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華僑報》總主筆 蔣豐
鐮倉時代的天空下，一位僧人正用他銳利的目光審視著這個災難頻仍的世界。日蓮，這位后世稱為日本佛教法華宗(日蓮宗)始祖的僧人，面對來來往往的民眾，高聲宣講著他那驚世駭俗的教義。他的聲音如同利劍，刺破了當時日本佛教界的沉寂：“念佛者無間地獄，禪宗是天魔，真言宗導致亡國，律宗是國賊！”這番言論在當時的宗教環(huán)境中，無異于向平靜的湖面投下一塊巨石。
日蓮生于1222年安房國(今千葉縣)的一個漁村，幼名善日麿。他的出生地小湊，至今仍保留著與他誕生相關的傳說——“產(chǎn)湯之井”。據(jù)《日蓮圣人注畫贊》記載，其父貫名重忠，母為梅菊，都是虔誠的佛教信徒。日蓮十二歲出家，法名蓮長，后改稱“日蓮”。這位出身貧寒的僧人，在比叡山延歷寺苦修期間，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宗教見解。據(jù)《如來滅后五五百歲始觀心本尊抄》記載，日蓮遍覽佛經(jīng)，最終得出一個驚世結(jié)論：“諸經(jīng)之中以《法華經(jīng)》為第一。”
1253年4月28日清晨，三十一歲的日蓮在清澄山山頂上面向大海高唱“南無妙法蓮華經(jīng)”十遍，宣告了日蓮宗的創(chuàng)立。這個場景被后世信徒反復描繪，成為日本宗教史上最具象征意義的時刻之一。但是，這個新宗教派的誕生并非一帆風順。日蓮的排他性教義很快引來其他宗派的敵視和地方領主的壓制。他被迫離開清澄寺，開始了一段漫長而艱辛的傳教生涯。
日蓮的宗教思想具有鮮明的時代批判性。他認為當時頻發(fā)的地震、饑荒和疫病并非自然災害，而是因為國人信奉“邪法”所招致的天罰。在《立正安國論》中，他大膽預言：“若不廢邪法歸正法，必有內(nèi)亂外寇?！边@個預言，在文永之役(1274年)蒙古進襲日本的時候似乎得到了驗證，從而使日蓮在部分民眾中的聲望大增。時至今日，在日本福岡縣博多市的東公園內(nèi)，還聳立著手持《立正安國論》的“日蓮圣人”的銅像。在日本九州大學大學院讀書期間，我曾多次去看過。
日蓮的傳教方式極具攻擊性。他不僅批判其他佛教宗派，更是把矛頭直指當時的政治權(quán)力。在《守護國家論》中，他直言不諱地寫道：“當今的執(zhí)政者如同盲人引導盲人?！边@種毫不妥協(xié)的態(tài)度使他多次面臨生命危險。1260年，他因《立正安國論》激怒幕府要人，住所被念佛信徒襲擊；次年，他被流放伊豆；1271年又因預言“蒙古來襲”而被判處斬首?！度丈彺笫ト擞曜V》說，臨刑前天現(xiàn)異象，執(zhí)刑官驚恐萬分，最終改為流放佐渡。
佐渡流放成為日蓮思想深化的重要時期。在荒涼的流放地，他寫下了《開目鈔》、《觀心本尊抄》等重要著作，系統(tǒng)闡述了他的宗教思想。他認為末法時代眾生唯有依靠《法華經(jīng)》和“南無妙法蓮華經(jīng)”的題目才能得救，這個簡易的修行方法對普通民眾具有極大吸引力。日蓮還發(fā)展出了獨特的“三大秘法”理論——本門的本尊、本門的題目、本門的戒壇，從而構(gòu)成了日蓮宗的核心教義。
1274年獲赦以后，日蓮沒有再積極參與公開傳教，而是隱居在身延山，專注于指導弟子和著述。1282年，他在武藏國池上(今東京都大田區(qū))的弟子家中圓寂，享年六十歲。臨終前，他將后事托付給六位年長弟子(后人稱為“六老僧”)。盡管如此，日蓮宗日后仍是分裂為多個派系。
在日本，日蓮的形象在后世被不斷重塑。對他而言，宗教不是安撫心靈的溫柔鄉(xiāng)，而是改造社會的利器。他在《如說修行抄》中寫道：“我日蓮作為法華經(jīng)行者出生，正是為了拯救這個國家”。這種把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的思想，使日蓮宗在近代日本民族主義興起時獲得了新的詮釋空間。
漫步今日東京池上本門寺，日蓮的墓所靜靜地佇立在高處。這位一生充滿爭議的僧人，用他不妥協(xié)的姿態(tài)在日本佛教史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記。雖然他的排他性教義至今仍然被人討論不已，但他那種為信仰不惜對抗全世界的勇氣，卻已經(jīng)成為日本精神史上不可忽視的一頁。正如他在《撰時抄》中所言：“月光雖照千萬里，月體唯是一點”。我想說，日蓮的思想或許有些偏激，但那一點熾熱的光芒，確實照亮了日本宗教史的某個重要角落。（2025年5月6日寫于千葉豐樂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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