教義不讓女人出門干活，有些地方覺得長時間勞動不人道，東亞這邊壓根沒這顧慮，資本主義那套“干得多賺得多”的邏輯，直接就吃得開。
再說第二個，人口多真是東亞的寶貝。古代這地方就人滿為患，中國漢唐時候人口就幾千萬，日本平安時代也有好幾百萬，朝鮮半島也不少。
到了近代工業(yè)化，這人口優(yōu)勢直接就炸開了鍋。
日本1868年明治維新，全國2000多萬人，工廠一開張，勞動力隨便挑，造船廠、鐵路廠從來不缺人手。
中國洋務運動時期，19世紀60年代人口好幾億，福州船政局招工壓根不用愁，工匠不夠就從鄉(xiāng)下拉人，立馬就能開工。
韓國1960年代搞漢江奇跡，全國2000多萬人，浦項制鐵廠建起來，工人一撥接一撥，流水線24小時不停。
地理上季風加寒冬，文化上服從加紀律，再加上人口多、沒宗教拖后腿，東亞的工業(yè)化就像攢齊了裝備，直接就起飛了。
參考資料：[1]楊先明.東亞經(jīng)濟奇跡論析[J].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1):16-2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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