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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紀的歐洲，火刑、絞刑、輪刑仍被當作理所當然的“正義”手段。當司法充滿恐嚇與報復，當法律成為權力者的工具，當死刑幾乎變成令人毛骨悚然的表演，有人卻敢站出來質問整個制度的正當性——這就是貝卡里亞。

1764年，他在年僅26歲時，寫下《論犯罪與刑罰》，這本書隨手一翻就是振聾發(fā)聵的金句，例如“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罰就不再是一種正義的刑罰”“立法的唯一目的，就是滿足最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幸?！薄?/p>

該書的多個版本都廣受好評

這些思想即使放在今天，也依然令人驚嘆，當年這本書更是猶如驚雷，震動了整個歐洲，成為現(xiàn)代法治思想的起點。

有讀者感嘆道，其中的一些話或許需要學者思考多少個春秋才能得出。不夸張地說，這本書的洞見遠超出刑法，是一種站在人類理性與良知之上的思想表達。

我們翻開歷史發(fā)現(xiàn)，作為或者本應作為自由人之間公約的法律，往往只是少數(shù)人欲望的工具，或者成了某種偶然或臨時需要的產(chǎn)物。

我們的感情是有限的，人們越是尊重法律以外的事物，他們留給法律本身的尊重就越少。

人類歷史給我們的印象是：謬誤好似無邊的煙海，在這之上，漂浮著稀少的、混雜的、彼此遠離的真理。

輿論使俗人和智者都受到折磨，它推崇的是美德的外表，而不是美德本身；它為了自己的利益能夠把罪犯變成布道者。

偉人和富翁都不應有權用金錢贖買對弱者和窮人的侵犯……一旦法律容忍在某些情況下人不再是人，而變成了物，那么自由就不存在了。

勇敢這東西，要么閃爍在真理的光輝里，要么飛騰在欲望的火焰上，要么表現(xiàn)在危險的愚昧中。

恨是一種比愛更持久的感情，因為，恨從行為的持續(xù)中獲得了力量，而愛卻被行為的持續(xù)所削弱。

一些完全沉湎于最天然感情的人卻仍然愛好嚴酷的法律，因為他們擔心受到侵犯的心情比實施侵犯的愿望更為強烈。

對人類心靈發(fā)生較大影響的，不是刑罰的強烈性，而是刑罰的延續(x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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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卡里亞本人也從不把自己局限在“法學”范圍內，在他看來，當你站得越高越會發(fā)現(xiàn)真理是簡明而相通的。如果你最近不知道讀什么書，不妨換一個思路，翻開這本超越學科界限的經(jīng)典，打破自己的思維框架局限。

這本書的第一版在短短幾個星期內就被搶購一空，緊接著便不斷再版，到18世紀末的時候，它的各種版本不下60種。

在貝卡里亞看來，犯罪并非源自個人道德的墮落，而是環(huán)境因素下人趨利避害的自然選擇。貧富差距的巨大鴻溝、不平等的財產(chǎn)制度、壓抑性的婚姻規(guī)范，以及社會對未婚母親的苛責，都是導致?lián)尳?、偷盜、走私、通奸甚至溺嬰等犯罪現(xiàn)象出現(xiàn)的深層原因。

這種對犯罪原因的分析超越了當時主流的道德譴責和宗教懲戒觀念，彰顯出強烈的社會批判精神，由此出發(fā)他尖銳地指出，刑罰的作用僅僅在于社會防衛(wèi)，因此應與犯罪行為造成的客觀社會危害相稱。他所主張的“罪刑法定”原則，明確了犯罪只能由法律規(guī)定，而非法官的隨意解釋，這在當時是革命性的觀點。

貝卡里亞受霍布斯啟發(fā)，也從“維護絕對主權”的社會契約理論作為邏輯起點，但轉向了更加理性、人道、有限政府的啟蒙主義方向。

此外，貝卡里亞主張刑罰應具有明確的社會效用，反對不必要的殘酷刑罰。他詳細闡述了死刑的諸多弊端，指出殘酷刑罰不僅難以產(chǎn)生長久的威懾效果，反而可能制造新的暴力循環(huán)，刑罰的威懾作用不在于其殘忍程度，而在于其及時性、確定性與合理性。

一幅刻有托馬斯·阿姆斯特朗于1684年受刑的畫面顯示，行刑者將其身體剖開、肢解后，尸體被煮至半熟，并撒鹽與孜然，以防腐爛和鳥啄，后被運到各地公開展示。

他還極力主張嚴格區(qū)分法律責任與道德責任。他甚至反直覺地指出，傳統(tǒng)道德推崇的“古樸”往往制造著愚昧與暴行，而追求享樂和奢侈反而能催生出“人道、慈善及對人類錯誤的容忍”。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貝卡里亞拒絕道德，他只是揭示了道德自身的悖論，比如，不應對未真正違背道德的行為施加恥辱刑，否則會削弱對真正該受唾棄行為的刑罰效果。在貝卡里亞看來，法律如果越俎代庖地干涉?zhèn)€人的道德生活，只會陷入困境。法律的真正任務不是壓制人的趨利避害本性，而是合理地加以引導，讓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趨于一致。

從這樣的初衷出發(fā)，貝卡里亞提出了一系列至今仍然先進的主張。例如，當人們說“法不能向不法讓步”時，他已指出：法律絕不能讓無辜者像罪犯一樣忍受恥辱，那種使受害者處境惡化、卻為攻擊者提供便利的法律，是一種軟弱而非預防犯罪的法律。

再如“法無禁止則可為”，貝卡里亞早已表達：“每個公民都應當有權做一切法律未禁止的事，只有如此，社會才是正當?shù)?，人們才會擁?strong>無所畏懼的美德”；再如，針對“律師為何替壞人辯護”，貝卡里亞明確指出：“只有法律才能為犯罪定刑罰，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罰必然是不正義的”。

正如他認為犯罪往往是社會教給人們的，他還提醒我們刑罰可能制造犯罪的惡性循環(huán)。為此，他提出了“最大多數(shù)人分享最大的幸?！?/strong>作為衡量刑罰限度的功利性標準，這啟發(fā)了后來邊沁的功利主義。邊沁第一次讀到貝卡里亞的相關論述時，甚至激動地將他譽為“理性福音的第一位傳遞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