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遵義城內(nèi)一棟復式公寓迎來20位神秘的客人。

會場上，20位代表先后談到對于西行之路的看法和見解。自第五次反“圍剿”戰(zhàn)爭失敗之后，我軍便只能尋求戰(zhàn)略性后撤，離開江西一帶找尋更適合扎根的根據(jù)地。

但會議上，作為釀成失利的直接問題者，博古卻輕描淡寫略過自己的失誤問題不談，僅僅只是敷衍了事說道：“打得還不夠好?！贝嗽捯怀觯杆僭跁h上不少代表的反對，畢竟沒有博古在指揮戰(zhàn)略上的問題，我軍不必最終走向冒險后撤開啟長征路。

各方爭論不休，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起身拍桌：“博古同志避重就輕，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主因便是博古、李德二人無端瞎指揮，一再拒絕毛主席為首的同志正確建議。”李德望著這位身形高大的奇男子，他知曉王稼祥此言一出，自己的紅軍指揮路已經(jīng)到頭。

不過李德、博古尚且不知曉，最終他們的命運隨著王稼祥做出最后一個重大決定，將會就此走下歷史的舞臺。

1. 關鍵的支持者

王稼祥在黨的歷史上，擁有屬于自己濃墨重彩的一筆。

這位1906年生于安徽厚岸村的小伙子，自幼便飽讀詩書，成年之際又遠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蘇聯(lián)留學之際，在北國之地上王稼祥快速吸納先進理論知識，從蘇聯(lián)模式中看到中國希望。

自1930年回國后，王稼祥便被組織和黨看重。先后出任黨報委員會秘書長、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等要職，足矣看出王稼祥在我黨、軍歷史上的重要性。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以失敗告終，王稼祥遭遇敵軍空襲只能臥床休養(yǎng)。

聽聞此事，素來同王稼祥這類敢說實話干部不和睦的博古大喜過望，直接了斷將其劃為重病傷員，告知王稼祥無需跟隨大部隊撤退轉(zhuǎn)移，只需要留在當?shù)仞B(yǎng)傷即可。聞訊此事，毛主席倍感憤怒，當即在會議上拍板質(zhì)問博古：“軍委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如此重要的王稼祥，本就有重任在身，必須要隨軍行動！”

即便被博古、李德等人質(zhì)疑，毛主席仍舊自掏腰包想辦法為他找來擔架員、醫(yī)護人員，并且安排王稼祥騎乘馬匹隨軍轉(zhuǎn)移。王稼祥對主席的行為倍感感動，握著主席的雙手說道：“我們都沒有理由離開組織和部隊，我會盡心為革命換取勝利。”

二、關鍵之舉

在長征路上，毛主席和王稼祥曾經(jīng)多次促膝長談。

二者對當時軍中情況頗為擔憂，進駐湖南西部邊境通道縣之際，兩人便專程聊到過擺脫困境的問題。王稼祥對此時情況已經(jīng)非常憂愁，而主席卻氣定神閑講述化解之道：“南京方面布下口袋陣，引誘我軍向里鉆。問題并不大，但發(fā)號施令者看不到危險，勢必將會引發(fā)我軍在湘西遭遇沉痛打擊?！?/strong>

王稼祥見毛主席存有高見，連連向前詢問以何破局。毛主席指著地圖上的貴州說道：“既然對方在湘西布下口袋陣，急行軍轉(zhuǎn)戰(zhàn)貴州，在沒有防御體系和堡壘工事的地方伺機而動，將會成為我軍新的方向。”對于毛主席這番以退求進的思路，王稼祥給予高度評價。

李德、博古手握實權(quán)，但對于敵方不斷尋求大決戰(zhàn)的做法頗為盲目，僅僅只知曉向里鉆，卻無法讓紅軍迅速抽身，單純呆板運用在歐洲學到的陣地戰(zhàn)知識應對當下危機，已經(jīng)讓王稼祥意識到二人存有脫離實際作戰(zhàn)指揮的問題。

經(jīng)過此番促膝長談之后，王稼祥對毛主席越發(fā)佩服。1935年1月中旬，遵義會議進行到最后一天。此前在通道縣，王稼祥通過力挺毛主席轉(zhuǎn)戰(zhàn)貴州的決定，幫助我軍爭取到一線生機。王稼祥知曉，是時候在會議最后關頭力挺毛主席，讓我軍走出事實上的困局之中。

三、再做點實事

遵義會議最后一天，王稼祥力挺毛主席。

他如此談到毛主席和李德之間的指揮優(yōu)劣之分：“毛主席對軍事軍務更為務實，多參考當下情況、敵方打法特點設計路線進軍。博古、李德二人呆板運用歐式軍隊思路應對南京方面的做法，已經(jīng)不再適用于當下的情況。”他的言論，讓20人代表豁然開朗，經(jīng)此之后組織決定將毛主席視為軍事指揮核心。

但長征路上，一直忍著病痛作戰(zhàn)的王稼祥，不得不在抵達延安之后前往蘇聯(lián)尋求救治。再度歸國之際，組織又將首任駐蘇大使之責交付于王稼祥。不過長征落下的病根子，一直困擾著王稼祥，此后數(shù)十年時間中他的工作大多時間斷斷續(xù)續(xù)。

1972年，身體稍有好轉(zhuǎn)的王稼祥再度請求工作，毛主席對此給予高度評價。但奈何王稼祥的身體再度抱恙，只得暫緩任命。1974年，一生飽受病痛折磨的王稼祥，最終在68歲時宣告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