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六年（312），27歲的美男子衛(wèi)玠去世，謝鯤哭之甚慟，謂人曰：“棟梁折矣，何得不哀？”（《世說新語·傷逝》注）衛(wèi)玠死在豫章，亦葬在豫章。十余年后，王導以衛(wèi)玠“風流名士，海內(nèi)民望”，改葬于建康縣南十里之新亭東——正是周顗感嘆“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世說新語·言語》）的地方。巧合的是，衛(wèi)玠渡江時也發(fā)出過類似的悲慨：“見此芒芒，不覺百端交集。茍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晉人初履南土，家國之憂，鄉(xiāng)關(guān)之思，身世之感，千頭萬緒，紛至沓來。衛(wèi)玠是河東安邑（今山西夏縣西）人，無論豫章或建康對他來說都是“山河之異”；但王導遷葬時顯然認為建康優(yōu)于豫章。建康，是東晉南朝近三百年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南渡北人實際上的“鄉(xiāng)里”。
當謝鯤哀悼衛(wèi)玠時，他或許會預想自己的命運。謝鯤卒于豫章太守任上，墓志卻在建康。志文云：
晉故豫章內(nèi)史陳國陽夏謝鯤幼輿，以泰寧元年十一月廿八日假葬建康縣石子岡。在陽大家墓東北四丈。妻中山劉氏。息尚，仁祖。女真石。弟褒，幼儒。弟廣，幼臨。舊墓在熒陽。
以陳國陽夏人而葬建康，故曰“假葬”，并云“舊墓在熒陽”，以示衣冠舊族尚有還葬祖塋的希望。然而，對實際葬地的詳細記載——不僅有絕對位置“建康縣石子岡”，而且有相對位置“陽大家墓東北四丈”——已隱隱流露出希望之渺茫。南京出土的53方東晉南朝墓志，絕大多數(shù)屬于僑人，南方本土士人死后往往歸葬家鄉(xiāng)。“絕對位置+相對位置”的記地方式在僑人墓志中非常常見，甚至不少用同宗族的墓來描述相對位置：“葬于丹楊建康之白石，于先考散騎常侍尚書左仆射特進衛(wèi)將軍都亭肅侯墓之左”（《王興之墓志》），“葬于舊墓，在贛令墓之后”（《王閩之墓志》）。同宗族的墓互相聯(lián)結(jié)，將生前的血緣關(guān)系、政治關(guān)系固定為死后的喪葬空間，由此帶來的規(guī)模效應無言地宣示著家族勢力和榮光。
聚族葬和對葬地的書寫，包含著僑姓士族再造鄉(xiāng)里的努力。這種努力發(fā)生在地下，影響卻在地上，意在塑造生者的認同和歸屬。不同于買地券以鬼神為對象，墓志是針對活人世界的，既指向此刻，也通往將來。之所以設(shè)立墓志，是因為“年序云邁，陵谷徂遷”（《梁桂陽國太妃墓志》），墓可能遭到地殼運動破壞，也可能浮出地表，那時根據(jù)墓志便能知道是何人之墓。一方墓志提到周邊的墓，是為了給自己一個坐標，其預設(shè)對象是未來陵谷變遷之后看到這方墓志的人，“千世邂逅，有見此者幸愍焉”（《張鎮(zhèn)墓志》）。讀者預設(shè)和展示性，是“入土為安”觀念之下墓志的隱蔽面向，也是把握東晉南朝墓志發(fā)展脈絡的一個切口。
展示性給墓志帶來什么？最直接的影響，墓志不再是工具化的標識，也不是永夜中無人問津的存在。墓志的石本和文本，都可能經(jīng)受他者審視。東晉墓志僅記葬地和家庭成員；爰及南朝，彩麗的文風吹到地下，墓志不僅對志主生平有所敘述，而且在辭藻上“卷”了起來。
“苕苕玄緒，灼灼飛英。分光漢室，端錄宋庭。……淮棠不翦，澠鸮改聲。履淑違徵，潛照長冥。鄭琴再寢，吳涕重零。銘慟幽石，舟□□□。”（《劉懷民墓志》）按照南朝人的觀念，“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金樓子·立言下》），這樣的墓志文字綺靡搖曳，已然脫離應用型的“筆”而進入“文”的范疇。南朝后期墓志敘述家族世系時出現(xiàn)一種修辭性的寫法，不直書志主祖上歷代顯宦，而是“超鏈接”到其他文獻：“炳靈圣緒，體自琁源。積德景仁之基，配天經(jīng)營之業(yè)，固以詳乎二策，載在六詩，今無得而稱矣?！保ā读河狸栒淹跏挿竽怪尽罚白郧貪h逮于晉宋，世載光華，羽儀相屬。既以備于前志，故可得而略焉。”（《梁永陽敬太妃墓志》）這類表述更早的源頭在碑銘和文集序。孫綽《庾冰碑》：“氏胄之由，累葉之載，固已被于竹素，播其名跡矣?！比螘P《王文憲集序》：“其先自秦至宋，國史家諜詳焉?！北托蜃匀挥性S多讀者，但就深埋地下的墓志而言，它是讓誰去參看前代的經(jīng)史？據(jù)《唐會要》，唐代出殯隊伍中有“志石車”，可見墓志是公開送到墓穴。南朝缺乏相關(guān)記載，但蕭梁皇室的墓志很可能在下葬前亦有公開展示的流程。
墓志進入文學，也就進入文學的場域。別集和選本是墓志文本流傳的重要途徑，而后者尤其體現(xiàn)出當時人對墓志文學性的認識?！段倪x》收有任昉《劉先生夫人墓志》，唐初人編《藝文類聚》，收錄南朝墓志48篇。文集和類書便利了墓志的閱讀，與此同時，墓志的作者意識日益清晰。前引《劉懷民墓志》文辭美則美矣，卻不知其作者；文集、類書收錄墓志則系于作者名下。南齊作家王融、謝朓均有多篇墓志文傳世，出土的南朝后期墓志上多見作者題名，如《蕭融墓志》“長兼尚書吏部郎中臣任昉奉敕撰”，《黃法氍墓志》“左民尚書江總制，太子率更令□東宮舍人顧野王□”。
作者從幕后走到臺前，人們觀看墓志，也在觀看墓志的作者；“名家手筆”因而成為追逐的對象。沈約、徐勉、徐陵等知名文士創(chuàng)作了大量墓志，帝王貴胄亦參與墓志寫作，他們的身份是文華之外的加持。南齊宗室蕭特臨終，向時為太子的蕭綱求取墓志銘；裴子野葬，“湘東王為之墓志銘，陳于藏內(nèi)。邵陵王又立墓志，堙于羨道。”（《南史·裴子野傳》）《藝文類聚》所收48篇南朝墓志中，蕭綱12篇，蕭繹8篇，蕭綸1篇，加在一起幾近半數(shù)。
還有皇帝親自下場撰寫墓志的情況。禎明元年（587），五兵尚書孫玚卒，尚書令江總為撰墓志銘，陳后主又題銘后四十字：“秋風動竹，煙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云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陳書·孫玚傳》）文辭清麗，是典型的南朝風格。后主不僅撰銘，而且派人大張旗鼓地到墓地上鐫刻，身后哀榮，于斯為盛。本傳稱“時論以為榮”，墓志及其撰人彰顯出逝者身份，成為時人品評的對象，在生者世界持續(xù)發(fā)生影響。
締結(jié)宗族，再造鄉(xiāng)里；石墨鐫華，清詞麗句。江左士人的身后事，可謂熱鬧非常，這份熱鬧與墓志是分不開的?？v使“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陶淵明《擬挽歌辭》），墓志卻始終蘊含著“被看見”的渴望，在長夜中靜靜等待著重見天日的一刻，等待著它的讀者。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
原標題：《渴望“被看見”的墓志》
欄目主編：楊逸淇 文字編輯：李純一 劉迪 題圖來源：新華社
來源：作者：吳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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