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龍附鳳》是一部研究北宋顯赫將門潞州上黨李氏興衰的作品。通過皇室與功臣的聯(lián)姻是歷代王朝維護統(tǒng)治的重要手段，宋朝皇室以武將起家，因此宋代將門眾多，能攀龍附鳳成為外戚將門的卻是少數。潞州上黨李氏入宋后，李處耘、李繼隆、李繼和、李昭亮祖孫三代四人相繼建功立業(yè)，仕至高位，李處耘之女又貴為宋太宗皇后，使得這一家族興盛一時，成為北宋時期兼具軍功和外戚特色的著名世家大族。
本書根據詳實豐富的史料，以生動的筆觸敘述了李氏將門三代主要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跡和功業(yè)。通過考述李氏將門百年的興衰史，來考察宋代君主從宋太宗、宋真宗到宋仁宗，如何籠絡與利用外戚將門，并利用其平衡文臣集團的力量。
《攀龍附鳳：北宋潞州上黨李氏外戚將門研究（增訂本）》，何冠環(huán) 著，重慶出版社出版
>>內文選讀：
北宋開國“第一功臣”，是如何被趙普害死的？
李處耘被貶，除了因太祖要維護慕容延釗外，筆者認為亦與趙普的排擠有關。過去，學者談論趙普與李處耘之間關系的尚不多，研究趙普成績卓著的亡友張其凡教授（1949—2016）曾留意到趙普晚年時曾推薦李處耘的侄兒李繼凝。不過，對太祖朝趙普與李處耘的關系如何，卻沒有深究。 趙普與李處耘是陳橋兵變的策劃者，他倆雙雙從太祖征李筠，當趙普拜樞密使時，李處耘就是他的副手。本來從淵源關系來看，二人關系應不差。但《李繼隆墓志銘》卻記李繼隆在其父貶官時“侍行淄川，為當途者除其籍”。又記當李處耘喪事完結后，李繼隆復官時，“當時用事者或先王有憾之人，方邀寵于明庭，思敵怨于后嗣，公之所厚為公危之”。而《宋史·李繼隆傳》亦記李繼隆初出仕時，“權臣與處耘有宿憾者，忌繼隆有才”。二書中這個呼之欲出、史臣諱言其名、與李處耘有“宿憾”的“權臣”，并除掉李繼隆官籍的“當途者”，除了趙普外，實不作他人想。二人宿怨何來？筆者以為出于趙普對李處耘的嫉妒。史稱趙普“多忌克”，曾屢次排擠太祖信任的人。趙普大概見到李處耘再次立下大功，怕太祖對李的寵眷超過自己，于是借慕容延釗攻擊李處耘的機會，以“朝議”之名指責李處耘行事專斷，不顧眾議，并以太祖與慕容延釗的特殊關系勸服太祖，以犧牲李處耘來安撫慕容延釗以下的宿將。趙普當時是樞密使，是李處耘的頂頭上司，論職權，論和太祖的關系，趙普對慕容、李相爭的意見，太祖是非聽不可的。依趙普的盤算，李處耘這次被貶，就無法再上一層樓，威脅他的地位。李處耘這次平定荊湖，若非發(fā)生與慕容延釗相爭的事，他升任樞密使是順理成章的事。李處耘文武雙全，又得太祖寵信，若再立功勛，誰能保證他有一天不會取趙普的位置而代之？故此趙普要盡早擠走李處耘，改薦他可以駕馭的人做他的副手，這是他專權固寵的必要手段。
李處耘被貶，為何他“懼，不敢自明”？筆者認為這是李處耘聰明的地方。楊億在《李繼隆墓志銘》用了《戰(zhàn)國策》中曾參被謠傳殺人，最后其母不免半信半疑而投杼越墻的典故，似乎隱喻當時太祖已為危言所惑。大概李處耘知道趙普之言已先入，即使太祖召見，給他自辯的機會，也敵不過趙普背后傷人的暗箭，倘一時說話不慎，激怒太祖就更不妙，故他選擇不自辯。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長編》和《宋史》都有一則稱揚呂余慶人品的記載，可作為筆者上述看法的旁證。三書均記在乾德二年四月，即李處耘獲罪貶淄州半年后，太祖向剛從江陵府還朝的呂余慶“委曲”地詢問關于李處耘得罪的事。據曾鞏的記載，“及除執(zhí)政而處耘被黜，同列欲共排之。上問處耘，第以實對”。其時慕容延釗已死（慕容延釗卒于乾德元年閏十二月），而趙普已在這年正月拜相，寵眷正隆。太祖忽然重提舊事，有兩個可能：一是他受人挑撥，余怒未息，想從呂余慶身上尋找李處耘更多的過錯，再將他重譴；一是省悟李處耘受了委屈。筆者傾向于后者，蓋李處耘長子李繼隆本來除籍，但他第二年隨母入賀太祖生辰時又得太祖特恩復官，可見太祖仍對李處耘顧念舊情。史載當太祖問呂余慶關于李處耘事時，呂“以理辨釋”，并因此得到太祖欣賞其誠實，而擢拜參政。教人玩味的是，在這條記載后，三書跟著記在開寶六年九月趙普失寵罷相后，呂余慶沒有像太祖的左右般向趙普落井下石，反而厚道地為趙普辯護。三書的作者將這兩件事放在一起論述。當然是想告訴讀者呂余慶的可敬處在于他不畏權勢，肯說真話。呂余慶不畏何人？我們倘結合當時的環(huán)境去看，便知道在乾德二年權勢最大的人就是炙手可熱的趙普，而在開寶六年卻是將趙普打倒的太宗。三書的作者展示給讀者強烈的對比：趙普在乾德二年時如日中天，在開寶六年卻失勢被貶。我們再從呂余慶被認為不畏權勢這點去看，他在乾德二年對太祖所言，必是冒犯違逆趙普的事。事涉李處耘而最可能開罪趙普的，當是揭示趙普當年對李處耘的指控并非完全屬實。
這里附帶一談的是，趙普打擊李處耘的動機，究竟純出于個人對李的嫉妒，還是別有緣故？蔣復璁教授（1898—1990）和張其凡教授曾先后撰文論述在太祖朝，太宗與趙普曾長期明爭暗斗，并用盡手段打擊對方集團的人物。不過，在兩位教授的著作里，均沒有談到李處耘之貶是否為趙普打擊太宗的手段。我們從種種蛛絲馬跡去看，自陳橋兵變開始，李處耘與太宗的關系已非泛泛，后來李處耘的女兒更成為太宗的晉王妃。筆者認為，趙普打擊李處耘時，他與太宗尚未成為權力的角逐者。我們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趙普當時已處心積慮去削除最有資格成為太宗羽翼的李處耘。不過，他出手打擊李處耘時，若說完全沒有考慮太宗的因素，亦于理不合。筆者以為趙普當時打擊李處耘，還是出于個人私心嫉妒居多。
太祖在慕容延釗死后，而李處耘委屈大白之時，仍然將李貶于淄州，投閑置散，最可能的解釋是趙普反對馬上起用李處耘。太祖在乾德二年八月，首命潘美、丁德裕、尹崇珂、張勛攻克南漢的郴州（今湖南郴州市），做稍后攻取南漢的準備。然后在同年十一月，展開他統(tǒng)一天下的第二波軍事行動，目標是四川。太祖分兩路攻蜀，他命忠武軍節(jié)度使王全斌為西川行營鳳州路都部署，武信軍節(jié)度使、步軍都指揮使崔彥進為副，而以樞密副使王仁贍為都監(jiān)，率主力部隊攻蜀。另命寧江軍節(jié)度使、馬軍都指揮使劉光義為歸州路副都部署，內客省使、樞密承旨曹彬為都監(jiān)，統(tǒng)偏師助攻，并命藩府舊人給事中沈義倫為隨軍轉運使，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刺史曹翰（924—992）為西南轉運使。太祖在大軍出發(fā)前，特別叮囑諸將，“行營所至，毋得焚蕩廬舍，毆掠吏民，開發(fā)丘墳，剪伐桑柘，違者以軍法從事”，又表明“凡克城寨，止藉其器甲、芻糧，悉以錢帛分給戰(zhàn)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
李處耘在淄州一任三年，從乾德元年九月至乾德四年閏八月，在淄州的事跡可惜沒有留下什么記錄。他的長女嫁平盧節(jié)度使郭崇之子郭守璘，可能是李處耘守淄州時所結下的親事。征蜀部隊的胡作非為，大概他在乾德四年二月后，從原本任渝州（今重慶市）刺史，后以一度降全師雄而被貶為淄州教練使的陳守習處可得知一二?？上醇耙娛駚y平定，以及再被召立功，在乾德四年閏八月二十四日便在淄州赍志以歿，得年僅四十七。教他遺憾的是，愛子李繼隆當時在京師供職，未及見最后一面。聞鼙鼓而思良將，太祖得知李處耘的死訊，雖然李的官階不高，但仍然特別廢朝一日，贈李處耘宣德軍（即湖州，今浙江湖州市）節(jié)度使、檢校太傅，賜地葬于洛陽偏橋村。
原標題：《考述李氏將門百年興衰，揭示宋代“以文制武”國策背后的帝王之術》
欄目主編：朱自奮
來源：作者：文匯報 蔣楚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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