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別歷史真假
必須警惕后死者的話語霸權
“我曾經(jīng)問過我們老師一個問題，近代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那么這比原來的全封建是進步了，還是落后了？我們老師在那左一句右一句就說不清楚。我說那你說是全封建的封建專制好，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好，他也說不清楚?！?/p>
這是歷史學家馬勇老師在接受一個自媒體采訪時說的小故事。
很多人面對中國近代史時，都會和這個老師一樣，掉進“半半社會”的糊涂賬里。如果有學生像馬勇老師一樣多問一句，想必會換來老師的白眼：“就你那么多問題，書上就是這么寫的，考試就得這么答。”
絕大多數(shù)的國人，最初接觸的中國近代史，都遵循著“半半社會”的邏輯，甚至終其一生都沒能跳出去。
但顯然“半半社會”的視角過于單一，根本涵蓋不了復雜的中國近代變遷。若僅限于如此理解歷史，就會把增長智慧的知識，學成了禁錮思維的教條。
馬勇老師生于50年代，長期受困于單一革命史觀對歷史研究的把持。因此，他在研究晚清史時，一直著力在革命邏輯之外，尋找新的敘事角度。
這里整理了馬勇老師晚清敘事的三個切入點，以饗讀友。
▌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與死人對話
馬勇老師說，他在寫嚴復的時候，會把嚴復的照片貼在書桌上，寫到得意的時候，就抬起頭來和對面的嚴復對視一下——“怎么樣？我這一句寫得可以吧？” 然后又繼續(xù)埋頭筆耕。
在他看來，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與死人對話。畢竟，沒有哪個歷史學家能夠回到過去，親眼看看發(fā)生了什么。而跟隨死去的古人，能夠更清晰地回到那些今人難以到達的過去。
馬勇老師最初進入晚清的研究，是從晚清遺民的角度，就是清朝遺老遺少的看法。在1991年他寫過幾篇關于嚴復對近代中國問題思考的文章。他從嚴復的觀察開始進入晚清，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后來對晚清的看法。
甲午戰(zhàn)爭之后，為什么能夠從1897年的科舉制改革，最終走上1905年被廢除這么一個結局？從嚴復的視角來看，晚清政治轉(zhuǎn)型當中的政治改革，是當時中國社會發(fā)展的一個應有之義，在這個應有之義當中，無論朝野各界，都有自己的一個尋找正當性的判斷。
嚴復從晚清到辛亥革命前后，在學術和政治的關聯(lián)上做了深度介入。馬勇老師的很多價值觀就是從嚴復這里引發(fā)出來的。
除了嚴復，辜鴻銘對馬勇老師的影響也不小。
馬勇老師曾經(jīng)在《南方周末》上發(fā)表過幾篇寫慈禧太后的文章，被讀者寫信來罵他給慈禧翻案。對此，馬勇老師解釋道：“實際上我當時寫慈禧太后的時候，我主要的思考，就是多年前辜鴻銘的判斷”。
一直以來，在近代史敘事中，慈禧太后都是非常負面的形象，但從辜鴻銘的資料里，馬勇老師感覺到的完全不一樣。
當然這并不代表辜鴻銘的判斷都是對的，但是至少通過辜鴻銘，今天的史家對歷史的認知能有“一個新的參考，一個新的思考視野，在這個視野里面，能夠比較寬容地去理解晚清的政治領導人在國家變化和轉(zhuǎn)型時期，他們思考國家前途，究竟如何選擇?！?/p>
除了與具體的人物對話，馬勇老師還提倡與過去的史書對話。
梁啟超曾說：中國二十四史是帝王家譜，對中國舊史否定了個徹底。今天研究清朝歷史，《清實錄》也因此常被人忽略。
但馬勇老師認為，《清實錄》的史觀其實很值得參考。他說：“我們新編清史，可能要回到王朝本位。要以一種王朝的立場、王朝的意識來看待清朝的歷史，才不會在整個清朝歷史當中打架?！?/p>
因此，在進入晚清研究時，馬勇老師能從《清實錄》里找到一種“價值觀的平衡”。從清朝人本身的看法進入：大概清朝的遺民到民國時期，他們的價值觀變得比較反動。
但是回到晚清的場景下，他們的價值觀可能比較中立。因為他們既不是清末體制內(nèi)的既得利益者和利益關聯(lián)者，又不是純粹站在革命黨一邊，從反對和批判的立場去思考。
▌警惕后死者的話語霸權
一般的歷史學者都會有這么一種警覺和自覺，就是歷史是勝利者建構的。所以，作為一個研究者來講，馬勇老師對勝利者的話語有非常高的警惕性，不管這個勝利者書寫歷史是真的還是假的。
馬勇老師曾經(jīng)讀過很多回憶錄，給他最深的感受就是后死者的話語霸權。因此，他在討論晚清的時候，一定會注意到先死者的委屈，和他們沒有辦法表達的心聲。在這個過程中，他就會考慮到后死者對故事的描述，有沒有刻意添加的或者是無意添加一些東西。
比如戊戌六君子與康梁
戊戌六君子在1898年9月份政變當中都遇難了，六君子是怎么想的，康有為、梁啟超描述的是不是就是六君子所想的呢？
馬勇老師在多年的閱讀當中，越來越感覺到好像不是，從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康梁作為后死者的話語霸權。如果從六君子自身的層面進入，再去思考當時的歷史場景，思考六君子和其他的不同派系之間的關聯(lián)，可能就會得到一個不一樣的看法。
像這種類似的事情，晚清還有很多。
比如兩宮之間的沖突，以及慈禧和光緒的死亡，馬勇老師在看資料的時候感覺到，在后來的研究中，添加上去的故事多于事實本身。因為逝者沒法再說話，沒法再表達，沒法做出任何辨解。
李鴻章、袁世凱都有這個問題。馬勇老師最近剛剛完成了一個關于袁世凱三年開缺之后生活場景的研究，他發(fā)現(xiàn)我們過去關于袁世凱在晚期開缺之后的描述嚴重失實，主要原因是后死者的話語權造成的，甚至包括袁世凱周圍的人。
為了對抗后死者的話語霸權，讓前死之人“開口說話”就很重要。
因此，馬勇老師很重視口述史的研究，“人人都做口述史，才能鑒別歷史的真假”。
人心自有曲折，馬勇老師并不避諱這一點，他說：歷史也有許多污濁的地方，也有很多不堪的地方，但是我們分析的時候，還是要放到一個具體的當時的歷史場景當中，盡量地讓歷史去逼近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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