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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光彩

編輯:莉莉絲

明崇禎十七(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領農民起義軍攻占北京,崇禎皇帝自縊殉國,作為全國統(tǒng)一政權的明朝就此滅亡。雖然崇禎皇帝死了,北京也被李自成占領了,但此時尚有半壁江山基本完好地掌握在忠于明朝的官僚手中,所以在南京的明朝文武大臣及勛貴們聽到崇禎殉國的消息后,立馬立明神宗之孫,第二代福王朱由崧為帝,改元弘光,是為南明弘光政權。

李自成占領北京后沒多久便親自統(tǒng)兵進攻明山海關總兵吳三桂,吳三桂投降清朝,所以李自成軍在與吳軍大戰(zhàn)時,清軍突然殺出,李自成其措手不及因而大敗。敗退回北京的李自成率部退出北京,開始西撤,而清軍趁機進入北京,并分兵追擊李自成。于是在這種情況下,形成了李自成農民軍、進關的清軍和以正統(tǒng)自居的南明三股力量并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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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_ 李自成敗亡路線

以當時的形勢和今人的眼光來看,作為外族進關的清軍對農民軍和南明弘光政權同時構成了巨大的威脅,南明和農民軍力量豈不應聯(lián)合起來共同抗清嗎?但事實卻恰恰相反,南明弘光政權不僅沒有聯(lián)合農民軍抗擊清軍的想法,反而是朝野上下都想著聯(lián)“虜”平“寇”,即聯(lián)合清軍一同絞殺農民軍力量,甚至還想拿出大量財物支持清軍對農民軍的戰(zhàn)爭,連漢奸吳三桂都一度被視為忠勇之將。

那么,為什么南明弘光政權寧可聯(lián)合清軍打擊農民軍,也不和農民軍共同抗擊清軍呢?筆者認為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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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_ 崇禎皇帝,朱由檢(1611年—1644年)

一、南明與李自成部有“君父之仇”

現在大多數人在看待這一問題時,總是以華夷之辯的民族視角來看,所以才會有南明弘光政權應和農民軍聯(lián)合起來共同抗清的想法。

但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對于以正統(tǒng)自居的南明君臣而言,忠君之道與君臣大義則更為重要。攻破北京,使得崇禎皇帝自縊而死的李自成農民軍在南明君臣眼中是不共戴天的仇敵,有“君父大仇”。所以在李自成農民軍攻破北京、崇禎皇帝自縊的消息傳到南京后,當時士人普遍反映強烈,其矛頭對準的正是被他們成為“賊”“寇”的李自成農民軍部。

如當時士大夫們因此事所作的《討賊檄文》中就說:“逆賊無天,長驅犯闕,主憂臣辱,義不俱生。泣血勤王,義旗迅指,誓清西北之塵”,又有“逆賊憑陵,肆犯畿闕。致先帝飲恨鼎湖,母后痛心椒殿。凡為臣子,莫不切齒裂眥,欲刃賊腹,斬滅之無遺種?!?/p>

從這兩段文字可以看出,南明方面的士大夫對于李自成農民軍部可以說是恨的咬牙切齒,但卻絲毫沒有提及已經進關占領北京的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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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_ 李自成(1606年9月22日—1645年5月17日)

剛進關的清朝尚未掌握局勢,并且此時的南明表面上看兵多糧多,還具有正統(tǒng)的號召力,所以清朝一時間不敢輕舉妄動,同時對南明和李自成農民軍作戰(zhàn)。

而南明因“君臣大義”對李自成部的仇恨很快被清朝攝政王多爾袞覺察到,于是為了暫時穩(wěn)住南明,以便追擊李自成部,他先聲奪人,給南明兵部尚書史可法寫了一封信。多爾袞在信中說:“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荼毒君親”,但因為明朝方面能力報仇,所以他受吳三桂之請,統(tǒng)兵來為明朝報了仇。

接著多爾袞認為南明應當報答清朝之恩,同清朝聯(lián)手打擊李自成農民軍,即“聯(lián)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仇?!蹦厦骶家胱C明自己的正統(tǒng)性,就不得不堅持所謂“君臣大義”,而多爾袞就利用這一點,故意迷惑南明,成功的避免了二者的聯(lián)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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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_ 吳三桂寫給多爾袞的求援信 (復制品)

二、南明掌權者缺乏遠見

多爾袞的來信在倫理上讓南明方面確實難以反駁,以至于回復說要“感恩圖報”。在這種情況下,連引清軍進關的漢奸吳三桂都成了南明君臣眼中的忠臣。因為多爾袞在信中故意美化了吳三桂,說在崇禎帝身亡的情況下,“孤臣”吳三桂為報君父之仇,方才去清朝方面請兵。

可笑的是,南明方面在沒有弄清楚事實的情況下,天真的以為吳三桂真的是為了給崇禎皇帝報仇才領清軍進關占領北京的。因此南明當時給吳三桂的評價是:“吳三桂一武臣耳。至割父子之親,甘狄之俗,反仇作援,辱身報主,卒挫狂鋒,逐兇逆,此申胥復楚之舉也?!眱叭皇菍h奸視為了不顧自己名譽而只為報君父之仇的大忠臣,殊為可笑。

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南明的掌權者并沒有清楚的認識到當時的形勢,并且在形勢利于自己的情況下,沒有主動出擊,反而是清朝先聲奪人,南明一直處于被動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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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_ 愛新覺羅·多爾袞(1612年11月17日—1650年12月31日)

事實上,對于多爾袞的來信,南明朝野中也是存在著不同看法的。如吏科給事中熊汝霖就給朝廷上疏,認為多爾袞的來信先聲奪人,令南明處境尷尬。他還說“北虜”是故意以“討賊”給崇禎皇帝報仇的借口來拖延時間,如果南明不積極應對,一旦清軍絞殺了李自成農民軍,那么反過來南明就有危險了。

但苦于當時弘光帝朱由崧(即原二代福王)沉湎酒色,而掌權大臣馬士英、阮大鋮等人也只顧著爭權奪利,賣官鬻爵,沒有制定出圖謀恢復的長遠計劃,也沒有充分認識到清軍對南明的威脅,以及李自成農民軍力量牽制清軍的重要作用,白白浪費了恢復的大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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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_ 大順文物

三、南明自身軟弱,還妄收“漁翁之利”

福王朱由崧是靠江北諸鎮(zhèn)的武臣及馬士英等人擁護方才上臺,其個人能力有限。而江北諸鎮(zhèn)的將領也因手握兵權及有“擁立之功”變得愈發(fā)囂張跋扈。

在李自成農民軍退出北京進行西撤,清軍剛進入北京并追擊李自成后,山東、河南等地一度出現了權力真空,而此時的局面是非常利于南明的,因為這些地方的官僚大都忠于明朝,在農民軍西撤后,他們紛紛殺掉李自成大順政權的官員重新扛起明朝的大旗。可是此時的南明卻行動緩慢,盡管有大臣上疏朝廷,認為應快速占領山東,一則可以擴大勢力,倚為屏障;二則避免清軍占領,威脅南明。

并且事實上此時清朝已經開始任命官員派往山東、河南了,但南明掌權者們卻無心進軍,只想著派遣使團去北京同清朝交好,甚至在談判時準備答應在物質上支持清朝同李自成農民軍作戰(zhàn),然后通過給清朝金銀以贖買的方式收復失地,企圖坐享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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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_ 1644年,明末形勢圖

兵部尚書史可法見掌權者軟弱無能且寄希望于同清朝交好,而絲毫不主動進取,失望之余率領部分軍隊北上駐于揚州,督師江北。史可法本就受掌權的馬士英等人排擠,而在朝廷軟弱,無意進取之際,主張北伐的史可法更是受到打擊,使得史可法從朝廷獲得的支持寥寥無幾。

在清朝不斷往山東、河南等地派遣官員,并接連派兵窺視江北的情況下,史可法屢次請求進軍北伐,但都被朝廷以等待和談結果為由拒絕。待到清朝方面下定決心以武力徹底消滅李自成農民軍及南明,將南明方面派往北京的使團拘禁,徹底宣告南明“借虜平寇”幻想破滅之后,清軍迅速南下,史可法雖率揚州百姓拼死抵抗,但仍壯烈犧牲,全城損失慘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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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_ 史可法(1601年2月4日—1645年5月20日)

綜上所述,南明在清軍進關后沒有認清形勢。

首先為了保持自己的正統(tǒng)性,在“君父之仇”下只顧著“殺賊”,而沒有認識到清軍的威脅。其次由于南明掌權者缺乏遠見,令清朝先聲奪人,白白浪費了恢復的大好時機。最后,南明內部軟弱無能,寄希望于“聯(lián)虜平寇”,不主動進取。

故在清朝下定決心使用武力之時難以抵抗,朱由崧在位僅一年便被俘,押往北京后被殺,弘光政權宣告覆滅。

參考資料:

【1】《南明史》 光明日報出版社 顧誠

【2】《明季南略》 中華書局 計六奇

【3】《國傕》 中華書局 談遷

文字由歷史大學堂團隊創(chuàng)作,配圖源于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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