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實習記者 王鵬凱 記者 張友發(f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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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哭邊打五星，看哭千萬網(wǎng)友，催淚神作，比《請回答1988》還好哭，近期這些在各平臺流傳的標題和詞條，基本上都在討論韓劇《苦盡柑來遇見你》（下文簡稱《苦盡柑來》）。

在“好哭”標簽下，這部由Netflix制作播出的韓劇最近席卷了全球，而在中國國內(nèi)，目前在豆瓣已有超過10萬人標記看過，并打出9.5分，成為《請回答1988》之后的又一部現(xiàn)象級高分韓劇。這部劇集以上世紀后半葉的韓國濟州島為時空背景，講述了女主角吳愛純一家在跨越70年的歲月里充滿挫折和韌性的生活史。

劇如其名，《苦盡柑來》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苦”。故事開篇很直觀地展現(xiàn)了年幼吳愛純的艱苦處境：父親早逝，母親改嫁，生活在奶奶家飽受排擠。身為濟州島海女的母親長年下水勞作染上重病，只活到29歲。此后，愛純在上學之余承擔農(nóng)務，撫養(yǎng)弟弟妹妹，幾年后繼父再娶，愛純四處投奔親人，卻屢屢碰壁。

度過悲情的童年后，愛純與青梅竹馬的梁寬植私奔未果后被學校開除，上大學改變命運的愿望破滅。與寬植結婚后，一家人持續(xù)在貧困中掙扎，一度交不起房租、無米做飯，還在一次意外中失去了小兒子。到了晚年，操勞一生的寬植還是由于癌癥離世。

劇集中，每當愛純遭遇不幸，往往都會下一場大雨，像是天上的母親光禮在痛苦地流淚。而在現(xiàn)實的社交媒體中，觀眾們的一個共同體驗同樣是“哭”，故事中或悲慘或感人的情節(jié)讓人頻頻落淚，甚至有觀眾發(fā)出眼睛哭腫的照片，這在戲里戲外構成了一種觀看的聯(lián)結。

隨著短視頻的流行，“好哭”作為一種濃烈的情緒標簽被影視營銷所廣泛征用，類似的觀看體驗在近幾年越來越被強調(diào)。關于悲傷，戴錦華曾引述《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的愛情》中的觀點，談到悲傷是可以宣泄、消弭或治愈，但我們的時代拒絕悲傷，否認其存在，因為在網(wǎng)絡、在游戲、在娛樂、在虛擬真實中，很容易找到替代性。

與對蘊含于家庭或社會層面的悲傷的拒絕相比，觀眾似乎并不反感文化產(chǎn)品中的苦難情節(jié)，甚至可能還鐘愛有加，在拒絕悲傷和擁抱苦情之間，究竟觀眾所為之痛哭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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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盡柑來》的故事讓很多人聯(lián)想到小說《活著》，同在東亞社會，兩部作品的主人公展現(xiàn)了相似的品質(zhì)：吃了足夠多的苦，但仍保持善良。

與《活著》的主角福貴和家珍在一連串的歷史苦難中堅守善良的傳統(tǒng)道德相似，在《苦盡柑來》中，愛純兒時心疼為搜尋鮑魚在海里憋氣太久的母親，寫下題為《笨鮑魚》的詩，想每天賺100韓元讓母親能夠休息；成家后，發(fā)誓不要做保姆的愛純主動承擔起操持家務、撫養(yǎng)子女的責任，如房東婆婆所說：“你不是生來就要做保姆，而是有顆照顧別人的心。”

丈夫?qū)捴哺且粋€接近完美的形象，在愛純失去母親、無家可歸時，寬植自始至終守在她身邊提供各種支持，甚至不惜對抗自己的家庭；成家后，寬植吃苦耐勞、甘愿犧牲，直到因病離世前，還在考慮提前把儲物架最上層的東西拿下來，以防愛純夠不著。如劇中人物所說：“活著真的很苦，幸好還有一點愛。”在漫長的歲月里，愛純和寬植憑借樂觀與韌性度過了一次次厄運。

在《重讀二十世紀中國小說》中，許子東將《活著》的寫作特點總結為“很苦很善良”——多厄運、少惡人，多美德、少英雄。具體而言，這些人物往往都是道德完美，善良無瑕，厄運不斷，仍然心靈美。

在許子東看來，這種策略受到讀者歡迎是因為“很苦”是記憶積累，又是宣泄需求。“很善良”是道德信念，又是安全策略。他認為在1980年代以后的文學中（甚至在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中），“苦難”是個取之不盡的故事源泉，“善良” 也是作家、讀者和體制“用之不竭”的道德共享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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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苦盡柑來》的成功證明，這一論述可以超出文學之外，在整個東亞的影視作品中適用。在這部韓劇中，故事源泉不再是此前偶像劇中的絕癥、車禍與失憶，而是濟州島海女及其后代的“苦難”，而主角的“善良”置于性別與生存難題之中，也更容易為劇集生產(chǎn)者與觀眾制造一處道德共享空間。

類似的創(chuàng)作思路在中國影視史上也可以看到，從早期的《媽媽再愛我一次》《星星知我心》，到上世紀末風靡全國的《渴望》，再到更近的《你好李煥英》《我的姐姐》，苦情元素一直都是打動觀眾的重要形式。

在早期影視作品的苦情戲碼中，角色往往流于臉譜化，親情和愛情則在苦難中成為“善良”的表達出口。查建英曾在《中國波普》一書中引述《渴望》編劇之一王朔的說法：“我們無非是使勁兒摧殘戲里的角色，讓所有人吃盡苦頭。我們讓好人好到家，又倒霉到家，讓壞人也壞到家，這樣就容易讓觀眾同情，就有戲?！?/p>

西蒙菲沙大學人文學系教授孔書玉對當代中國苦情戲的發(fā)展脈絡有過系統(tǒng)梳理，她認為，盡管故事被高度情節(jié)化，但苦情戲仍然與社會現(xiàn)實密切關聯(lián)，并制造了一種“情感寫實主義”，讓觀眾產(chǎn)生共情并留下眼淚。

這點在《渴望》中表現(xiàn)的十分明顯，主角的不幸遭遇往往和改革開放前后社會的急劇變化相關，而《苦盡柑來》里，創(chuàng)作者同樣試圖征調(diào)當時韓國社會社會變遷的種種元素，來喚起本土觀眾的共情。

正如孔書玉指出的，苦情戲背后的社會動力是制作者試圖通過喚起觀眾的情感經(jīng)驗來調(diào)節(jié)轉型時期的社會情緒，這可以被視為儒家觀念對“苦”的政治應用：苦情的表現(xiàn)隱喻著父權社會在政治理想與情感挫敗之間的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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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波普》查建英 著 李家真 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17-3 苦難敘事不只是“很苦很善良”

不過時至今日，我們可以從此類故事中看到新的變化，其中最為明顯的是苦難敘事中性別視角的轉換。

過往的許多苦情作品中，主角往往是男性，故事圍繞男性在社會中的遭遇展開?？嗲閯⊥彩菚r代劇，時代局限的一?；页蔀槁湓趥€體身上的一座山，不論是政治運動還是家庭離散，時代的苦往往就是男性的苦，而女性只是沉默地承受苦難。即使女性成為敘事主體，也容易固定為苦難中的母愛敘事。

例如在《活著》中，由于經(jīng)濟拮據(jù)，為了省錢讓兒子讀書，福貴跟家珍決定將女兒鳳霞送人，這種犧牲在故事里是常態(tài)；在困難時期，家珍病倒了仍要去掙公分，去娘家求救，最后摔倒起不來，福貴說：“家珍算是硬的，到了那種時候也不叫一聲苦。”

《苦盡柑來》雖然同樣有時代劇特征，但改變了這類作品長期以來男性中心的苦難敘事，并試圖指出女性在歷史中不可見的處境：即使在困難時期，女性仍然是更苦、更容易被犧牲的。劇集揭示了社會中長期存在的性別結構與不公，例如愛純在奶奶家被要求去工廠做工，用賺來的錢給家里的長孫還債；愛純婆家吃飯時女人和小孩坐在單獨一桌，吃著少得可憐的豌豆；喪母、退學的愛純被認為只能嫁給二婚男人，給他做免費保姆。

不同于簡單地訴說苦難，《苦盡柑來》還展現(xiàn)了女性在苦難中的進步主義想象。從做海女的外婆全光禮，到奔波于家庭和漁村之間的媽媽愛純，再到考上首爾大學的女兒金明，故事完整呈現(xiàn)了三代女性的彼此托舉。

從光禮開始，她一直在告訴愛純，不要做海女，也不要成為男人的“免費女傭”，要去上學，為自己而活，盡管在現(xiàn)實的生存壓力下，愛純沒能實現(xiàn)媽媽的期待，但她用自己的努力托舉起女兒金明，當婆家想要讓金明去做海女時，她憤怒地掀翻祭桌，帶女兒離開婆家，日后又賣掉房子供金明留學。如臺詞所說：“外婆在海里游，媽媽在地上跑，女兒才能在天上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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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角色也在變化。劇中愛純的丈夫?qū)捴彩莻鹘y(tǒng)社會中的一個非典型男性形象，他以一種幾乎毫無雜質(zhì)的忠誠對待愛純，當愛純被家人詰難時，他憤怒地與自己的媽媽和奶奶翻臉；他在吃飯時將豌豆夾給女兒，宣布自己以后要坐女人和小孩這桌；兒時的愛純在岸邊跟海女們聊天，說自己長大以后要做女總統(tǒng)，這時她身旁的寬植說，他想做“第一先生”。這不只是性別與權力關系的倒置，更承載了當代人對男性氣質(zhì)的新詮釋。

有媒體指出，《苦盡柑來》相比不少國產(chǎn)劇的進步之處就在于將女性權益的爭取建構在歷史脈絡之中，而不是如國產(chǎn)劇一樣在真空之中忽然完成。在此前的《當“中女”看到韓女”》中，界面文化曾經(jīng)談到，由于共享相似的東亞文化語境，中女更容易看到在韓女文學中被書寫的韓國女性困境，又在韓女的抗爭中看到一種對于女性未來的想象，《苦盡柑來》對于韓女困境與互相托舉的設計，也因此被中國觀眾看到，從而哭著打出五星。

這或許就是《苦盡柑來》的突破。在遵循苦難作為故事源泉，善良提供道德共享空間的技法后，《苦盡柑來》關于女性成長與困境的編年史寫法，又建構了一處新的進步主義與女性主義的言說空間。換言之，它不只是很苦很善良，還試圖指出“苦”背后的權力關系和社會結構，并讓人們相信“苦盡”會有“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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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盡甘來，這不僅是東亞社會長久以來堅信的道德哲學觀念，在世界范圍內(nèi)也是如此，從劇集標題的設計即可窺見。

原始的韓文標題是濟州島方言中的常用短語，直譯為“辛苦了”，在制作中，Netflix借鑒了知名英文短語“When life gives you lemons, make lemonade”（當生活給你檸檬，就做檸檬水），將英文標題改為“When Life Gives You Tangerines”（當生活給你柑橘）——柑橘是濟州島象征性的出口作物，占到全國99.8%。中文標題“苦盡柑來”也是改編自這一譯名，在某種程度上揭示了劇集希望傳遞的主題與觀念：生活很苦，但要保持樂觀堅強，去泡一杯甜蜜的柑橘茶。

這種觀念影響著觀眾的觀看行為，過去流傳著一種說法：生活越苦，越愛看苦情劇。在《殘酷的樂觀主義》一書中，美國文化理論家勞倫·貝蘭特（Lauren Bertlant）指出了當代人對于美好生活的一種近乎殘酷的依戀：人們被維系建構生活的日常弄得疲憊不堪，尤其是窮人和邊緣人群，生活是單一的，人們會犯錯誤，反復無常，殘酷而善良，而意外有時也會發(fā)生，人們的幻想和共同期待的美好生活正在被消耗磨損，即便如此，人們?nèi)匀粚@樣的關系如此眷戀。

在貝蘭特看來，這種依戀的殘酷之處恰恰在于，當今社會維系和再造生活的勞作，正是對生活本身的消耗，換言之，正是人們所期望的對象本身造成了這些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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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苦盡柑來》中，兒時的愛純無比憧憬心中的美好生活，她喜愛文學，是濟州島出名的少女詩人，她想上大學，總說自己以后要去首爾，嫁到很好的人家。為此，她試圖抓住生活給予的每一個承諾，母親離世后，她相信了繼父的承諾，留在家中撫養(yǎng)弟弟妹妹，只為繼父出錢供她上學；被退學后，她一度相信二婚男人讓自己上學的承諾，但最后得知對方只是想要一個免費保姆；成家后，她放棄了這一心愿，轉而希望能由女兒替自己完成。

貝蘭特指出了一種“忍耐的技術”，即當代人常常通過一種“以后”的概念懸置對此刻的殘酷性的質(zhì)問，這意味著仍然相信他們習以為常的依戀系統(tǒng)，保持在一種互惠、和解或順從的關系中，這可能伴隨著麻木。這究竟是一種怎樣的期待和承諾？

在《苦盡柑來》以及一系列相似故事中，這個承諾可以被概括為“善有善報”，像愛純和寬植這樣善良、勇敢又充滿韌性的人，理應值得擁有美好的生活，即使只是一部分，即使會付出很多痛苦。屏幕前的觀眾何嘗不是如此呢？從這個維度來看，《哭盡柑來》仍然符合了大眾文化的社會功能，用善良與樂觀，為苦難與悲傷找到了消解方式。

因此，《苦盡柑來》之所以如此受歡迎，某種程度上就在于影片仍然替我們兌現(xiàn)了這一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