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27日，“郭沫若與中國史學百年歷程”學術研討會在河南開封舉行。會議旨在深入探討郭沫若史學思想，回顧總結我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fā)展歷程，系統(tǒng)梳理我國史學百年發(fā)展軌跡，對我國史學研究中的重大問題進行重新審視與深入剖析，推動中國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與會學者聚焦文史視野中的郭沫若研究，中國史學百年歷程變遷，出土文獻與古史研究的新視角、新路徑，反映了當代學界對老一輩奠基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多方面推進。這是近年來以史學為中心探討郭沫若研究的一次盛會，來自全國3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的近百位學者參加會議。
開辟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新境界
郭沫若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開創(chuàng)者與奠基人，其貢獻深刻影響了中國百年史學的理論構建與發(fā)展方向。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郭沫若研究會會長卜憲群提出，郭沫若在馬克思主義史學“三大體系”（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中作出了重大貢獻，他將唯物史觀與中國歷史實際相結合，首次提出中國存在奴隸制社會形態(tài)說，并通過考察物質生產條件的變化，劃分出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化的具體時間，即“古史分期說”。這一理論不僅填補了中國社會形態(tài)演變的空白，更以科學方法論證了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的共性，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奠定了學理基礎。
古史分期問題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中的核心重大歷史理論問題。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張越認為，郭沫若通過對甲骨文、金文等新材料的釋讀、掌握和使用而不斷研究、修訂、調整自己的古史分期觀點。與會學者認為，郭沫若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研究中國古代歷史的重要成果，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歷史實際相結合，構建了中國社會形態(tài)理論，推動了歷史學從傳統(tǒng)學術向現代學術的轉型。
郭沫若對史學性質的界定同樣具有革命性，他強調歷史學是“以人為主體研究對象的學科”，并始終將“為人民研究歷史”作為核心任務。南京師范大學歷史文博學院教授晉文認為，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以馬克思主義理論重構中國古史框架，通過引用傳世文獻與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論斷，證明中國同樣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使之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派的標志性著作。
郭沫若始終強調“站在人民立場研究歷史”，這一理念在《甲申三百年祭》中體現得尤為突出。西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中國歷史研究院田澍工作室首席專家田澍視其為“集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于一體的史學名篇”。他認為，該文通過分析明末農民起義的失敗，揭示了“脫離人民必致政權傾覆”的歷史規(guī)律，以“人民本位”視角總結明亡教訓，這種將學術研究與現實關懷結合的路徑，為歷史學賦予了資政育人的社會功能。
跨學科探查郭沫若學術貢獻
郭沫若的學術成就跨越文學、歷史、古文字學、書法等多領域，“通”字精神貫穿始終。中國社會科學院郭沫若紀念館研究員蔡震認為，郭沫若的“通”既是縱向的歷史貫通，也是橫向的學科融合。他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融入史學思維，在史學研究時注入文學想象，開創(chuàng)了“文史互通”的獨特范式。例如，其歷史人物研究常以“情景再現”手法呈現，如對王陽明、曹植等人的論述，既具學術深度，又富文學感染力。這種跨學科實踐打破了現代文學與歷史寫作的界限，形成“科學思維與藝術思維融合”的學術特色。
郭沫若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發(fā)展的貢獻仍需深入研究。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魏建提出，未來應在如何定位郭沫若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發(fā)展的多方位貢獻、如何認識郭沫若對五四文學革命的貢獻、如何開掘郭沫若在中國詩歌史（而不只是中國現代詩歌史）上的貢獻、如何把握郭沫若對中國現代歷史文學的貢獻、如何理解郭沫若在中國新文學史上發(fā)揮的旗幟作用等問題上著力深化。
在古文字學領域，郭沫若開創(chuàng)了“以字辯史、借史鑒今”的研究模式。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李繼凱提出，郭沫若對甲骨文與金文的系統(tǒng)考釋，不僅推動了古文字學的現代化轉型，還深刻影響了他的書法藝術。這種“書文互助”的實踐，體現了郭沫若對中華文化主體性的堅守與創(chuàng)新。
推進當代馬克思主義史學事業(yè)
郭沫若等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為中國現代史學發(fā)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其治學精神、研究方法、學術思想和成就是中國百年史學的寶貴遺產，值得當代學術界繼承和發(fā)揚。
在方法論層面，郭沫若主張“實事求是”與“史料批判”。他提出史學研究需分三步：廣泛占有資料、科學整理史料、辯證運用史料。他反對“以論帶史”，強調“沒有史料固然不能研究歷史，專搞史料也絕不能代替歷史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博提出，郭沫若將考古資料與文獻結合，倡導“物歸其境”的研究理念，即通過恢復器物的原生使用情境，“透物見人”“以史論物”。這一方法不僅推動了考古學與歷史學的深度融合，也為中國古典學研究提供了方法論范例。
郭沫若的史學研究方法至今仍具啟發(fā)性。鄭州大學教授袁延勝以郭沫若對《詩經》史料的運用為例，揭示其“動態(tài)修正”的治學態(tài)度，提出其嚴謹治學的態(tài)度為當代學者樹立了典范，尤其是在處理碎片化、虛實交織的文學史料時，郭沫若提出的“鑒別—分析—反思”流程仍具有指導意義。
在史學文風上，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李振宏呼吁重拾郭沫若的“流暢與通透”。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以優(yōu)美語言解讀《周易》《詩經》等典籍，“連非學術讀者都可讀懂”，與當今晦澀枯燥的學術寫作形成鮮明對比。李振宏認為，這種文風源于郭沫若對歷史時代的整體把握與對人民命運的深切關懷，其“融化文獻后的自我表述”模式值得當代史學工作者借鑒。
在老一輩學者的奠基性事業(yè)基礎上，中國百年史學在當代學者的努力下不斷開拓深化。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研究員張順洪通過分析殷商卜辭中“眾”的社會地位，進一步深化了郭沫若曾提出的“殷代是青銅器時代和奴隸社會”的認識。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教授李均明通過對出土文獻中“爰書”的討論，豐富了學術界對自先秦以來文書制度演變規(guī)律的認識。
經過幾代學者的努力，中國古典學如今已成為一門顯學。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謝乃和認為，中國古典學應重視中國傳統(tǒng)語言學，重視以釋字為基礎的將出土資料和古代典籍相互印證的“新證”法，還應重視大古典學研究所需的理論指導和跨學科方法，以加強對中國古典文明各個方面的總體或整體研究，重視交流互鑒視野下的中外古典文明比較研究。
會議由中國郭沫若研究會、河南大學共同主辦，郭沫若紀念館、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古代通史研究室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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