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4月29日，陳寅恪在《關(guān)于黃萱先生的工作鑒定意見》中寫道：“總而言之，我之尚能補正舊稿，撰著新文，均由黃先生之助力。若非她幫助我便為完全廢人，一事無成矣?！?/u>
黃萱與陳寅恪相差20歲，合作近14年。關(guān)于這段往事，廣東行政學(xué)院張求會教授與廈門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謝泳教授于3月29日在外圖廈門書城展開對談，探討黃萱與陳寅恪的合作關(guān)系及其學(xué)術(shù)遺產(chǎn)。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擇其精要，整理成文，以饗讀者。
活動現(xiàn)場
張求會：黃萱女士之所以能夠被外界所知，還要感謝陸鍵東老師的《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這本書是陳寅恪研究領(lǐng)域中里程碑式的著作。也是因為這本書，黃萱女士第一次走進大眾視野，我們才知道陳寅恪晚年身邊有這樣一位除夫人之外知己一樣的女士。
我認為，黃萱女士跟陳寅恪的關(guān)系可以概括為兩點：第一，他們年齡相差20歲，我稱為“忘年知己”；第二，他們是重要的合作者，兩人彼此尊重、彼此信任、彼此成就。
其實，外界對黃萱女士為陳先生提供教學(xué)科研的助手作用，以及黃萱女士自身的科研水平，一直是存在爭議的。期待新的材料出現(xiàn)，解開其中的謎團。
我們知道，汪篯先生在1946年到1948年之間在清華大學(xué)給陳先生做過助手。當(dāng)時他還沒成家，就住在陳先生家里面，是真正的“入室”弟子。陳流求、小彭、美延三姐妹在《也同歡樂也同愁：憶父親陳寅恪母親唐筼》這本書里講到：“汪先生住我家教室黑板后面，用布簾隔開的小間里?！?/p>
《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披露：1953年，汪篯帶著中國科學(xué)院院長郭沫若和副院長李四光的兩封信，滿懷希望地從北京趕到廣州，想將陳先生迎請到北京任職。陳先生一家人對他還是一樣地親熱，讓他住在家里。后來談崩了，不歡而散，陳先生下了逐客令。這才有了1953年11月22日早上那封著名的信——陳寅恪口述、汪篯筆錄的《對科學(xué)院的答復(fù)》。黃萱稱陳寅恪暮年臏足失明堅持寫作是“驚天地、泣鬼神”，其實更加驚世駭俗的是這封信。值得一提的是，在那個星期天的早上，現(xiàn)場有五個人：除陳寅恪、汪篯外，還有唐筼、冼玉清和黃萱。黃萱擔(dān)任兼任助教才一年，就能獲得陳寅恪如此信任，所以我稱她為陳寅恪的“忘年知己”。
汪篯這一次待在陳家，除了勸說老師，還觀摩了黃萱為陳先生提供教學(xué)科研服務(wù)的場景。因為汪篯的學(xué)歷、文史素養(yǎng)、專業(yè)知識比家庭主婦出身的黃萱都高出不止一個臺階，所以，汪篯回去告訴同門說，現(xiàn)在陳先生的工作效果不如以前。
陸鍵東老師在書里特別介紹了黃萱從不適應(yīng)到慢慢適應(yīng)的過程。這個剛剛走出家門且年過四十的普通女子，要完成角色轉(zhuǎn)換——從一個妻子、母親，變成陳寅恪這樣一位大師中的大師、教授中的教授的著名學(xué)者的助手，確實是戰(zhàn)戰(zhàn)兢兢的。書里介紹說，黃萱年幼時在娘家接受過五年的文史培養(yǎng)。盡管如此，但跟汪篯這樣的北大文科研究所出身的專業(yè)人士相比，還是不太一樣。所以汪篯才會說黃萱為陳先生當(dāng)助手，工作效果不如王永興、陳慶華等之前的專業(yè)助手。此外，陳寅恪說話的口音，黃萱一開始也不太適應(yīng)。好在陳先生特別有耐心、有辦法，有時候還會在小黑板上寫出來，讓黃萱抄下來。這樣，慢慢地一點一點打消了黃萱的顧慮，越到后面就越順暢。
張求會教授
中山大學(xué)陳寅恪故居的二樓走廊上陳列著一幅照片，拍攝于1957年3月8日，反映的正是陳寅恪、黃萱合作開展研究的場景。文字說明來源于黃萱的回憶：“陳先生因出入不便，就在寓中的走廊上課及做研究工作。他起床較晚，工作的時間是每星期五、六上午九時到下午一時半，每天早上我上樓后還來不及坐下，他便把當(dāng)天的工作安排給我。例如：應(yīng)查關(guān)于他的教學(xué)或研究的材料的某書某句，論文中的某段某句要修改或移置等等。他說：‘晚上想到的問題，若不快點交代出來，記在腦子里是很辛苦的。’以陳先生當(dāng)時的健康情況，倘無一種巨大的堅毅精神，是不可能堅持教學(xué)和研究工作的。他曾說：‘人家必會以為我清閑得很，怎能知道我是日日夜夜在想問題，準備教學(xué)和做研究工作的。’”
蔣天樞先生七八十年代接受陳家姊妹的委托，把陳先生的著作整理出來。他放下自己的研究工作，一門心思整理老師的著作，完成了一個壯舉。另外他也想把陳先生的家族文獻整理一番，包括陳寅恪的祖父、父親、兄弟的各類文字，盡量放在與《陳寅恪文集》配套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中。為此，他向陳先生的三個女兒、侄子、侄女，助手黃萱，還有像劉節(jié)、胡守為這些陳先生在中大的同事多方求證，收集材料。
陳寅恪的侄女、陳隆恪的女兒陳小從，委托我整理蔣天樞先生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寫給她的64封書信。陳小從女士當(dāng)時只給我提了一個條件——在她身后才能發(fā)表。我后來明白了，這里面涉及對一些親友的評價，老人家不希望引發(fā)不必要的誤解或糾紛。但這批信的史料價值確實很高，不公開實在可惜。權(quán)衡之下，她才提出了這樣的條件。按照她的要求，我在她去世后第二年，才在2018年春季號《中國文化》上發(fā)表了《蔣天樞致陳小從未刊信札輯注》。
這64封信中，有兩封跟黃萱女士直接相關(guān)，一封寫于1980年4月8日，另一封寫于同年4月12日。陳寅恪生前曾希望黃萱寫一篇文章談?wù)勊恰叭绾巫隹茖W(xué)研究”的。黃萱如實回答：“陳先生，真對不起，你的東西我實在沒學(xué)到手。”陳寅恪只好說：“沒有學(xué)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边@件事讓黃萱一直深感愧疚。后來在蔣天樞的鼓勵下，黃萱打消種種顧慮，鼓起勇氣，抱著贖罪的心態(tài)，撰寫了一份回憶錄。蔣天樞原來打算把這份回憶錄附在《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里，為了慎重起見，他把這份回憶錄給了幾個相熟的朋友看，幾個朋友都說“其中錯誤百出”，不足以代表陳先生本人的語言或觀點。所以，盡管陳封懷（陳寅恪的侄兒）很欣賞黃萱的回憶錄，蔣天樞考慮再三，還是“決定全部刪掉”。我們今天看到的1981年版《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和1997年增訂本都沒有黃萱回憶錄的全文。尚未整理出版的黃萱遺稿，有沒有類似的文字，值得期待。
最后，我想在這里念一下1964年4月29日由陳寅恪口述、唐筼代筆的《關(guān)于黃萱先生的工作鑒定意見》，向黃萱女士的在天之靈表示致敬。
“一、工作態(tài)度極好，幫助我工作將近十二年之久，勤力無間，始終不懈，最為難得?！?/p>
（這是1964年4月寫的。從1952年11月算起，黃萱為陳寅恪當(dāng)助手接近14年。直到1966年7月政治風(fēng)暴加劇之后，黃萱沒辦法去陳家工作了。陳先生跟黃萱女士都是大家庭中走出來的舊派人，同聲相應(yīng)、同氣相求，這種彼此的尊重、信任是非常難得的。比如說，黃萱雖然比陳寅恪小20歲，但他一直要求女兒們稱黃萱為“周伯母”。又比如，1953年，黃萱的丈夫周壽愷告訴汪篯：“陳愿意找黃萱做助手，大概是她不會將陳平時的言行往外傳?！保?/p>
“二、學(xué)術(shù)程度甚高，因我所要查要聽之資料全是中國古文古書，極少有句逗，即偶有之亦多錯誤。黃萱先生隨意念讀，毫不費力。又如中國詞曲長短句亦能隨意誦讀，協(xié)合韻律。凡此數(shù)點聊舉為例證，其他可以推見。斯皆不易求之于一般助教中也。”
（汪篯說陳先生工作效果不如以前，蔣天樞先生幾個朋友說回憶錄錯誤百出，但陳先生當(dāng)年鄭重寫下的評語有“學(xué)術(shù)程度甚高”幾個字。當(dāng)然，不排除在寫給組織看的鑒定意見里可能會稍微拔高，但我相信，無論如何，黃萱的文史功底不會差，因為陳寅恪舉的事例都很實在，最考驗功夫。大家想一想，一個家庭主婦出身、年過四旬的女子，能夠迅速跟上陳先生的工作要求，其間還不斷進修。如黃萱的兒子回憶說，陳寅恪讓黃萱找一句話的出處，黃萱找到了，仍要將全書看一遍，以便更深地理解陳寅恪的思路。這就是一種研究，而不是簡單地提供幫助。所以，我認為陳先生講的“學(xué)術(shù)程度甚高”不是溢美之詞，而是有充分依據(jù)的。）
“三、黃萱先生又能代為獨立自找材料，并能貢獻意見修改我的著作缺點及文字不妥之處，此點尤為難得?！?/p>
（陳先生最后還有一段小結(jié)：）
“總而言之，我之尚能補正舊稿，撰著新文，均由黃先生之助力。若非她幫助，我便為完全廢人，一事無成矣。上列三條，字字真實，決非虛語。希望現(xiàn)在組織并同時或后來讀我著作者，深加注意是幸。”
張求會著《陳寅恪四書》，廣東人民出版社，2025年1月
謝泳：我接著張老師的話，再簡單說一下黃萱的事。黃萱小時候住在鼓浪嶼。鼓浪嶼有一個地方名士，叫賀仲禹，黃萱跟著他學(xué)習(xí)。黃萱的父親是鼓浪嶼的首富黃奕住，家里可能請了不止一個老師，所以雖然沒有上過學(xué)，但她的古代文化修養(yǎng)是沒有問題的。黃萱的后代將她的遺物先后兩次捐給了廈門圖書館。據(jù)我初步了解，值錢的書都沒有陳列，我能見到的多是常見書和工具書。如果想要了解陳先生怎么做學(xué)問，那它們就是重要的輔助資料。黃萱遺物中意義最大的是12本手寫筆記，里面還夾有不少隨手寫的便條，這個很寶貴。這些筆記，說實話，做兩篇博士論文都夠了。
謝泳教授
研究陳寅恪的論說派學(xué)者，一般不太會常年不懈追蹤陳先生的史料，多是在已有史料上進行闡釋。像張求會老師這樣完全從第一手資料、而且?guī)е鴨栴}意識去追根溯源的，是純粹的考據(jù)派，像他這樣做陳寅恪研究的，我感覺全國有“五個半”人。這30年來，研究陳寅恪的多數(shù)新問題和新史料，可以說多是這“五個半”人發(fā)現(xiàn)的。如果你要研究陳寅恪，看這“五個半”人的書，基本上就了解了。
我來一一介紹：首先是張求會；然后是同在廣州的胡文輝；南昌的劉經(jīng)富；杭州的劉克敵；第五個是陸鍵東，他比較低調(diào)；剩下那半個人是在下，因為我只對他晚年的詩比較留意，我關(guān)注了十幾年。
陳先生說過：“詩若不是有兩個意思，便不是好詩?！边@句話也是黃萱披露的，陳先生有這個自覺意識，他也這樣做，這就導(dǎo)致了陳先生的詩需要箋釋，才看得明白，胡文輝在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我本人也對陳詩箋釋很感興趣，做過一些探索，出過一個小冊子。陳先生晚年是盲人，特別喜歡聽廣播。所有的報紙和學(xué)術(shù)雜志都有人給他念，從頭版一直念到最后。他的詩往往有對現(xiàn)實的觀照，很多時候都和當(dāng)時發(fā)生的具體事件直接相關(guān)。比如說《貧女》這首詩，胡文輝認為是批評“統(tǒng)購統(tǒng)銷”政策，我以前認為是諷刺陸侃如、馮沅君夫婦修改舊作《中國詩史》以迎合新時代，后來又覺得也有可能是指劉開榮（陳寅恪在燕京大學(xué)指導(dǎo)過的研究生）再版《唐代小說研究》時，大量刪除和陳寅恪相關(guān)的文字，而且致謝了與本書無關(guān)的學(xué)者，但沒有謝陳先生。當(dāng)然，這些都只是猜測，以后還需要更多的材料作為推測的證據(jù)。關(guān)于陳寅恪研究，各位不要迷信什么名校學(xué)者。
我剛才說的這五位做陳寅恪研究的學(xué)者，他們都比較注重收集材料，做的大部分工作都屬于考據(jù)，而不是空泛的闡釋研究。現(xiàn)在研究魯迅的書，肯定百倍于魯迅自己寫的書。其實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即使有再多的思想，也很難把魯迅的思想都猜透，這方面的研究，多是大而無當(dāng)，我注六經(jīng)而已，而考據(jù)最后是靠得住的。像張老師的《陳寅恪四書》就靠得住，如果你要了解陳寅恪，我就推薦這套書。它肯定能讓你了解到陳先生的生平和學(xué)術(shù)中最真實的史料。我始終覺得做研究應(yīng)該先把一些事實搞清楚，至于你想怎么判斷，那是另外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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