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有國際聲譽的歷史學家周策縱先生曾說：
“我深惡當代史實多在逢迎上意，為黨派之爭而去歪曲歷史，對‘五四’尤如此。我在著述《五四運動史》時，立下兩條原則：一是臨文不諱，秉筆直書；二是不求得寵于當時，而期待于將來?！?/strong>
周先生所言不虛。他的里程碑式著作《五四運動史》，當年在解嚴以前的臺灣就是禁書，至于改開前的大陸就更不用說了。所幸，那個時代已然過去，周先生所謂“期待于將來”早已實現(xiàn)。
1942年，周策縱畢業(yè)于南京中央政治大學行政系。由于才華出眾，年紀輕輕的他就深得時任政大教育長陳果夫的賞識。一年后，經(jīng)人引薦，周策縱被邀請去陪都重慶擔任市政府專員、秘書。
抗戰(zhàn)勝利之初，陳果夫、陳布雷等人引薦周策縱到國民政府主席侍從室任編審（相當于秘書），為蔣介石撰寫講稿，作新聞發(fā)布和賓客會見記錄等事宜。
《五四運動史》風靡全球后，周策縱回憶道：
“那段時期，我有機會接觸黨、政、軍、文化、學術各界的名人，還有各黨各派的領導人物和外國人，如胡適、章士釗、毛、周、李宗仁、馬歇爾等等，能估量他們的本色、想法和能力，不能說對我日后的研究有直接幫助，但起碼可以擴充我的觀念。”
為什么突然留學美國？周策縱先生如是道：
“從抗戰(zhàn)勝利起，到第一次政治協(xié)商會議，到召開國民大會，改組政府，每次重要會議我都在場。于是，我逐漸認識到政治多么黑暗……”
“尤其重要的是，我認定當時中國的現(xiàn)代化和改革，只能從政黨和政府之外去推動，作為人類一分子和一個中國人，我必須爭取獨立思考，充實自我和完善自我?！?/p>
“自從中國文化和西洋文化接觸后，中國應如何批判和繼承傳統(tǒng)，中國前途如何安排，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只有對中西文化互動后中國人的反應與改變做全面檢討，方足以謀解決之道。”
周策縱自認無法影響中國的實際政治，又深感中國近幾十年來思想紊亂，認為“五四”運動是現(xiàn)當代中國思想變革的根源，于是決定著手撰寫《五四運動史》。
1960年，五十五萬言的《五四運動史》終于問世。由于不合黨派教條，該書雖然在海外風靡一時，但卻在特殊的歷史時期，遭到大陸和臺灣的限制。周策縱為此感嘆不已，“哀時竟止鉤沉史，浮海寧甘著禁書?！?/p>
《五四運動史》一問世，就成為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上的經(jīng)典之作。
殷海光先生閱讀此書后說：中國的病根，也反映在代表早期五四思想的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失敗上。
張鳴老師讀后道：在1949年之前的二十幾年里，中國社會當然對一個很具抗議乃至具有文化顛覆意味的五四運動有截然兩端的態(tài)度。
很少薦書的袁偉時先生盛贊此書：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五四運動史》，是公認的經(jīng)典！要想了解五四，識破形形色色的謊言，請沉下心來讀這部書！
阿城先生也說：我八五年在香港的書店，站著快速翻完美國周策縱先生的《五四運動史》，算是第一次知道關于“五四”的另一種講法。
羅素夫人閱讀此書后親筆致信周策縱：當我讀你的《五四運動史》時，我就立刻覺得必須寫封信，因為我要為這書而感謝你，我必須恭維你在書中所表現(xiàn)的學問和研究。
而最權威者莫過于美國《東方學會學報》的批評：各國研究中國近代史、思想史、文學史或傳記的著作，幾乎例必征引《五四運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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