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沒吃過的中餐,被美國人賣遍了全球,被改得“面目全非”的美式中餐到底有什么魔力?
在北美,特別是華人占比高的的舊金山、洛杉磯和紐約,當?shù)氐闹胁宛^總有幾道招牌菜:陳皮雞、“左宗棠雞”(General Tso’s Chicken)、“李鴻章雜碎”(Chop Suey)。
它們在美國中餐界的地位,堪比麥當勞的麥辣雞腿堡。
然而,當中國年輕人刷到美劇《生活大爆炸》里謝耳朵每周必點的“左宗棠雞”外賣時,卻一臉懵圈:
“這玩意兒真的是中餐嗎?怎么在中國連見都沒見過?”

就連宮保雞丁這些傳統(tǒng)名菜也被改的面目全非,跟咱們本土的版本完全不一樣。
更魔幻的是,一個名叫熊貓快餐(Panda Express)的連鎖品牌,就是靠著這些“假中餐”在全球各地狂開2000多家門店。

你沒聽錯,當國內(nèi)的中餐企業(yè)還受制于標準化難題時,這家起源于美國的中餐廳已經(jīng)帶著“中餐”出海了,門店遍布北美、歐洲乃至咱們隔壁的俄羅斯和日本,而且還放話“不需要中國市場”。
雖然聽起來怪怪的,但熊貓餐廳當下也的確有底氣這么說。
早在2022年,年營收就超過了200億,穩(wěn)坐全球最大中式快餐連鎖品牌。
四不像的美式中餐,到底比中國本土企業(yè)多做對了哪一步呢?

說起美式中餐,“左宗棠雞”和“李鴻章雜碎”一定不得不提。
“李鴻章雜碎”這個名字,聽起來像是一道黑暗料理,但它卻是19世紀末美國中餐館的頂流大菜。
當時美國社會對華人的歧視深入骨髓,甚至有漫畫諷刺中國移民“吃老鼠” ,不給華人分配好的食材。
為了在夾縫中求生,華人廚師把廚房邊角料(比如內(nèi)臟、蔬菜皮)混炒成一鍋,用醬油和香料來掩蓋食材的腥味,再套上“訪美大使李鴻章”的名頭,說這是李中堂最愛吃的菜,如果被白人看見吃這個,不容易被瞧不起。

這一招“碰瓷營銷”效果驚人,盡管史料證明李鴻章壓根沒吃過這道菜,但商家硬是把剩菜炒出了品牌溢價。
到20世紀初,全美中餐館80%的菜單上都有“雜碎”,甚至催生了爵士樂《雜碎圓號曲》和電影《雜碎》這樣的文化衍生品。
這道菜的商業(yè)邏輯,本質(zhì)上和今天網(wǎng)紅店的“名人同款濾鏡”如出一轍,用故事?lián)Q溢價,用符號換流量。
左宗棠雞的誕生更戲劇化。
1952年,臺灣廚師彭長貴為了應付美國海軍上將的飯局,臨時把炸雞塊裹上湖南式酸辣醬,又借湘軍名將左宗棠的名頭鎮(zhèn)場子。

這道菜原本只是應急之作,卻因蔣經(jīng)國和基辛格的“帶貨”徹底出圈。
1973年,基辛格在紐約彭園餐廳連吃三盤左宗棠雞,第二天《紐約時報》頭版報道直接讓這道菜登上“美式中餐神壇”。
有趣的是,這道菜傳到美國后,湖南人沒見過的甜味醬汁取代了原本的酸辣,雞塊也從帶皮改成無骨,一切為了迎合美國人對“甜脆口感”的執(zhí)念。
如果說左宗棠雞是美式中餐的初代網(wǎng)紅,那么熊貓快餐(Panda Express)就是把這個賽道做成千億帝國的狠角色。
這家1983年創(chuàng)立于加州的連鎖品牌,如今全球門店超2000家,年營收35億美元,相當于每天進賬近千萬美元。
它的成功,本質(zhì)上是一場精準的“本土化降維打擊”。

美國有正宗中餐嗎?也有。
但能賺錢嗎?不能,因為太貴了,不夠接地氣,受眾也小。
熊貓快餐創(chuàng)始人程正昌的殺手锏就一句話:“只賺外國人的錢,不做華人生意”。
他深諳美國人對中餐的認知停留在“便宜量大重口味”,于是把菜單精簡到20個SKU,主打陳皮雞、宮保雞丁、西蘭花炒牛肉等“美式經(jīng)典”,其中陳皮雞一道菜就貢獻30%的營收。
雞肉裹面糊炸脆,再淋上橘子味甜辣醬,本質(zhì)上是美式炸雞的中餐變種。
這種“炸一切+甜辣醬”的組合拳,完美命中美國人“萬物皆可糖醋”的味覺DNA。

熊貓快餐之所以能彎道超車所有的中國本土餐飲品牌,成為全球第一中餐連鎖,主要贏在打法上。
由于在美國受到肯麥的影響,熊貓快餐拋棄了傳統(tǒng)中餐里蒸燜燉煮這些最耗時的烹飪手法,引入西式快餐快速油炸油煎的手法。
而且,店里絕大多數(shù)食材由中央工廠預制,門店只需加熱組合,出餐速度比傳統(tǒng)中餐廳快得多。
更絕的是“工科博士”出身的老板娘,自主研發(fā)了一套“熊貓自動工作站”系統(tǒng),能實時監(jiān)控庫存、自動補貨,食材浪費能控制在1%以內(nèi)。

這套系統(tǒng)讓熊貓快餐成了美國最早使用電腦管理的餐廳之一,也讓單店人力成本比傳統(tǒng)中餐館低40%,出餐速度卻快3倍,這對人工昂貴的歐美市場簡直是降維打擊,這你讓唐人街上的夫妻店怎么比?
除此之外,熊貓餐廳的營銷也很有一套,早期用“免費試吃”打開市場,后來蹭基辛格的熱度打造“政客同款”,到了tiktok時代也積極搞各種打卡挑戰(zhàn),在網(wǎng)友面前瘋狂刷存在感。

熊貓快餐的走紅,暴露了中餐出海最殘酷的商業(yè)現(xiàn)實:
在正宗性、成本控制和規(guī)模化擴張之間,你只能三選二。
傳統(tǒng)中餐講究現(xiàn)炒現(xiàn)做、鍋氣十足,但到歐美立刻遭遇“成本暴擊”,紐約中餐館炒鍋師傅的月薪高達6000美元,比麥當勞店長還貴。
更要命的是,老外對“宮保雞丁里該不該放黃瓜和橙汁兒”這類問題毫無執(zhí)念,他們只想快速吃到便宜管飽的中餐,正不正宗。

數(shù)據(jù)最能說明問題:
全美4.6萬家中餐館里,90%是家庭作坊式小店,平均客單價不到15美元;
而熊貓快餐人均消費8-10美元,卻能靠翻臺率做到單店年營收200萬美元。
這種“用快餐效率做中餐”的模式,本質(zhì)上是對麥肯體系的模仿:
用中央廚房取代廚師,用醬料包取代手藝,用數(shù)據(jù)驅(qū)動取代“老師傅”的經(jīng)驗主義。
但代價也很明顯。
當湖南人看到左宗棠雞裹著漢堡醬,四川人發(fā)現(xiàn)麻婆豆腐不放花椒,這種“魔改”足以讓傳統(tǒng)派痛心疾首。
2017年大董烤鴨進軍紐約時,堅持用果木烤鴨和六必居甜面醬,結(jié)果人均消費大幾十美元依然虧損,最終在3年后黯然退場。
反觀熊貓快餐,從不糾結(jié)“正宗”,反而用陳皮雞和炒面三明治這類“變異中餐”橫掃歐美。
商業(yè)世界里,活下去比“血統(tǒng)純正”更重要。

不過,也是由于這樣的觀念太過深入人心,適應性極強的中餐老板在美國過分本土化,以至于在老外眼中“不高級”,客單價也遠低于日料。
但如今的美式中餐江湖,局面正在悄悄變化,中餐已經(jīng)開始打響“去廉價化”革命。
紐約的“Uluh(葫蘆)”餐廳把豬蹄做成法餐擺盤,人均30刀;
倫敦的“A.Wong”用分子料理解構(gòu)小籠包,入選米其林一星。
這些嘗試背后,是中國全球地位提升帶來的文化溢價,當特斯拉在上海建廠,TikTok征服歐美青少年,中餐的“高端敘事”終于有了底氣。
資本也在押注這場變革。
2019年,主打新式中餐的連鎖品牌“君子食堂”完成500萬美元融資,計劃用“春餅、拌面+冷萃茶”的組合拳復制熊貓快餐的路徑。
這些玩家的野心很明確:不僅要賺外國人的錢,還要往“貴”里賺。

但無論賽道如何分化,中餐出海的核心邏輯從未改變,那就是用在地化破解文化隔閡,用工業(yè)化擊穿成本壁壘。
中餐的全球戰(zhàn)事,從來不止于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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