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盛夏，年過八旬的傅冬菊永遠閉上了眼睛。這一新聞當時并沒有很高的“熱度”，許多人甚至都不知道她去世了。
就像她生前無數次要求的那樣，這個曾將北平從戰(zhàn)火中拯救出來的名字，被刻意隱沒在普通病房的白色帷幕之后。
如果用一個詞來概括傅冬菊的一生，那就是“低調”。從青年到壯年再到老年，除了1949年那短暫的“高光時刻”外，傅冬菊可以說低調了一輩子。
傅冬菊于1924年出生于山西，此時正值軍閥混戰(zhàn)時期，他的父親傅作義為山西軍閥閻錫山效力，常年四處征戰(zhàn)，傅冬菊的童年也就在動蕩與顛簸中度過，這也養(yǎng)成了她堅強樂觀的性格。
作為高級軍官的女兒，傅冬菊可不是那種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大小姐，她從小就為追尋真理四處奔走，想要找出一條救國救民的道路。
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太原很快淪陷，山西遍地戰(zhàn)火，傅冬菊在父親的安排下前往重慶讀書。也正是在那里，她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感到自己多年來的求索終于有了結果。
1941年，傅冬菊秘密加入了一個叫“號角社”的組織，這實際上就是我黨的外圍組織，成員大多是心向革命的國民黨高官子女。
他們的身份就是最好的掩護，即便是軍統特務也不敢輕易調查他們，傅冬菊借此向中央提供了許多情報。
當然，這么多國民黨高官子女都已經對國民黨失去信心，本身就說明了國民黨的腐朽。
1942年，傅冬菊考入著名的西南聯大，攻讀英語專業(yè)。此時她與組織的聯系更加緊密，被吸納為地下黨成員。
抗戰(zhàn)勝利后傅作義安排她去美國留學，但她堅持留在國內，實際上是做情報工作，為天津地下組織提供掩護。
1947年傅冬菊終于入黨，實現了多年來的心愿，而她的入黨介紹人正是李克農。
遼沈戰(zhàn)役勝利后，中央開始為解放平津地區(qū)作準備，傅冬菊的高光時刻也即將到來?？紤]到傅冬菊的特殊身份，中央將正在天津的她調往北平，做傅作義的思想工作。
傅冬菊是以“陪伴父親”的名義回北平的，但一回北平，她就向傅作義亮明了身份，表示自己就是共產黨派來的代表，希望父親順應歷史潮流，宣布起義。傅作義自然極為震驚，但他又能如何呢？
畢竟是自己的女兒，總不可能綁起來送到軍統那里吧。
可以說，傅冬菊這個身份一開始就為說服傅作義打好了基礎。
從傅作義幫女兒隱瞞身份的那一刻起，他就很難跟蔣介石推心置腹，全盤接受來自南京的命令了。
當然局勢發(fā)展到這一步，傅作義自己也對國民黨的前景有些悲觀，這也是一方面原因。
傅冬菊則利用這一點，從現實和情感兩方面向傅作義發(fā)動攻勢。并將父親的心理狀態(tài)記錄下來，每隔一段時間就向中央傳達一次，便于中央作出判斷。
傅冬菊清楚，父親之所以在起義一事上猶豫不決，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是他手握數十萬雄兵，又有天津這個港口，尚有退路，感覺自己還有談判的資本。
第二是蔣介石為籠絡他多次給他加官進爵，甚至還在平津戰(zhàn)役前給他寫了親筆信，傅作義擔心自己投誠是辜負了“黨國”，會被人當叛徒，背后戳脊梁骨。
第三是傅作義向來關心下屬，擔心麾下數十萬官兵放下武器后不能得到妥善安置，到時候就辜負了弟兄們。
傅冬菊將這些信息傳遞給中央后，中央也調整了策略，采取了“雙管齊下”的方針。
一方面在新保安戰(zhàn)役和天津戰(zhàn)役中痛擊國民黨軍，切斷了傅作義的后路，也讓傅作義意識到武力對抗很難取勝。
另一方面又派傅作義的友人鄧寶珊等人進行游說，說明黨的政策。傅作義麾下的士兵放下武器后可以按規(guī)定改編或遣散，傅作義本人也有特殊待遇。
中央對傅作義的處理無疑是極為寬大的，不但保證“既往不咎”，還承諾傅氏族人可自由選擇留居北平或移居香港。
如果傅作義同意留下，還可以保留一個警衛(wèi)團以及一個專用電臺頻率，他本人也可以得到重用。
此前李濟深、張治中起義后受到的優(yōu)待也被刊登在《新華日報》上，由傅冬菊展示給傅作義。
傅作義看到連李濟深這樣參與過“剿共”，手上沾染過共產黨人鮮血的人都能被重用，也逐漸相信了中央的說法。
再加上解放軍節(jié)節(jié)勝利，已經對北平形成包圍之勢，容不得傅作義再猶豫了。
于是1月22日，傅作義在《關于北平和平解放問題的協議書》上簽字，命所部25萬余人出城接受改編。
1月31日，解放軍正式進入北平，這座古都終于和平解放。
傅作義簽署協議后，中央曾提出將傅冬菊調離北平，以躲避報復。畢竟北平城也并非由傅作義一手遮天，城內還潛藏了許多軍統特務，這些人自然對促成和平解放的傅冬菊恨之入骨，隨時可能對她發(fā)起暗殺行動。
可傅冬菊卻拒絕了，她不想看到改編工作節(jié)外生枝，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在堅持留在北平穩(wěn)定形勢，直到解放軍入城接管防務后才離開。
可以說，傅冬菊對于北平和平解放完全稱得上居功至偉，如果沒有她居中溝通，北平就算能和平解放，過程也絕不會那么順利。
無論是中央向傅作義傳達條件，還是傅作義向中央傳遞訴求，都總是要通過傅冬菊這個雙方都絕對信得過的中間人，傅冬菊的特殊身份無疑是促成和平解放的關鍵因素之一。
可傅冬菊卻從未居功自傲，更沒有以此向國家索取什么，甚至連這段促成和平解放的經歷她都很少提起，仿佛那是別人的故事。她就這么低調地又生活了五十多年，直到去世。
1949年8月，傅冬菊主動放棄優(yōu)厚的待遇，參加第二野戰(zhàn)軍西南服務團。本可以乘車的她硬是跟著部隊一路從湖南走到了云南，又從無到有地創(chuàng)辦了《云南日報》。
1951年傅冬菊被調回北京，此后長期從事文化工作。
晚年的傅冬菊過著獨居生活，比以往更加低調，以至于身邊許多人都不知道她是傅作義的女兒。
2005年傅冬菊悄然離世，根據她的遺囑，《人民日報》并沒有進行大篇幅報道，僅僅是在啟事欄刊登了一則簡短的訃告，電視新聞中也鮮有提及。這位低調了一輩子的革命功臣，連去世都是這么悄無聲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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