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稿是歷史學者經常觸及的研究材料，不同于已經整理出版的印刷本文字材料，這些材料本身透露了書寫者的書寫書體、修改痕跡、文具材料等相關信息，形成了更具書寫者個性和溫度的原始材料。譬如，沈志華教授曾在講座中提到：斯大林在一份協(xié)議文件上數(shù)次涂改、增刪，一場思維層面的“戰(zhàn)斗”躍然紙上，也是歷史學家值得關注的現(xiàn)象。與此同時，一些手稿透露了正式文本以外罕見的個人生活，或是對友人的關懷，或是對往事的追憶，皆是個體情感的不同側面。另外，手稿也是政治家、學者、藝術家思想碰撞的空間，一些非正式的討論也發(fā)軔于往來書信的字里行間，形成了正式場合以外的“第二討論場”。
因此，筆者借由路新生教授提出的“歷史美學”概念為視角，圍繞手稿的人文特性，與歐洲史學者Timothy Baycroft（貝蒂墨）教授展開數(shù)次探討，其間形成了一些頗有啟發(fā)的討論要點。本文將這些內容分為手稿的形式之美、情感之美、思想之美三個部分予以闡述，旨在說明手稿作為一手材料的獨特性質，啟發(fā)大家對手稿材料的進一步研究、探索。
手稿的形式之美
手稿不同于印刷品，帶有強烈的個人特征與主觀色彩。就史料價值而論，假若手稿與印刷品的內容一致，則價值有限。不過，手稿本身具有的獨特圖像形式往往被收藏者珍視，東方人的書法藝術極大程度上依賴于對魏晉以來“名家手稿”的臨摹和再創(chuàng)作，并樂于將重要的作品懸掛在廳堂之上。西方人也將一些重要的手寫紙本裝裱，用以顯示住宅的格調。可見，無論其中內容，手稿的形式之美受到普遍的珍視。
手稿的形式之美在于其“文人氣息”。手稿通常由文人（literati）的文字、符號、圖像組成，這些筆尖的運動軌跡往往是書寫者心性的自然流露。在中國，自魏晉時期流行“字如其人”的觀念，到《舊唐書》中所載柳公權的論斷：“心正則筆正，乃可為法”，這些說法都被后世廣為接受。柳公權是唐代書風的代表人物，至今其文字風格依然有著不小的影響力，被視為“君子氣息”的典型。西方人也熱衷于通過字跡判斷一個人的氣質、性情、心理狀態(tài)，從而以“管中窺豹”的姿態(tài)看到一個人的精神世界。 早在1622年，意大利哲學家巴蒂爾撰寫《依據(jù)字跡判斷人的性格與氣質》一書，開啟了筆記與個人氣質的討論。19世紀以來，一大批歐洲的人文學者也樂于投入到“筆跡學”的研究中來探討書寫者的“氣質問題”，也形成了文如其人的氣質判斷標準。
與此同時，手稿的形式之美也在于其直觀的“美術感”形式。中國向來將珍貴的手稿視作書法臨摹學習的范本，無論是魏晉時期“二王”行書信札的瀟灑線條，還是明清狀元工整書寫的小楷作文，這些手稿本身的筆法、字法、章法都成為中國人寫好漢字的標準范本，以至于當今“書法”從語文學科中脫胎，另立門派，成為研究漢字美學的專門學科。今人將書法單獨作為“視覺藝術”的傾向，雖然藝術性不是手稿創(chuàng)作的“初衷”，卻充分體現(xiàn)出手稿的形式魅力。歐洲人也喜歡欣賞、模仿優(yōu)美的手寫體文本，貝蒂墨教授將優(yōu)美字體的手寫文本稱作“半藝術形式”（semi-art form）。他強調歐洲手稿雖然能看到經過練習而習得的優(yōu)美字體，但是書寫形式并沒有成為中國人極其推崇的“書法藝術”，更多停留在一種教養(yǎng)層面的顯現(xiàn)。
依此來看，筆者認為從各個國家對“經典書寫”的用詞不難推敲出其態(tài)度，中國人將經典書寫稱之為“書法”，日本常作“書道”，而英文的calligraphy一詞由詞綴cali-（優(yōu)美的）和詞根graphy（圖像）組成，顯然，英文語境下的書寫并未成“法”，更勿論其中之“道”。西方手稿接近于一種悅目的文字圖像。因此，我們不難觀察到中國乃至東亞的手稿收藏注重其形式美學地位，即書寫的藝術性，而西方的手稿收藏更加注重其情感呈現(xiàn)和思想交鋒，即書寫者本身的思考歷程。這一點在牛頓、達芬奇、愛因斯坦手稿片牘難求的收藏品市場即可得到印證，這也導致手稿（manuscripts）成為全球拍賣行業(yè)專門的經營門類。
手寫《南京東方中學補報登記名冊》（1952），筆者收藏
手稿的情感之美
手稿優(yōu)美的形式本身具有一種天然的吸引力，也使人容易感受到書寫者筆尖的情感流動，展現(xiàn)出書寫者生活中的感性側面。若將手稿作為一手史料，我們顯然更容易看到一些出版物以外的書寫者個人情感，這些內容或透露著一些書寫者個人的人生苦悶，或是鉤沉往日的時光，有些情感也往往與重大歷史事件有著微妙的聯(lián)系。這些或是見證歷史事件，或是親歷歷史事件的人物手稿通常受到國家的重視，被收藏進入知名的檔案館、博物館、紀念館。
貝蒂墨教授表示，歐洲的名人手稿往往會被系統(tǒng)性地保存。這些手稿通常由知名人物的后代整理并捐贈給檔案館。檔案館接收后，根據(jù)材料進行編目、掃描、保管等工作。研究者通常只需要依據(jù)程序申請，就可以展開相關的查閱和研究，如此流程已經形成了高度的社會共識。這些手稿對于研究歷史人物的性格、態(tài)度和交友圈都至關重要。歷史上，我國最有影響力名人的手稿收集、保存和研究工作也都有系統(tǒng)展開。例如，新中國伊始，政府大力征集魯迅先生的手稿，民間的捐贈者積極響應，如今魯迅手稿大量保存在國家圖書館、北京魯迅博物館和上海魯迅紀念館當中。這些手稿也成為當代研究魯迅生活形象的重要依據(jù)。如今，一些地方性的手稿館也逐步建立起來，形成地方的檔案收藏。
2022年，華東師范大學開高校設立“手稿館”的先河，一批華師大相關學人的手稿在胡曉明館長的積極倡導下回歸華師大進行保存、研究、展覽。同年11月，“積健為雄——華東師范大學學人手稿文獻展”在校內開幕，60多份華師大老教授手稿亮相，他們更為生活化的一面也躍然紙上。比如，歷史學大家呂思勉先生的散文手稿《貓友記》借孟子描述上古先賢“居伴石木，游與生靈”的理想環(huán)境，悉數(shù)自己寵物貓的種種事跡，稱家中四只小貓為“友”，并起名為志道、據(jù)德、依仁、游藝。我們不難從字里行間看出老先生的情志高雅與學識廣博。
然而，一些地方名人的手稿則面臨著散失和毀壞的風險。這些手稿往往隨著老一代學人的去世而大量流入當?shù)氐呐f書、舊貨市場當中。譬如，筆者曾注意到江蘇省新四軍研究會常務副會長、新四軍軍史專家朱澤先生的大量手稿散失在南京、上海兩地的舊書市場，這些手稿部分已經集結發(fā)表，也有尚未付梓的文字。因此，筆者曾先后奔赴上海、南京收集這部分手稿。其中一些回憶文字來源于朱澤先生的親身經歷。這些手稿中包含相當數(shù)量的自作詩、悼念文、抗戰(zhàn)事件，是新四軍老戰(zhàn)士的珍貴歷史記憶。這些文字描述飽含著書寫者的炙熱情感，也記錄了老先生的生命歷程，其中《陳毅是蘇北抗日根據(jù)地先進文化的開拓者》的底稿細致刻畫出艱苦環(huán)境下陳毅軍長對抗戰(zhàn)戲劇、美術、文學工作的指導，可謂是新四軍“鐵軍精神”的生動詮釋。
手稿的“情感之美”是其天然的內在特征。清代散文家袁枚在《隨園詩話》中提出寫作應有“心摹手追”的靈性韻味，即講出手稿是心靈世界的直接投射。當代人逐漸適應了鍵盤打字的文字輸出形式，加之輸入法的高級聯(lián)想功能作祟，表達形式的轉變是否是當代文字情感弱化、消解，乃至于嚴重同質化的原因之一？這是我們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也凸顯出回望手稿“情感之美”的必要性。
《陳毅是蘇北抗日根據(jù)地先進文化的開拓者》手稿，筆者收藏
手稿的思想之美
如果說手稿的形式之美只需要雙眼觀察，手稿的情感之美需要我們識讀字句，那么，手稿的思想之美則需要我們細細品味，深入其個人生活、內容語境等。恰如前文所言，手稿常常成為正式場合之外的“第二討論場”，是思想者具體理論的發(fā)端之處。
歐美的公共收藏機構和私人藏家都十分注重手稿的思想性，手稿內容的思想性，尤其體現(xiàn)在未正式刊出的討論當中，其中文字讓我們得以見到思想者日常。比如，達·芬奇作為歐洲數(shù)學、工程、藝術、植物學多個領域的全科天才，其手稿主要收藏于大英圖書館、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博物館、比爾·蓋茨私人三方手中。其中《哈默手稿》雖然是比爾·蓋茨的私人藏品，不過，他在1994年購買之后便委托大英博物館專家進行破解和注釋，隨后，其相關成果也公之于眾，成為世界共享的學術資源。2013年，《哈默手稿》中文版發(fā)行，進一步推動了中文學術界對達·芬奇的研究興趣。
雖然，目前存世的達·芬奇手稿超過5000多頁，但《哈默手稿》無疑是最有價值的一本，其中涵蓋達·芬奇對水流的觀察、建筑設計、地質勘探等記錄。這些記錄是達·芬奇在米蘭時期（1506-1510）個人日常思考的集中展現(xiàn)，且手稿保存狀態(tài)極好，傳承有序。比爾·蓋茨表示《哈默手稿》體現(xiàn)出達·芬奇科學與藝術天賦的完美融合，這位歷史巨人的思考方式500年來依舊影響著今天的世界?！豆指濉分凶g本有這樣一段文字恰好給予蓋茨評價最好的解釋：“陽光照射到水面，水面整體反射出陽光。在水面的每一個角落都可以觀察到很小的太陽圖像，這樣，水下太陽的影子比起天空中的太陽，顯得特別小。如果眼睛可以觀察到整個水層，可能看到整個水面太陽的圖像層層疊疊，斑斕輝煌?！?/p>
如今，我國的科學史手稿收藏日益得到重視。譬如，2021年，楊振寧先生將個人的2000多份藏書、手稿、書信、影像資料捐贈給清華大學，并成立專門的收藏中心。這些資料不僅旨在補充當代物理學界的學術進程，更展現(xiàn)出物理學界的人文交往過程，成為一段以楊先生為視角中心的學術脈絡資料庫，也讓師生了解學術思想是在何種情景下交互并產生的。然而，一些“未在聚光燈下”的科學家手稿則依舊大量散落在民間。
1978年，清華大學物理學系恢復研究生班，4年后，諸國楨教授團隊在超聲波方面的研究取得進展，并在國際著名期刊《物理評論快報》（Physical Review Letters）上發(fā)表文章，這件事情也載入系史。不過，諸教授為人低調，公開報道非常罕見。筆者在南京書店中偶遇諸教授寫給南京地質學家張家驥的信件，其中不乏關于實驗方式的推敲，圖文并茂，清華科研人的日常思考不禁躍然紙上。
清華大學諸國楨教授與地質學家張家驥的通信（1987），筆者收藏
余論
基于筆者的個人收藏經驗，手稿的美學之談并非學術之外的閑談，類似的對話往往可以激勵學生對常見史學材料的多維度思考，以深化相關課題的多維度探索。特別是20世紀末“新文化史”寫作漸成顯學，歷史的寫作對象極大地擴展開來，一些抽象的概念討論，比如：情感、身體、交友圈都成為歷史學家關注的焦點。因此，手稿的美學討論也是我們了解書寫者思考方式、書寫語境、情感狀態(tài)的一扇門戶，值得一探究竟。高校學生也應該了解一些身邊可利用的手稿藏品資源，以豐富我們對一些學術史的理解和闡釋。
如今，我們身處AI技術及數(shù)字化的大變革時代，類似于歷史上的竹簡、碑文、刻本，手稿資源也將逐漸成為一種稀有的物質文化材料，或許成為未來研究者更加“遙遠”的記憶文本，值得我們去收集和保護，為后人的歷史文化研究增添一份養(yǎng)料。
（特別鳴謝胡曉明教授。胡教授在擔任華東師范大學圖書館館長期間，設立華師大“手稿館”，廣泛征集手稿藏品資源，并舉辦多種形式的手稿展覽，為廣大師生提供了學習和研究名人手稿的良好環(huán)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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