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以往的印象中，凡是添加了弈棋元素的影視作品，因為有人設、背景等高概念的加持，常能在不聲不響間引人入勝。
如阿城小說改編的《棋王》（1991），是個體對反智蒙昧與利欲熏心的左沖右突；
如茨威格小說改編的《象棋的故事》（2021），是于自由意志而言，精神禁錮比肉身湮滅更具摧毀性；
如沃爾特·特維斯小說改編的《后翼棄兵》（2020），是孤獨向前的天才如何橫穿性別歧視和意識形態(tài)的鐵幕。
如今這部由韓三平、王寶強監(jiān)制，王寶強、陳明昊主演的《棋士》亦是如此。它別出心裁的懸疑色彩，不僅來自本格派推理的字斟句酌，更蘊含了社會派推理的大象無形。
大成若缺
曹雪芹有句名言：“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p>
中國歷來是一個人情社會，對個體而言，與其會做事，不如會做人。一個“不會來事兒”的人，很難獲得旁人的好評。
然而在《棋士》中，王寶強飾演的圍棋老師崔業(yè)，毫無人情練達，他唯一的憑借正是世事洞明。
那句“遇人則慢，遇事則快”的八字箴言，不僅是編劇此番的敘事策略，也是劇中角色的真實鏡照——雖不能妥善處理人際關系，但在常人束手無策的緊要關頭，卻能憑借自身稟賦為人之所不能。
換句話說，主人公在人際關系上的短板特別短，但在頭腦思維上的長板又特別長，正是憑借這一長板，他得以逢山開路，遇水搭橋。
在那場突如其來的信用社搶劫案中，淪為人質的崔業(yè)在情急之下，只得協(xié)助罪犯先行脫身，他出謀劃策時的細心、鎮(zhèn)靜與縝密，均體現了圍棋高手的人格特質。也正是憑借著對周圍環(huán)境的觀察與應對問題的習性，崔業(yè)得以帶領劫匪逃出生天，得以布局騙過布防者的眼線，得以在眾目睽睽之下瞞天過海，李代桃僵。
對于《棋士》里的崔業(yè)而言，他的大局觀、決策力與深謀遠慮，讓他顯得像一個“城曲深藏此布衣”式的天才。事實上，他對于“落子無悔”的果決，對于“滿盤皆輸”的提防，對于“世事如棋”的敬畏，都是經年累月形成的，他在危機面前輕車熟路的反應機制，來自時間的長期鍛造。
崔業(yè)明明不是一個普通人，但在劇情的一開始，他卻連普通人都不如。
譬如在劇中，校長讓他陪贊助商應酬，讓他故意輸棋給對方，讓他幫忙張貼少年宮的傳單，這些細枝末節(jié)都透露了主人公的社會化程度很低，在所處環(huán)境的生態(tài)位很差，平日里為人處世也低于平均標準。
而一個被看低的人刷新周圍人認知的故事，往往會帶來極大的反差感和戲劇性。就像一些戰(zhàn)爭片反映的那樣，很多“公認”的懦夫，其實骨子里最勇敢，他們才是救人的英雄。
在《血戰(zhàn)鋼鋸嶺》中，不愿上陣殺敵的道斯卻在生死線獨自救下75位戰(zhàn)友；在《美國隊長》中，看似瘦小的羅杰斯面對扔向人群的手雷，毫不猶豫地撲了上去，以減少同伴的傷亡。
正是通過這種欲揚先抑的創(chuàng)作手法，我們才得以發(fā)覺：諸多發(fā)生在人身上的誤會，未必是被評價者真的有問題，很可能是主流的評價標準太過單一僵化。
這一點在《棋士》里也是一樣。
落魄的少年宮老師，實際上是智慧超群、神機妙算的人杰。他的人格稟賦與社會評價存在極大錯位，而這份錯位中也蘊含著同等的張力?！独献印分v“大成若缺”，說的就是崔業(yè)這種人，意思是一個有大成就的人，往往看上去很有缺陷。
而故事的看點，就在于這一特殊人物如何以世事洞明來彌補人情練達，甚至是以世事洞明來反超人情練達。
在劫難逃
在《棋士》里，崔業(yè)因為卷入一場意外，最終走向了犯罪道路，他的悲劇人生看似偶然——即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了錯誤的地點，實際卻又蘊含著某種必然——即一個老實安分的人，沒有辦法通過正常路徑應對突如其來的生活變故，不得不鋌而走險，出此下策。
主人公的社會地位，從《棋士》開場的“空杯子”可見一斑。
在圍棋比賽表彰大會上，拿了冠軍的崔業(yè)坐在邊角，剛準備喝水，發(fā)現面前的杯子空空如也。事后下來跟校長交涉，獎杯不能拿走，因為要留給領導拍照；獎金更不能拿走，因為得上繳集體。
從世俗意義上看，在少年宮教“雜科”圍棋的崔業(yè)，無論放在過去還是現在，都和成功二字毫無瓜葛。也正是由于他的邊緣化，妻子與他早早離婚，哥哥打心眼里輕視他，上級對他呼來喝去，甚至課上調皮搗蛋的孩子也會向他亂擲棋子。
崔業(yè)生活的2000年，恰恰是一個從物質到精神都相對封閉、粗陋的年代，一個發(fā)展中的年代。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崔業(yè)這等小人物注定會被多元價值相對缺乏的系統(tǒng)全然吞噬。
這種吞噬的直接表現，就是崔業(yè)經濟上很拮據，勉強能養(yǎng)活自己，但經不住家人隨便遭遇一場變故。
在此不得不提到《棋士》對于年代感的建構，劇集質感十足地還原了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和人的心理狀態(tài)，那些對于舊物件、舊建筑、舊風貌的悉心打磨，并非流于表面，所有工具性的展示，都是角色生存處境的外化。
例如在吃一頓肯德基對普通人來說還很奢侈的條件下，崔業(yè)想給兒子買個帶玩具的套餐，還得臨時去銀行取錢；而身為刑警隊長的哥哥崔偉，慶功宴上那一大桌子漢堡雞翅吃得卻像家常便飯。
再如兩兄弟的出行工具，崔偉因職務之便，開的是汽車，崔業(yè)則是騎自行車。這種差異也體現在日常穿著上，作為體制內公職人員的崔偉，穿的是偏時髦的牛仔褲、皮夾克和polo衫；而崔業(yè)穿的則是略顯落伍的老款運動裝、手織毛衣和寬松西褲，夢回同由王寶強主演的《Hello！樹先生》。
崔家兄弟懸殊境遇之外的更大背景，是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分配失衡和階層分化。
90年代以來，在國民收入重新分配的過程中，通過勞動報酬分配的比重走低，大量財富通過非規(guī)范途徑流入個人手中。國有企業(yè)改制、資本運作和行賄受賄成為資源流轉的主要形式，且對整個社會的分配格局產生巨大影響。
在少年宮當老師的崔業(yè)，屬于被時代逐漸拋棄的那個階層，屬于要被甩掉的包袱和必須犧牲的代價。相應地，劇作也塑造了那一時期的先富群體，即以奸商王紅羽為代表的既得利益者。
劇中有一幕，信用社職員秦曉銘跪地求饒時，被迫將替王紅羽洗錢的黑賬本和盤托出，當綁匪之一的金夏生意識到里面隨手一串數字就是七千萬后，直接對秦曉銘拳打腳踢。
面對這個愣頭青的匹夫之勇，只能賺點零頭的秦曉銘也只能有氣無力地吐出一句——“那錢又不是我的”。
秦曉銘只是大人物的一枚棋子，而王紅羽的權勢滔天和地位穩(wěn)固，則來自多方需要：工人等著他發(fā)工資，政府等著他繳足稅，公益組織等著他多捐款。
這一作威作福的碩鼠形象，反映在“X劇場”此前那部《漫長的季節(jié)》里，便是狼狽為奸的廠長與港商。二人代表的上層群體，不僅在改革名義下試圖將國有資產據為己有，而且利用手中的權力對中層和底層巧取豪奪。在廠長那里，表現為他和女護士的不正當關系；在港商那里，則是持續(xù)將女大學生當作狩獵對象。
同樣的情節(jié)在《棋士》里也有演繹，比如崔業(yè)的前妻高淑華，正在王紅羽處任職，是后者常年覬覦的對象。面對王紅羽現實物質構筑的比較優(yōu)勢，崔業(yè)也只能悻悻地撂下一句孔乙己風范的“他棋不行”。
因此，主人公如何在黑化之后利用智商與韜略對情敵兼奸商的王紅羽反將一軍，成了劇作另一扣人心弦之筆。
當然了，如果崔業(yè)能通過辛勤勞動負擔孩子手術費，通過工作贏得周圍人的尊重，也許他就不會走上一條不歸路；如果社會有足夠的生存機會給到金夏生們，也許他們就犯不著為非作歹?？砂駱拥牧α渴菬o窮的，王紅羽們“殺人放火金腰帶”的例子就戳在那，火車跑得歪，自然也是全憑車頭帶。
特殊個體一招不慎、一念成魔的背后，隱藏著一種系統(tǒng)性、結構性的困境。
貓鼠游戲
雖然犯罪嫌疑人在國產影視中一定要被繩之以法，但其落案前“貓鼠游戲”的過程，往往最能給觀眾代入感，尤其是當角色引發(fā)共情之后。
類似電影《烈日灼心》里改邪歸正的辛小豐，早年不幸卷入一起兇殺案，后來變成了一個盡職盡責的輔警，甚至被隊長鼓勵考個正式編。辛小豐性格底色的純良，甚至令觀眾不期待東窗事發(fā)的一天。
而從最終的束手就擒，到束手就擒前一次次的金蟬脫殼，就構成了一部“嫌疑人已知”的懸疑劇作的最大懸念。
這種“捉放曹”“三顧茅廬”“七擒孟獲”式的推拉感，在提供極致曖昧的同時也提供了極致吸引。過程的起伏波折，絲毫不會因為結尾的確定性而褪色。
在《棋士》中，出現在案發(fā)現場的崔業(yè)一早就被警方懷疑，當年輕警察道出前者的反常行為時，身為刑警隊長的崔偉一句話就擺脫了弟弟的嫌疑：“他就記性好這么一個優(yōu)點。”
崔偉絕非袒護崔業(yè)，而是發(fā)自內心地認為后者爛泥扶不上墻，屬于徹頭徹尾的無用之人。饒有意味的是，這句原本輕蔑的話，卻達成了一記神助攻，令主人公得以暫時“脫身”。
之所以說是暫時，是因為從主人公協(xié)助劫匪脫逃的那一刻起，他的命運已經悄然偏離正途，即便屬于他的那條正途，本來也沒有多少希望。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夢的解析》里說：“人生就像弈棋，一步失誤，全盤皆輸，這是令人悲哀之事；而且人生還不如弈棋，不可能再來一局，也不能悔棋?！?/p>
《棋士》可以看作一個落錯子的棋手在一張不可逆的棋盤上試圖翻盤的故事，而那張棋盤的名字是人生。它涉及的懸疑拉扯，不是簡單的推理攻防，而是復雜的人性演練。
它是一個執(zhí)著的人逐步黑化的故事，是一個淳樸的人學會狡黠的故事，是一個原本安分守己的人作奸犯科的故事。它的人物弧光如此特殊，它的人性困境卻如此普遍。
No.6282 原創(chuàng)首發(fā)文章｜作者 臧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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