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鄒玉杰律師；
做一輩子刑辯，防一萬人失足……
在金融詐騙案件中，證據審查需圍繞 “證據三性”（合法性、真實性、關聯(lián)性） 與 “犯罪構成要件”（主觀故意、客觀行為、危害結果） 展開，結合金融犯罪的特殊性，重點關注以下八個維度：
一、電子數據的合法性與完整性審查
1. 取證程序的合規(guī)性
原始存儲介質扣押：
根據《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電子數據取證規(guī)則》，需審查是否對服務器、硬盤等原始存儲介質進行封存，并記錄封存狀態(tài)（如貼封條、拍照固定）。若存在“未扣押原始介質直接提取數據”的情形，需核實是否符合“無法扣押”的法定條件（如系統(tǒng)正在運行、數據可能滅失）。
境外證據的公證認證：
若電子數據存儲于境外服務器，需審查是否經所在國公證機關證明并經中國駐該國使領館認證，或通過國際條約規(guī)定的途徑獲取。
例如，某跨境P2P平臺案件中，境外服務器數據未辦理公證認證，很可能會因合法性瑕疵被排除。
2. 數據完整性的技術驗證
哈希值校驗：
對提取的電子數據（如交易記錄、聊天記錄），需審查是否通過哈希算法（如SHA-256）生成唯一校驗值，并與原始存儲介質的校驗值比對。若存在不一致，可能存在數據篡改或污染。
區(qū)塊鏈存證的清潔性：
對于通過區(qū)塊鏈平臺存證的電子數據，需審查取證環(huán)境是否清潔（如設備是否預先格式化、網絡是否可信），避免入鏈前數據被偽造。
二、主觀故意的證據鏈構建與解構
1. 間接證據的綜合認定
行為人的專業(yè)背景：
若行為人具有金融從業(yè)資格或相關培訓經歷，控方有可能結合其崗位職責（如產品設計、合規(guī)審查）推定其對商業(yè)模式的違法性認知。
例如，某私募基金經理參與設計“保本保息”產品，其金融知識可作為主觀明知的依據。
內部文件與溝通記錄：
審查公司內部會議紀要、郵件、微信聊天記錄，是否存在“虛構項目”“拆分收益權”等討論。
例如，某集資詐騙案中，高管郵件提及“用新資金償還舊債”，直接證明非法占有目的。
2. “非法占有目的”的反向抗辯
資金用途的合理性：
若資金用于實際經營（如投資實體項目、支付員工工資），即使最終虧損，可主張缺乏“非法占有目的”。
例如，某平臺將部分資金用于償還企業(yè)貸款，而非個人揮霍，可能降格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還款意愿與能力：
通過還款計劃、抵押擔保、資產處置記錄等，證明行為人曾積極彌補損失。
例如，某犯罪嫌疑人變賣房產償還部分集資款，可削弱“非法占有”的指控。
三、鑒定意見的實質性質證
1. 鑒定機構與人員資質
業(yè)務范圍匹配性：
司法會計鑒定需由具備“司法會計鑒定資質”的機構出具，若鑒定機構僅具備“審計資質”，其意見可能因超范圍執(zhí)業(yè)被排除。
例如，某案件中鑒定機構未取得司法會計鑒定資質，其對資金流向的分析被法院不予采信。
回避制度的遵守：
審查鑒定人與案件是否存在利害關系（如曾為涉案公司提供審計服務），若存在需申請重新鑒定。
2. 鑒定方法與結論的科學性
數據來源的可靠性：
司法會計鑒定的基礎數據（如銀行流水、合同）需與案件證據鏈一致。
例如，若鑒定報告依據的銀行流水未經原始憑證核對，其金額計算可能存在偏差。
邏輯推理的嚴密性：
對“損失金額”的計算，需審查是否剔除合法收益、重復投資等因素。
例如，某集資詐騙案中，鑒定機構將“借新還舊”金額重復計算，辯護人通過統(tǒng)計分析成功推翻該部分指控。
四、犯罪數額的精細化抗辯
1. “詐騙金額”與“違法所得”的區(qū)分
剔除未實際交付的金額：
若合同約定金額與實際轉賬不符，應以實際交付金額為準。
例如，某合同詐騙案中，公訴機關指控金額為合同約定的500萬元，但實際轉賬僅300萬元，法院最終采納辯護人意見。
排除犯罪嫌疑人自身投資：
根據《關于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犯罪嫌疑人及其近親屬的投資金額不應計入犯罪數額。
例如，某案件中嫌疑人本人投資200萬元，該部分被從指控金額中剔除。
2. 被害人過錯的證據固定
風險告知與認知能力：
若被害人簽署風險告知書或具備金融專業(yè)知識，可主張其對損失存在重大過失。
例如，某高凈值客戶投資“年化收益20%”的理財產品，法院可能認定其自擔風險。
投資決策的自主性：
通過聊天記錄、投資協(xié)議等，證明被害人主動要求提高投資額度或更換產品，削弱“欺騙”的因果關系。
五、程序合法性的全面審查
1. 管轄異議與地域關聯(lián)
實際犯罪地的界定：
金融詐騙案常涉及多地偵查機關管轄沖突，若行為人與案發(fā)地無實質關聯(lián)（如服務器、資金流向均在外地），可申請指定管轄。
例如，某案件中嫌疑人戶籍地在A市，但主要犯罪行為發(fā)生在B市，法院最終將案件移送B市審理。
2. 非法證據排除的具體情形
疲勞審訊的認定：
若訊問筆錄顯示連續(xù)12小時以上未休息，或同一偵查人員在短時間內制作多份筆錄，可申請排除供述。
例如，某案件中嫌疑人在24小時內接受6次訊問，法院認定存在疲勞審訊，排除相關筆錄。
非法搜查扣押的救濟：
若偵查機關未持搜查證進入辦公場所，或扣押物品與案件無關，可申請返還財物并排除相關證據。
六、證人證言的真實性核查
1. 證人身份與利益關系
同案犯供述的印證：
對同案犯的證言，需審查是否存在串供可能，或是否與其他證據（如轉賬記錄）矛盾。
例如，某案件中同案犯供述“資金用于購買房產”，但銀行流水顯示資金轉入境外賬戶，供述真實性存疑。
被害人陳述的客觀性：
若被害人陳述存在夸大損失、虛構細節(jié)等情況，可通過第三方證據（如合同、銀行流水）進行反駁。
2. 證言獲取的程序瑕疵
詢問地點的合法性：
根據《刑事訴訟法》，詢問證人應在現場、單位、住處或公安機關進行。若在賓館、私人場所詢問，且無證人同意記錄，相關證言可能被排除。
詢問筆錄的完整性：
審查筆錄是否經證人核對確認，是否存在刪改、補正未簽名等問題。
例如，某案件中證人筆錄存在多處涂改且未捺印，法院不予采信。
七、新型金融工具的證據特殊性
1. 虛擬貨幣的關聯(lián)性證明
錢包地址與身份的綁定：
需通過IP地址、設備指紋、交易記錄等，證明虛擬貨幣錢包與行為人身份的關聯(lián)性。
例如，某案件中嫌疑人使用同一IP地址登錄多個錢包賬戶，結合交易時間線，法院認定其控制相關資產。
價格認定的依據：
對虛擬貨幣價值的鑒定，需審查是否參考案發(fā)時主流交易平臺的市場價格，或是否存在人為操縱價格的情形。
2. 區(qū)塊鏈證據的局限性
智能合約的可篡改性：
雖然區(qū)塊鏈具有不可篡改特性，但智能合約代碼可能存在漏洞或被惡意利用。
例如，某詐騙案中，智能合約代碼被植入后門，導致資金被轉移，需通過代碼審計揭示漏洞。
節(jié)點數據的獲取難度：
若區(qū)塊鏈節(jié)點分布在境外，可能面臨數據調取的法律障礙，影響證據的完整性。
八、證據污染的系統(tǒng)性防控
1. 保管鏈條的完整性
證據流轉記錄：
審查證據從提取到鑒定的全過程是否有完整記錄（如扣押清單、移送手續(xù)），避免證據在保管過程中被篡改或混淆。
例如，某案件中物證保管記錄缺失，導致關鍵證據無法作為定案依據。
多案證據的隔離：
若同一存儲介質存儲多案數據，需審查是否進行物理隔離或邏輯分區(qū)，防止證據交叉污染。
2. 專家輔助人的介入
技術問題的專業(yè)解讀：
引入金融、計算機專家對涉案商業(yè)模式、技術架構進行分析，證明“詐騙手段”符合行業(yè)慣例。
例如，某區(qū)塊鏈項目被指控“傳銷”，專家通過技術白皮書解讀，證明其運營模式合法。
鑒定意見的反向質證：
針對司法會計鑒定報告，專家可指出計算方法的缺陷（如未考慮市場波動對資產價值的影響），削弱其證明力。
結語：構建“三維證據審查體系”
金融詐騙案的證據審查，需形成 “技術審查（電子數據、鑒定意見）—法律審查（程序合法性、構成要件）—邏輯審查（證據鏈完整性、事實推定）” 的立體化框架。
尤其需結合劉靜坤教授提出的 “證據風險導向” 理念，對電子數據污染、鑒定意見偏差、程序違法等風險點進行系統(tǒng)性排查，最終實現證據鏈的“去偽存真”與指控邏輯的“精準解構”。
作者：鄒玉杰律師
九章刑辯創(chuàng)始人，安徽律師門戶網創(chuàng)始人；
亳州律協(xié)刑委會主任，金亞太（亳州）律師事務所主任，譙城區(qū)法學會首席法律咨詢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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