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戰(zhàn)爭勝利八十周年、故宮博物院成立一百周年紀念。回溯歷史，這兩件大事的交集——抗戰(zhàn)的爆發(fā)和故博的存亡，曾引出了一樁輝耀千古的佳話，這就是被譽為“文化抗戰(zhàn)”的國寶南遷。
貴州安順華嚴洞是抗戰(zhàn)期間故宮文物南遷極為重要的一站，1938年，為了保護故宮博物院的珍貴文物不被日本侵略者掠奪，故宮博物院將大量國寶分批轉(zhuǎn)移到我國西部進行隱藏。其中，80箱共計1022件國寶于1939年初被秘密轉(zhuǎn)移至貴州安順華嚴洞，這些國寶在洞中隱藏了近6年。
4月9日，“國寶南遷的記憶——華嚴洞藏故宮博物院歷代書畫珍品展”將在貴州安順古城藝術(shù)糧倉開展，將這段往事一一鋪陳。
文物南遷路線
所謂“國寶南遷”究竟是怎么回事？地處偏僻的安順又何以會與之有所關(guān)聯(lián)？當年入藏華嚴洞的又是些什么國寶？
安順旅游集團文旅融合創(chuàng)新研究院有限責任公司即將在安順古城歷史文化街區(qū)藝術(shù)糧倉舉辦“國寶南遷的記憶——華嚴洞藏故宮博物院書畫珍品展”，以紀念安順歷史上這一次千載難逢的機運，并借以致敬在抗日烽火中為守護國寶而歷盡艱辛的所有先輩前賢。
“國寶南遷的記憶——華嚴洞藏故宮博物院歷代書畫珍品展”將于4月9日在古城藝術(shù)糧倉開展。圖源：安順日報
生于亂世 命運多舛
故宮博物院，是北洋政府時期因軍閥混戰(zhàn)而催生的一朵奇葩。
故宮即紫禁城。辛亥革命后，按照革命黨人與清廷訂立的清帝退位條件，即“清室優(yōu)待條件”，溥儀保留皇帝稱號，其小朝廷由民國政府每年撥付400萬兩銀子供養(yǎng)；同時還規(guī)定遜清小朝廷須從紫禁城搬往頤和園。此后，由于民國政府陷于戰(zhàn)亂，溥儀在紫禁城里一住就是十多年，直到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爆發(fā)，馮玉祥發(fā)動北京政變，推翻曹錕政權(quán)，并將溥儀驅(qū)逐出宮，廢止其皇帝稱號。隨后，臨時執(zhí)政府組成“清室善后委員會”，負責清點溥儀出宮后遺留下來的所有公私物品，其中的重點就是對原清室以國家名義保存在宮內(nèi)的歷代文物進行清點、登記、整理、保管。以此為基礎(chǔ)，1925年10月10日宣告國立故宮博物院成立，并于當天正式對公眾開放，引起極大轟動。
故宮博物院老照片，原額為李煜贏題
1928年，忠于孫中山的南方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徹底終結(jié)了北洋系的統(tǒng)治。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更名為北平，隨即派人接管了故宮博物院。就在此時，身為國府委員的經(jīng)亨頤卻以故宮文物屬逆產(chǎn)為由，提出了一個“廢除故宮博物院，將其物品分別拍賣或移置”的荒唐議案，并獲國民政府通過；把清室以國家（朝廷）之名占有的歷代珍藏，視為一人一姓之私，此說之謬，竟能瞞天過海，得到國府大員們的認同，實在匪夷所思。幸有張繼、易培基、馬衡、吳瀛、沈兼士等有識之士挺身而出，大聲疾呼，并說動部分有力的國民黨軍政要員支持，經(jīng)亨頤的提案方被重新否決，故宮博物院終得保存。
1928年10月，國民政府頒布《故宮博物院組織法》，再次確認故宮博物院直屬中央政府管轄。同時組成一個包括政軍文各界名流在內(nèi)的37人理事會，負責對故宮博物院進行監(jiān)督和管理。1929年2月，正式任命易培基為首任故宮博物院院長。院以下新增文獻一館。任命易培基兼古物館館長，馬衡為副館長；張繼為文獻館館長，沈兼士為副館長；莊蘊寬為圖書館館長，袁同禮為副館長；李宗侗為秘書長；俞同奎為總務(wù)處處長等。
但不幾年，又發(fā)生了一件要求拍賣故宮文物的荒唐鬧劇。
那是1932年8月，因“九一八”事變后，日寇步步緊逼，國勢危殆，北平政務(wù)委員會特意召開會議，討論如何保護好故宮文物。詎料會上竟有人提出了拍賣故宮文物，以購買五百架飛機抗敵的荒謬建議，并形成了決議。幸虧易培基等博物院領(lǐng)導四處奔走呼吁，并得到社會各界的有力支持，此事方得以平息。
1933年，首任院長易培基因所謂故宮盜寶案而蒙冤去職，馬衡先生臨危受命，被任為代理院長（1934年實授院長）。馬衡上任后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故宮國寶的南遷。
1933年第三批文物集中在太和門廣場等待出發(fā) 圖片來源網(wǎng)絡(luò)
鼙鼓動地 國寶南遷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平津震動，危及北平文物安全，國民政府遂有將之轉(zhuǎn)移至南方保存的議案，史稱“國寶南遷”。
未料，此議一出，立即引起軒然大波，并形成了一個反對南遷的反對派陣營。反對派認為：文物雖然重要，但國難當頭，如此重物輕人，優(yōu)先遷走文物，不僅是動搖民心，甚至是置國土和人民安全于不顧；還有因擔心文物在遷移途中遭到毀損的部分人士也加入反對之列。其中，以原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所長周肇祥為首，還籠絡(luò)部分人士成立了一個名為“北平市民眾保護古物協(xié)會”的組織，聲言要用武力阻止南遷。一時輿情洶洶，輿論嘩然。
盡管如此，在力主南遷的院長易培基帶領(lǐng)下，故宮博物院同仁從1932年起，就一直在做著文物南遷的準備——整理、挑選、裝箱等等。其中，單是裝箱一項就非常麻煩，因有不少國寶如瓷器、玉器等，皆屬易碎之物。為防止搬運途中損壞、變形，博物院同仁為此專門請教了琉璃廠的老古玩商，請他們傳授包裝技術(shù)，又經(jīng)反復試驗，最后解決了這個老大難問題。此后歷經(jīng)萬里，轉(zhuǎn)輾流徙，南遷文物幾乎纖毫未損，證明此法確乎行之有效。
1933年1月3日，日軍侵占山海關(guān)，北平危殆，文物南遷刻不容緩，提上日程。經(jīng)國民政府批準，2月5日凌晨，第一批南遷文物共2118箱正式裝車啟運。為防意外發(fā)生，從紫禁城到火車站一段全程戒嚴，沿途軍警荷槍實彈，嚴加戒備；并派出一百多人的衛(wèi)隊隨車護衛(wèi)。列車自前門車站馳出，經(jīng)平漢線轉(zhuǎn)隴海線，以繞開天津，防止日軍轟炸破壞；然后再轉(zhuǎn)津浦線，抵達浦口。由于此行倉促，浦口沒有找到合適的保存地點，停留一個月后才接到轉(zhuǎn)運上海的指令。此后，又先后有四批文物陸續(xù)運抵上海，前后五批合計19557箱。其中，故宮博物院13491箱，另有6066箱分屬于古物陳列所（5415箱）、頤和園（640箱）、國子監(jiān)（11箱）等。這些國寶最終存放在上海天主堂街仁濟醫(yī)院及四川路業(yè)廣公司內(nèi)，由故宮博物院駐滬辦事處負責管理。
1933年首批裝運待發(fā)的文物在午門內(nèi)集中 圖片來源網(wǎng)絡(luò)
由于運到上海的文物只是暫時存放，新任院長馬衡一面呈請行政院同意，加緊將南京朝天宮改建為合適的庫房，以妥善安置暫時存放在上海的文物；一面組織人力，對所有運至上海的文物進行全面地清理、點收，并分類整理、編目。最后匯集為《存滬文物點收清冊》，油印裝訂，以此成為故宮南遷文物最系統(tǒng)、完整的著錄。
文物在上海存放期間，曾應英國之請，挑選了1022件文物精品，裝箱前往英國舉辦“倫敦中國藝術(shù)國際展覽會”，全程運輸由英方福克森號巡洋艦負責。這是中國文物首次以國家名義在國際上公開亮相，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1936年12月，所有存放在上海的文物分批運抵南京庋藏。
但未及一年，“七七事變”爆發(fā)，北平淪陷；一個月后，上海淪陷，南京危急。國民政府決定遷都重慶，并下令所有存放在南京的文物緊急轉(zhuǎn)移。從1937年8月開始，一場歷時更久，路程更長，條件更艱險的文物大遷徙拉開了序幕。
1937年文物遷移途中（北路） 圖片來源網(wǎng)絡(luò)
此番遷移，因皆自東（南京）而西進行，故有“文物西遷”之說。其路線圖如下：
第一批南路，共80箱，于1937年8月14日啟運。線路為：南京——漢口——長沙——桂林——貴陽——安順。押運人員有：莊嚴、曾湛瑤、那志良、朱家濟、李光第、鄭世文等。
第二批北路，共7286箱，1937年11月啟運。線路為：南京——徐州——鄭州——西安——寶雞——漢中——成都——峨眉。押運人員有：馬彥祥、牛德明、李光第、王志鴻、吳玉璋、黃貴生、梁匡忠、那志良等。
第三批中路，共9369箱，1937年11月底啟運。線路為：南京——漢口——宜昌——重慶——宜賓——樂山。押運人員有：馬衡、杭立武、吳玉璋、徐森玉、歐陽道達、劉官鄂、朱學侃、梁廷煒等。
天地妙蘊 國寶安身
且說第一批遷移的南路文物，于1937年8月14日裝船啟運，由水路運至漢口，然后再用汽車轉(zhuǎn)運長沙，存放于湖南大學圖書館地下室。這批文物雖僅80箱，但其主要構(gòu)成卻是1935年赴英倫展出的書畫精品，加上撤離時又臨時增添的部分文物，可稱稀世之珍。
文物運抵長沙后，院長馬衡曾親往勘察，打算在附近的一座山上開個山洞來貯放文物，但計劃還未實施，日軍就開始了對湖北、湖南的輪番轟炸。長沙已非久留之地，行政院急令將文物遷至貴陽。因湘西一帶土匪活動猖獗，行政院慮及文物安全，特指示繞道廣西，經(jīng)桂林入黔。并命湖南公路局派出十輛汽車負責運送，到廣西邊境再由廣西公路局派車接運，至貴州邊境則再換貴州公路局的車輛。幸虧轉(zhuǎn)移及時，文物遷走未及一月，長沙即遭到敵機轟炸，湖南大學圖書館被夷為平地。
1938年1月31日，80箱文物安全運達貴陽。但不巧的是，這一天正逢春節(jié)——夏歷大年初一，適值各機關(guān)放假，無人辦公。后幾經(jīng)聯(lián)系，乃由當時的貴州省主席吳鼎昌親自出面安排，將文物暫存于當時的綏靖公署內(nèi)，再后復移至毛光翔公館存放。
但不久，貴陽即開始遭到日機的襲擾。行政院擔心文物安全，指示須盡快尋找洞窟保存文物。當年8月，為挑選赴美展出文物（后因時局變化改為赴蘇聯(lián)展）而專程來到貴陽的傅振倫，也加入到尋找山洞的行列。如其日記所載：
“十月十六日。敵機屢犯貴陽，國民政府行政院令故宮博物院在貴陽保存的珍貴古物，尋覓洞窟存放，以策安全。省府派一秘書劉姓協(xié)助。本院主任約同朱家濟、曾濟時和我一同四出尋找洞窟。先至南岳山云鶴洞，是駐軍處，旁有陣亡將士墓。次至簸箕洞，由南口入，多鐘乳石……洞皆深邃潮濕?！?/p>
貴陽附近的山洞雖多，卻都潮濕不宜存放文物，找了幾處均不理想。后經(jīng)貴州省政府介紹安順華嚴洞，傅振倫與曾濟時即前往安順實地勘察，結(jié)果甚佳，如其所記：“洞內(nèi)廣闊，冬春干燥，頗宜保存古物?！?/p>
位處安順南郊的華嚴洞，距城約五里之遙，依山傍水，是一處山清水秀的所在，向以城南勝景著稱，曾被列為城外八景之一。傳南明時有僧名真興者曾在洞中誦《華嚴經(jīng)》故名，洞外山寨亦因此而名。洞后之山名紫峰山，后為乾隆時貴州學政洪亮吉更名為“讀書山”。洞口古木森森，洞前有廟，頗為隱蔽。洞內(nèi)寬敞、干燥，可謂天造地設(shè)，確是一貯藏文物的理想之地，不愧為“天地妙蘊”（民國貴州省主席楊森題）之稱。
民國時期的貴州省主席楊森題字
地址勘定之后，為安全起見，又雇人在洞中修建了木制庫房，其式樣如莊嚴所言“稍仿正倉院”。遺憾的是，這座唯一能夠證明故宮國寶入藏安順的物質(zhì)性載體，卻在國寶離安后即被地方政府拆除，事后莊嚴先生聞之，亦深表不解。
1939年1月22日，文物自貴陽運抵安順，入藏華嚴洞。故宮博物院駐安順辦事處亦隨之成立，由莊嚴（字慕陵）先生出任辦事處主任，成員有朱家濟、李光第、鄭世文等。后因朱、李、鄭三位先后離開，另補劉奉璋（峨士）、黃異（居祥）、申若俠（莊嚴夫人）三人。
故宮博物院駐安順辦事處部分同仁在臺合影，劉峨士（左一）、莊嚴（左五）、申若俠（右一）、黃異（右三）
貴州省保安司令部特派一連士兵到華嚴洞駐防，負警衛(wèi)之責。士兵們每日在洞前的曬壩上操練，“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的歌聲響徹云霄。
1939年4月13日，又有南京古物保存所的五箱文物（主要為青銅器）計118件，因委托故宮博物院代為保存而移藏華嚴洞。
自此，這批國寶在號稱黔中福地的安順，安安穩(wěn)穩(wěn)、平平順順地待了將近六年。
稀世珍寶 走出安順
入藏華嚴洞的80箱故宮文物，以書畫為主，兼有少量青銅器、玉器等。僅書畫一項，即約占故宮歷代收藏的百分之八十，其中自不乏許多稀世珍品。僅據(jù)1944年在貴陽展出的目錄看，就有如王羲之《三帖》、唐玄宗唯一存世墨跡《鹡鸰頌》、宋高宗《賜岳飛手敕》真跡、宋徽宗《臘梅山禽》，以及范寬《溪山行旅圖》、黃庭堅《松風閣詩》、趙孟頫《鵲華秋色》等等。其余的書畫大家還有：巨然、范寬、郭熙、李唐、吳鎮(zhèn)、歐陽修、蘇東坡、顏真卿、米芾、馬遠、倪瓚、董其昌、黃公望、趙孟頫、石濤、梁楷、唐寅、沈周、文徵明、徐渭、王守仁、楊龍友、王蒙、王原祁、王時敏、惲壽平等等。足可謂大師云集，如雷貫耳。
在貴陽藝展亮相的王羲之三帖之一《平安帖》
宋高宗《賜岳飛手敕》
趙孟頫《鵲華秋色圖》
馬遠《踏歌圖》
沈周《廬山高》
吳鎮(zhèn)《雙松圖》
最值一說的是，入藏華嚴洞的國寶，并未像以往民間傳說的那樣，嚴加保密，勿使走漏任何風聲。而是相反，曾先后三次走出安順，在國內(nèi)外公開亮相展出。
第一次：1939年9月，選出“銅器10件，古玉40件，繪畫48幅，織繡2件，共百件”，遠赴蘇聯(lián)，在莫斯科舉行中國藝術(shù)展覽會。
第二次：1943年12月，故宮博物院駐安辦事處根據(jù)院方安排，從華嚴洞選出196件歷代書畫精品赴重慶展出。
第三次：1944年4月，應貴州省主席吳鼎昌之請，特將在重慶展出的196件書畫精品選赴貴陽展出，令我省民眾眼界大開，成為轟動一時的盛事。如當時的《貴州日報》刊登一位觀眾的觀后感所言：“來勢洶洶的故宮書畫展，算是把我的懶散打倒了，并寫信叫遵義的朋友們也趕快來看，結(jié)語用的是恐嚇調(diào)子：‘你們要不來，你們就白活了?！?/p>
六載山居 無異世外
故宮博物院駐辦事處設(shè)于安順文廟內(nèi)。辦事處主任莊嚴，因攜有六口之家，另在城內(nèi)東門坡租了間民房供全家居住。莊嚴與其他辦事處同仁平時均居住于華嚴洞。如1938年在貴陽出生的莊嚴四子莊靈先生的回憶：“當時我們?nèi)屹U居在安順縣城內(nèi)東門坡一幢兩進木造民宅的右側(cè)廂房，辦事處設(shè)在文廟，而古物則庋藏在南門外的華嚴洞。平日父親和他的故宮同仁經(jīng)常為公務(wù)往返于辦事處和華嚴洞兩地，家中大小事務(wù)幾乎全由母親掌理?！?/p>
對于跟隨國寶遷到安順的莊嚴及其辦事處同仁來說，雖然肩負特殊的使命，卻沒有畫地為牢，抱團自處，而是與地方人士多有接觸和交往，甚至參加一些地方性的文化活動。據(jù)傅振倫日記記載，他們初到安順，就受到曾任國會議員多年而此時已告老還鄉(xiāng)的安順耆宿黃元操先生的宴請，普定縣的有名富商伍效高先生，也曾邀請他們一行專程到普定游覽著名的蓮花古洞。閑暇之時，莊嚴等人還喜歡到附近的村寨、山洞，探幽尋勝，了解當?shù)氐拿耧L民情。他們曾結(jié)伴游歷過安順著名的糧倉洞；春節(jié)期間，還請人引領(lǐng)，趕到北門外“花山”看苗族跳花，又到距華嚴洞不遠的五官屯觀看屯堡人跳神（地戲）。1943年安順民眾教育館舉辦藝術(shù)展覽，莊嚴曾提供部分展品參與其事，如《安順民國時期大事記》載：“10月10日，安順民教館為慶祝國慶，在安順舉行文獻藝術(shù)展覽會5天，展品有黃元操副議長、故宮博物院莊慕陵科長、張豐胄主任、陳達夫校長等數(shù)十家收藏的名貴拓片、青銅器、歷代書畫、照片以及近居西南的名畫家作品，共900余件?！?/p>
安順向有“滇之喉，黔之腹”之稱，是入滇要道，抗戰(zhàn)時期更成為許多流亡人士遷徙往來之所，不少故舊、同仁也因此順道之便，前往華嚴洞探訪莊嚴等人。如著名歷史學家向達先生，就曾于1939年到華嚴洞探望老友莊嚴，并有記云：“（民國）二十八年夏余自湘至桂，復取道貴陽去昆明，時慕陵居安順之華嚴洞，守護古物，寂處深山。安順為旅途所必經(jīng)，遂驅(qū)車往訪，并得見森玉前輩。四壁蕭然，案頭唯梵典數(shù)卷，為之慨嘆，留連者久之?！?/p>
內(nèi)中提到的徐森玉，名鴻寶，是著名的文博大家，擅長金石、版本、目錄之學及文物鑒定，許多大名鼎鼎的稀世珍寶都是經(jīng)其征集和鑒定的，有“國寶守護神”之譽。時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館長。1939年4月因腿傷到安順華嚴洞修養(yǎng)，曾與莊嚴捐資修繕懸于廟前廳上的洪亮吉題“讀書山”匾額。其后又數(shù)次因公外出，并曾兩次受命潛赴香港、上海，參與搶救、收購和鑒定因戰(zhàn)亂流散而出的珍貴典籍，每次事畢均返回華嚴洞居住。直到1942年方離開安順。
馬衡在洞中題詞（遺跡）的照片
1943年，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先生偕伍蠡甫蒞臨華嚴洞檢視文物，在此盤桓一月有余。一日酒后興起，乃架梯攀高，在洞壁上留下一段題辭，約為：“卅二年鄞邑馬衡偕伍蠡甫自陪都來整理故宮書畫與其事者莊尚嚴鄭世文也”。如今，雖因年深日久，字跡風化、漫漶，可辨識者不過十數(shù)字，卻是故宮國寶入藏華嚴洞的唯一遺跡和重要物證，堪稱彌足珍貴，亟需得到妥善保護！
正在裝運文物的貴州公路局汽車 莊靈 提供
黔南驚變 再上征程
1944年底，戰(zhàn)局丕變，一部日軍突然自桂林一線攻入貴州，占領(lǐng)了獨山縣，史稱“黔南事變”。國民政府急令藏于華嚴洞的故宮文物緊急轉(zhuǎn)移。由于云南長期處于日機轟炸之下，非安全之地，文物不能西行而只能東行至貴陽，沿桐梓、遵義一線，轉(zhuǎn)移至四川巴縣藏存。12月5日，藏存在華嚴洞的所有故宮文物裝車啟運，馳離安順。
從1939年1月22日到1944年12月5日，移藏華嚴洞的這批故宮國寶，合共在安順待了5年10個月零13天。
原南京古物保存所委托故宮博物院代管的五箱青銅器，因原單位已撤銷，經(jīng)國民政府教育部電令移交給安順民眾教育館接收，由此留下了1952年“故宮文物”在安順展出的一段佳話。
離開安順之后，莊嚴對這一段清苦又不失安穩(wěn)的山居歲月非常懷念，數(shù)月之后，就委請擅長丹青的劉峨士（奉璋）畫了一幅《安順讀書山華嚴洞圖》，并遍請師友題跋，以志其事。如其題跋所云：“余在安順時，頗思為山作志。蓋山以存國寶而傳，國寶以人維護而存，人以書而益彰。此志如成，名山名物名士永留于人口矣。惜有志未成，讀此圖者可代志觀。”
劉峨士繪：安順讀書山華嚴洞圖
而另一位同在安順加入護寶行列的故博同仁黃異（居祥）先生，則在1950年寓居臺灣時，畫出了另一幅充滿了民族風情的《安順牛場》圖。兩幅傳世之作，將故宮國寶與小城安順因國難而相遇、結(jié)緣的歷史傳奇，永久定格，傳揚千古！
黃異繪：安順牛場 題圖陳兼善，字達夫，抗戰(zhàn)時期任安順黔江中學校長
（本文原刊載于《文化安順》，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quán)刊發(fā)，行文略有調(diào)整。）
來源：杜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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