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 | 劉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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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7 日，10 月最后一周的星期五，是神田古本祭拉開帷幕的日子。接下來的三天，是神田神保町的節(jié)日，也是東京的節(jié)日。對過去二十年來，斷斷續(xù)續(xù)泡過不下十場古本祭的我來說，這種慣例已成身體記憶，以至于每年 10 月底，我都會以古本祭為第一要務(wù)來制定計劃。古本祭主要分兩塊，一是于周五上午 10 點準時開始的特選古書即賣展，賣場在東京古書會館（地下一層和一層）；二是一般于同一天上午 11 點半開始、一直持續(xù)到周日晚 10 點左右，在靖國通、鈴蘭通和櫻花通這三條書街主要街道的兩側(cè)，一字排開的露天古書集市。前者是有償參與，提前發(fā)行出品古本和藝術(shù)品的彩色圖錄，雖然理論上也是持續(xù)三天，但尖貨基本會在周五當天就售罄，后面就是剩貨了。后者則是古書店和出版機構(gòu)，把平時積壓的庫存打折甩賣。日本法律保護新書定價（圖書再販售價格維持制度，簡稱“再販制”），原則上新書打折售賣一年中只有這三天。因此，古本祭上常能見到那種穿風衣、攜拉桿箱的白發(fā)長者，大多是從地方城市趕過來的知識分子，下了新干線就直奔露天集市。從平成期開始，日本經(jīng)濟陷入持續(xù)蕭條，民生疲敝，受制于生活成本，一年不買書，只在這幾天才破例的消費者也所在多有。就我個人來說，因會定期入手日版新舊出版物，露天集市對我的吸引力有限，唯一有意義者，就是特選即賣展。而且，原則上僅限于第一天的上午半天。因為我的打卡目標相當明確，基本只關(guān)注三類出版物，即文豪簽名本、日本現(xiàn)代文學初版本和視覺本（攝影集等）。而這三類書，是很難保留到下午的。為節(jié)省時間、提高效率，我每年去特選即賣展打卡之前，都會仔細研究當年的出品目錄，看一下有多少家機構(gòu)參加，大致有哪些出品。25 日晚，從蜻蛉文庫的佐藤老板處入手的《特選古書即賣會出品目錄》，我也抽時間瀏覽了一下，知道共有十四家機構(gòu)參與展賣，似略少于往年。
10 月 27 日上午 9 點半，東京古書會館前已經(jīng)排成長龍
上午 9 點，我和太太從酒店出發(fā)。在駿河臺下路口過了靖國通，然后鉆進巷子，三拐兩拐，不一會兒就到了東京古書會館的正門前，旁邊是小川町郵電局。離入場還有半個多小時，已經(jīng)有二十多個人在排隊，跟往年一樣，清一色是戴眼鏡的白發(fā)或謝頂老者。偶見一兩個女性身影，也都是灰白頭發(fā)，戴著遮陽帽，站在隊里捧讀文庫本。十點整，大門開。百十來號書客排隊跟隨工作人員進入會館，再沿樓梯下到地下一層，在門口處先存包，存過包的人依次進場。我差不多是第十個進入賣場的人，憑過往的經(jīng)驗，直奔右前方最靠里的角落，我知道那兒是簽名本大戶櫸（けやき）書房的攤位。因此，我每次都會從櫸書房開始，往里走，再折回；然后移動到下一排攤架，再重復執(zhí)行這個規(guī)則。如此，一間不算很大的房間，差不多走兩輪“Z”字形，便可將所有攤架檢閱一過。門口前左手是服務(wù)臺，有工作人員收銀，并提供包裝和開具發(fā)票等服務(wù)。購書金額在 5000 日元以上者，可享受免費宅急送（僅限于東京都內(nèi)地址）。但與免費宅急送相比，我更看重古本的完品，即使是再厚重的書也務(wù)必自己攜回酒店。故多年來，對此等“特權(quán)”，我一直放置至今，從未享用。
左，特選古書即賣場內(nèi)一瞥；右，入口處的服務(wù)臺。右側(cè)男性為筆者的朋友、古本祭干事佐藤龍先生，正在為我購買的書結(jié)賬
兩點感想。一是作為疫情后第二次古本祭（2022 年的“第六十二回神田古本祭”，因中日航線尚未恢復，我未能往至），總體規(guī)模已不及從前；二是經(jīng)過疫情三年的試煉，日本書業(yè)的邏輯起了變化，也在悄然“升級”，古書商通過古書網(wǎng)和社媒，線上交易頻密化，以至于很多尖貨未及在實體店鋪上架，或在即賣展上出品便已走貨。關(guān)于這一點，其實我是有直覺的。這種泛泛的直覺，在翻閱出品目錄時基本被坐實，到了即賣展現(xiàn)場，親眼所見就更是實錘了。譬如，以我掃貨第一目標的文豪簽名本為例，谷崎潤一郎、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等超一流作家的簽名本在地下一層的賣場幾乎絕跡，我只在一樓瞥見一本川端的毛筆簽（《千羽鶴》，筑摩書房昭和 27 年 2 月初版本），被鎖在玻璃柜中，標價為 250000 日元，比我十年入的同樣簽本，坐地飆升近五倍。而疫情前，比這更金貴的限量特裝本，就放在地下一層賣場，是可以動手翻閱、用放大鏡確認文豪手澤的。
我在特選古書即賣展統(tǒng)共入了多少冊，連自個也記不清了，應不下十六種，且多為十六開本。結(jié)賬時，我按老習慣，讓伙計開了張貼有印紙稅的手寫正式發(fā)票，總金額為 62700 日元。以書金論，這應該是我歷年從即賣展淘書的金額下限：隨便翻出兩張舊發(fā)票，如 2014 年為 80100 日元，2015 年為 71500 日元......難道這預示著我正與神田古本祭漸行漸遠嗎？
特選古書即賣場的斬獲
平心而論，過往十數(shù)年來，我在東京古書會館的即賣展上觀善本、珍本、美本無數(shù)，寓目無限。但“縱欲”之余，有時也會平生一種“芳華閱盡”的空虛感，縱有好花千萬樹，歲月許我?guī)谆仨窟B愚鈍如我者也知道，這其實是美的屬性使然，因為美本身是有張力的。更何況，那些書統(tǒng)統(tǒng)是構(gòu)筑于紙上的美，而紙張的重量，及其對人的生活空間的侵蝕和壓迫，根本無需解釋。不過，這類抽象的“哲思”更多只是一閃念，并不會長久占據(jù)我的大腦。而長期霸占腦容量之內(nèi)存者，除了美本還是美本。這次打卡即賣展，斬獲也不小，整理篋藏需時日，暫且提示其半（八種），權(quán)當謄抄淘寶清單：
1、《沉默》簽名本，新潮社 1966 年 3 月初版，精裝函套，系遠藤用粗簽字筆簽贈給他的主治醫(yī)山下武右的。扉頁夾著新潮社附贈的冊頁，共十六頁，為當時的名作家和批評家對《沉默》和遠藤文學的評介。其實，我還藏有一本《沉默》的特裝限量簽名本。但遠藤的這部代表作，我覺得收一本初版本，似更有“出版”的意義。書標價 16500 日元，可以說是物超所值。因為我曾在實體古書店見過同樣的版本，并無簽名，差不多也是這個價格。
2、《侍》簽名本，新潮社 1980 年 4 月初版，精裝函套，同樣是遠藤用粗簽字筆簽贈給山下武右。扉頁夾著附贈的冊頁，系遠藤周作與三浦朱門的對談，共八頁。若要對遠藤的幾部重要長篇做一排序的話，從可讀性上說，竊以為首推《深河》，其次是《沉默》，第三本就是《侍》。這本標價僅 5500 日元。
3、《作家的日記 1950.6—1952.8》（『作家の日記』，作品社 1980 年 9 月初版），精裝函套，是遠藤用毛筆簽贈給山下武右的。作家的日記重要，遠藤周作的日記尤其重要，特別是這本留法日記，記錄了作家青春時代的浪漫生活，有不少隱私，一直是遠藤研究中的謎團。這本標價 6600 日元。
遠藤周作簽名本三種，均為初版本。系作者生前簽贈給其主治醫(yī)山下武右的
4、《續(xù)死與生》（『続死ぬことと生きること』，筑地書館 1974 年 8 月刊行），精裝函套。扉頁印有“愛藏限定版叁佰五十部之內(nèi) 第貳佰拾六號”的字樣，空白處是毛筆楷書的“拳”字，字很大，墨透紙背。字的下方是“土門拳”的鈐印，朱文篆刻。這是攝影大師土門拳回憶錄的續(xù)編，裝幀設(shè)計是平面設(shè)計大師杉浦康平，難怪細節(jié)如此到位，扉后和正文插頁黑白攝影圖版的還原度之高，絲毫不遜于攝影集。我原本就入過這本回憶錄的前編《生與死》，且分別保有日、中文版——美篶書房新裝版（2019 年 7 月刊行）和浦睿文化·中信版（2021 年 7 月版），剛好與續(xù)編湊齊，甚慰吾心。這本“愛藏限定版”標價 11000 日元，雖談不上漏，還算是可以接受的價格。
土門拳攝影傳記《死與生》和《續(xù)死與生》：前為普通單行本，美篶書房 2012 年 12 月刊行；后為特裝限定版，有土門拳的毛筆簽名和鈐印，筑地書館 1974 年 8 月刊行
5、《從純攝影到粹文學》（『純寫真から粋文學へ』，松柏社 2000 年 8 月刊行），是一本攝影對話錄，對談?wù)呤谴ū救?、竹中直人、村上龍、柳美里、筱山紀信、石內(nèi)都等，無一不是大咖級。唯其構(gòu)成復雜，各種跨界，多元視角才更值得期待。二十多年前，荒木經(jīng)惟還沒成為今天的話癆，談其攝影觀也是言簡意賅、精準到位。我雖保有若干種荒木攝影集和攝影文化論，對話錄卻只有這一冊。世人都知道荒木是攝影家，但少有人知道他也是書家和文筆家。他用毛筆沾墨直接寫在膠片上的書法，顯然不是單純的涂鴉，而是以攝影為媒介的再創(chuàng)作，自帶“法度”。這本書也是荒木毛筆簽名本，標價 6600 日元，算是個漏了。
6、《兇區(qū)/Erotica》，大十六開，朝日新聞社 2007 年 6 月刊行。這是一個我思考了很久的問題：如果把“偉大”的桂冠審慎地奉送給一位在世攝影家的話，那么非森山大道莫屬。攝影藝術(shù)蘊含了多少種可能性，森山的作品便呈現(xiàn)出多少種面向，且無一不到極致。這本攝影集再次強化了我內(nèi)心的判斷，決定不再修正。二十一世紀之初，浦東開發(fā)時，森山曾應邀前往上海拍攝開發(fā)中的浦東，作品多以攝影插頁的形式，發(fā)表在朝日新聞系著名論壇志《論座》上。那個雜志已消失有年，當年我多半就為了看森山的浦東攝影，而自費訂閱了好幾年，直到“休刊”。長年來，我一直在追蹤那批作品的出版情況，卻遲遲不見結(jié)集，而這本攝影集中，收了多幀攝于上海的作品，彌足珍貴。這本保存得像新書似的超大攝影集，僅賣 6000 日元，雖說無簽名，在我看來也是漏了。
左：森山大道攝影集《兇區(qū)/Erotica》，朝日新聞社 2007 年 6 月刊行；右：荒木經(jīng)惟攝影對話錄《從純攝影到粹文學》，松柏社 2000 年 8 月刊行，作者簽名本
7、《攝影家和他們的名相機》（『寫真家と名機たち』，十六開，那和秀竣著，山上正一畫，松柏社 2013 年 8 月初版刊行）。這書簡直妙不可言，視角、體例、插圖和攝影，均很難復制。作者為三十六位外國攝影家和二十四位日本攝影家作傳，考據(jù)了攝影家平生愛用的相機機型及創(chuàng)作代表作時所用的“名相機”。隨便翻開一頁，都會有驚喜。如時裝模特出身的法國傳奇女攝影家莎拉·莫恩（Sarah Moon），1986 至 1989 年連續(xù)三年榮獲戛納國際廣告節(jié)金獅獎，她的愛用機居然是在我看來偏男性向的尼康 F2，而且是與我的愛藏一模一樣的銀色鍍鉻機身！這種發(fā)現(xiàn)，于我有種幸福感。全部機型的插圖是黑白攝影，旁邊或下方，注明那款名機的檔案及特性；攝影家的頭像則是素描。這本十幾年前的出版物，標價僅 1000 日元，不是漏是什么？
8、《版畫東京百景》，小泉癸巳男著，講談社昭和五十三（1978）年 3 月刊行，大十六開異形本，精裝函套。大約二十年前，我曾在一篇攝影評論中說，東京作為一個出片到“過曝”的城市，整個一巨大的攝影實驗場，其每一平方米的土地上，都立過不止一支三腳架（大意）。跟羅馬城一樣，這個如此出片的大都會也不是一天建成的，更不單是攝影的“被攝體”，從北齋、廣重的浮世繪，到川瀨巴水的新版畫，都在不懈地表現(xiàn)這座城市。戰(zhàn)前的名版畫家小泉癸巳，年輕時受到前輩畫家石田一麿的《東京風景》（石版）石井柏亭《東京十二景》（木版）的感化，發(fā)愿用系列組畫來描繪大東京。從 1930 年秋起，切入創(chuàng)作準備，1937 年完成，整整一百幅，畫家時年四十五歲。1945 年，小泉辭世，得年五十三歲。小泉創(chuàng)作的“東京百景”，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了藝術(shù)本身的價值，還有歷史的藝術(shù)文本價值。如第二十六景的《麻布三聯(lián)隊》，描繪了帝國陸軍步兵三聯(lián)隊駐地，三個士官在輪崗時的情景。大門內(nèi)巍峨的昭和前期現(xiàn)代建筑，后變成政府防衛(wèi)廳用地，現(xiàn)在則成了都心部六本木地區(qū)美輪美奐的商業(yè)綜合體東京中城（Tokyo Midtown）。類似這樣的藝術(shù)文本，不失為可視性的歷史材料，無疑具有獨特的價值?！栋娈嫋|京百景》付梓時的定價是 5800 日元，近半個世紀后才溢價至 8000 日元，已經(jīng)是物超所值了。
左：《版畫東京百景》，小泉癸巳男著，講談社 1978 年 3 月刊行；右：《攝影家和他們的名相機》，那和秀竣著，山上正一畫，松柏社 2013 年 8 月初版刊行
從東京古書會館出來時，正值中午，還不到一點，我決定先把即賣展上的戰(zhàn)利品送回酒店，然后再趕一趟露天古書集。說是“趕集”，其實就在我的“據(jù)點”邊上。當我走到鈴蘭通西口時，但見窄窄的路面上，左右兩溜書攤一字排開，一直綿延到路東口，每個書攤前都站著很多書客，挑揀、購書，有的攤位前還排起了長龍，以至于原本就不寬的馬路，幾乎完全被書和人占領(lǐng)，從南北兩側(cè)數(shù)不清的甬道，還有書客不斷地涌進來。我在巖波書店、中央公論新社、文藝春秋社、平凡社、講談社、河出書房新社、書的雜志（本の雑誌）社、筑摩書房、角川書店、東京堂、光文堂、創(chuàng)元社、幻冬舍、晶文社、美篶書房（みすゞ書房）、東大出版會、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法政大學出版會、東京書籍社、冬青社、白水社、幻戲社、Enishi 書房等攤位，分別勾留了三分鐘到三十分鐘不等，購入單行本、MOOK、新書、文庫總有不下二十種。最令我驚艷者，往往不是主流大社的出版物，而是一些小眾出版品牌，甚至是自由價格本。
所謂“自由價格本”，是一個出版豆知識：出于某種原因（如出版社破產(chǎn)清算、編輯錯誤或品相瑕疵等），書籍甫一出版，便脫離再販制、委托制的軌道，不參加中盤商為新書店的配本，而是打折銷售。但自由定價本不同于舊書，它必須是未使用的新書，一般按定價的五到七折（洋書為七折）銷售。因這類書已經(jīng)與再販制脫鉤，不再參與主流渠道的配本，那么其不維持新書定價，便不會被視為問題。因此，自由價格本也稱非再販本、outlet 本，或干脆叫“bargain book”。在神田古本祭等場合銷售時，會在出版物封底貼上紅色的“B”字標簽。貼標簽的位置，也是有講究的，這又牽涉到日本出版的另一條豆知識。
現(xiàn)代日本出版物，在封底或書衣背面的左上角可見上下兩排條形碼，這是東洋出版的“日特主義”做法。兩排條形碼雖然都是十三位數(shù)，但細看可發(fā)現(xiàn)，數(shù)字是不同的。其實，這兩排條形碼并非重復，而是有明確的功能區(qū)分。上排條形碼，是國際通行 ISBN 書號，一般以“978”或“979”開頭；第四位數(shù)代表國家，英語圈（美國、英國）是 0 或 1，法語圈（法國、加拿大部分地區(qū)等）為 2，德語圈（德國、奧地利等）為 3，日語出版物為4，俄語圈為5，華語圈為7......下排的條形碼是日本特有的，對應日本出版 POS 系統(tǒng)：前三位數(shù)“191”或“192”代表消費稅率改訂的不同時期；后面兩位數(shù)，分別對應不同的出版社，如 00 為巖波書店，01 為旺文社，02 為朝日新聞社，角川是 04，講談社是 06，小學館是 10......出版社別的后面，分別對應著販售形態(tài)、圖書類別和書的本體定價。對書業(yè)老炮來說，一本書僅看封底條形碼，便能大致判斷出是哪家社出的哪一類出版物。而自由定價本在交付古本祭銷售時，按規(guī)矩，是要在兩排中的下一排條形碼上貼付“B”標。
日本出版豆知識：現(xiàn)代三種主流出版物，從左到右，分別為文庫、新書和單行本。所有出版物，封底或書衣背面的左上角均印有兩排條形碼。兩排雖然都是十三位數(shù)，但細看可知，數(shù)字是不同的。其實，兩排條碼并非重復，而是有明確的功能區(qū)分。上排條碼，是國際通行 ISBN 書號，一般以“978”或“979”開頭；下排條碼是日本特有的，對應日本出版 POS 系統(tǒng)
權(quán)且提示兩種自由定價本（均為單行本）：一是《美貌帖》，金子國義著，河出書房，2015 年 2 月刊行。金子國義是鬼才畫家、裝幀設(shè)計大家，與另一位文學界的鬼才、博物趣味的作家澀澤龍彥交情甚篤，二人長年合作，推出過很多色彩奪目、風格詭異的出版物。廣為人知者，有澀澤譯的金子插畫版《O 的故事》（『O嬢の物語』，[法]Pauline Réage 著，澀澤龍彥譯，河出書房新社 1975 年刊行），已成珍本，那些插繪也成了金子的代表作。我是金子的鐵粉，由他操觚的單行本和關(guān)于他的 MOOK，我基本見一種收一本，帶作者手澤的簽名本，我藏有四冊?！睹烂蔡肥墙鹱拥淖詡鳎瑫阃钢鴿饬业淖詰?，而那正是傳主的風格之一。這本圖版相當豐富，除了金子的繪畫作品，還有行為藝術(shù)的視覺記錄，包括一些攝影集內(nèi)頁，有的相當出位。如他坐在剛送過森茉莉的“2000GT”跑車上的照片；前后環(huán)襯頁上的毛筆速寫，我是頭一次見識，畫風之老辣、大膽，頗有金子光晴范兒。
《美貌帖》，金子國義著，河出書房，2015 年 2 月刊行。此書為自由價格本?！白杂蓛r格本”亦稱非再販本、outlet 本，或“bargain book”。按書業(yè)行規(guī)，此類圖書須在出版物封底第二排條形碼處貼上紅色“B”字標簽，且不進入主流發(fā)行渠道
二是《雜志媒體文化史——戰(zhàn)后范式的變?nèi)輀增補版]》（『雑誌メディアの文化史——変貌する戦後パラダイム[增補版]』，吉田則昭編，森話社 2017 年 4 月初版刊行）。日本現(xiàn)當代社會文化受出版文化，特別是雜志媒介的影響甚大，從精英到大眾，或多或少，無不受到雜志文化的規(guī)訓。以至于戰(zhàn)后，東瀛書業(yè)呈現(xiàn)“志高書低”的奇特景觀逾四十年，直到 2016 年，情況才發(fā)生逆轉(zhuǎn)。雜志與時尚工業(yè)、雜志與漫畫、雜志與出版，都是耐人尋味、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近十年前，我入過此書舊版。增補版追加了兩篇論文，增容八十頁，視界也變得更廣角。雜志媒介的消長，清晰地勾勒出世相與戰(zhàn)后文化共振的曲線，凸顯了流行文化范式轉(zhuǎn)換的軌跡。
在單行本之外，再提示從古書集入手的新書、文庫各兩種。先說新書：一是《平成、令和期的學生運動：SEALDs、民青、過激派、獨立團體》（『平成·令和 學生たちの社會運動——SEALDs、民青、過激派、獨自グループ』，小林哲夫著，光文社 2021 年 1 月刊行）。一個習以為常的通說是，日本當代青年普遍傾向自民黨政權(quán)。也正是基于此，安倍第一次內(nèi)閣時期（2007年），修改“國民投票法”，把選舉與被選舉權(quán)的年齡下限從滿二十周歲下調(diào)到滿十八周歲，旨在把年輕一代納入自民黨的票倉。但這種如意算盤卻在 2010 年以降接連受挫：以“3·11”巨震為分水嶺，圍繞核事故、“特定秘密保護法”、安保關(guān)聯(lián)法案、（針對中韓的）仇恨發(fā)言、森友·加計學園、財務(wù)省隱匿公文、賞櫻會、氣候變化、對性少數(shù)人群的歧視、“米兔”、大學醫(yī)學部對女生入學的非法限制、新冠疫情期學費問題等社會、政治和個人權(quán)利議題，被認為“親自民黨”的年輕一代開始發(fā)聲。其動向?qū)⒃诤艽蟪潭壬嫌绊懭毡镜奈磥?，無疑值得持續(xù)關(guān)注。
二是《麥田里的守望者》（『キャッチャー·イン·ザ·ライ』，[美]J. D. Salinger 著，村上春樹譯，白水社 2023 年 4 月第二十五刷）。塞林格的這部不朽的成長小說，哺育了戰(zhàn)后西方幾代青年，已成經(jīng)典，在日本也是常銷書。村上作為東洋小說家，其出道之初的文學修煉，恰恰是包括塞林格在內(nèi)的西方“新經(jīng)典”。村上的新譯果然不負眾望：于 2006 年 3 月初版刊行，到我入手時，已是第二十五刷，成為日本翻譯界譯者自帶流量的典型案例。唯一的遺珠之憾，是按原計劃，由村上撰寫的譯者解說文，作為附錄，隨譯文一道刊行，因塞林格本人的意志，亦由于合同條款的限制，結(jié)果未能實現(xiàn)。
文庫之一，是另一種村上譯本、格蕾斯·佩雷的《人的小小煩惱》（『人生のちょっとした煩い』，[美]Grace Paley 著，村上春樹譯，文藝春秋社 2021 年 1 月第三刷）。村上譯了多少本書，我沒研究過，不過我知道他愛讀的英語文學類型，除了塞林格那類青春文學，還有雷蒙德·卡佛、菲斯杰拉德和海明威。關(guān)于格蕾斯·佩雷，我以前并不了解。不過，只要知道村上有多愛卡佛，便不難理解他何以會注意佩雷?！八淖髌妨钗译y以自拔。”村上坦言自己初讀佩雷時的震動，“與我第一次讀雷蒙德·卡佛的作品時所感受到的，大致是同一種情感”。至于說為什么要翻譯，村上給出的理由簡直任性：“我只能說，甭管怎樣，她的那些作品一定得由我來翻譯?！庇谑?，日文世界便多了這部由十個故事構(gòu)成的短篇集。附于正文后的佩雷的創(chuàng)作緣起和譯者對原作的解讀，都是頗有可觀的文字。最是那本文春文庫的封面，先于小說內(nèi)容，與“人生的小小煩惱”這個平實的書名，瞬間便定格于我的視覺中樞，揮之難去：那是我瞥一眼便知的美國現(xiàn)代畫家愛德華·霍珀（Edward Hopper，1882—1967）的作品。那對常常出現(xiàn)在同一塊天花板下、時遠時近的中產(chǎn)男女，即使他們處于至近距離，彼此之間也有種疏離感。規(guī)整的幾何空間，凸顯了某種禁錮感，哪怕是那一道透過落地窗、打在墻上的異常強烈的陽光，都不足以稀釋那種受限的既視感——一種美式的孤獨，雖短暫，卻四溢開來，顯得漫無涯際。我翻開書衣的后勒口確認封面繪作者，果不其然，是霍珀的《自助餐廳里的陽光》（Sunlight in a Cafeteria，1958）。
村上譯著兩種：左，《麥田里的守望者》，[美]J. D. Salinger 著，村上春樹譯，白水社 2023 年 4 月第二十五刷；右，《人的小小煩惱》，[美]Grace Paley 著，村上春樹譯，文藝春秋社 2021 年 1 月第三刷。封面繪是美國現(xiàn)代畫家愛德華·霍珀的作品《自助餐廳里的陽光》
文庫之二，是《文明生態(tài)史觀》（『文明の生態(tài)史観[增補新版]』，梅棹忠夫著，中央公論新社 2023 年 10 月刊行）。1955 年，動物、博物學家梅棹忠夫參加京都大學學術(shù)探險隊，系統(tǒng)考察西亞諸國的生態(tài)、文化。從學術(shù)考察活動中，萌生了一種嶄新的文明史觀，即不是從相互對立，而是從“平行進化”的視界來把握東西方的近代化進程，提倡所謂“中洋”論。自此，一代文化保守主義大家梅棹忠夫崛起，其學術(shù)成就中之犖犖大者，就是文明生態(tài)史觀。作家、《日本沉沒》的作者小松左京說：
“文明生態(tài)史觀”是戰(zhàn)后提出的最重要的世界史模型之一。它為以前那種在所謂東與西、亞洲對歐洲的習慣性坐標系內(nèi)讀解的世界史，帶來了堪稱革命性的視野。因了這種視野，此前呈現(xiàn)出復雜對立與糾纏的世界各地域的文明，可以說第一次在葆有鮮活的現(xiàn)實多樣性的情況下，被賦予統(tǒng)一梳理一新后的頭緒。（筆者譯）
多年前，我曾購買過《文明生態(tài)史觀》中公文庫舊版，1974 年 9 月初版刊行，我入手的是 1996 年 3 月第二十刷。文庫新版增補兩篇文字：《追記》記述了關(guān)于本書各種日文版本和日本語以外的外國語版的必要信息；《大海和日本文明》（『海と日本文明』）是一篇論文，成文于二十一世紀之初，對支撐梅棹版文明生態(tài)史觀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對我個人來說，則屬于必備書籍。
古本祭挑燈夜戰(zh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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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經(jīng)過周五、周六兩天，我已經(jīng)完成了對本屆神田古本祭特選古書即賣會和露天古書集市的掃貨，而且是“超額”（超預算）完成。10 月 29 日（星期天）早上，來東京出差北京建筑師朋友唐克揚發(fā)來微信，我指示他如何趕集，然后我說：“今兒是最后一天，包括露天書攤后面的實體書店，多數(shù)也在打折甩賣。抓緊時間！”后來他告訴我：“最后買了兩本無名氏的行書書法。”當天下午，他便乘機回國了。上午十點，我在一橋的 Royal Host 吃過早午餐，把裝滿出版物的行李箱寄存在酒店，便出發(fā)去箱根了。泡進箱根的露天溫泉浴場，我才意識到連續(xù)兩天的戰(zhàn)斗，給我的肩背和手臂又增添了多少勞損。
從箱根回到東京，我住到了銀座，為的是完成在單向街書店銀座店的三場駐店作家活動，那是許知遠派給我的工作。其間，盡管我也去過位于 GINZA SIX 大廈的蔦屋書店和幾間書咖，卻基本沒買什么重要的書。11 月 13 日，我從東海道南下名古屋。11 月 16 日，又從名古屋繼續(xù)南下，去了京都。
11 月 3 日，我開始了在單向街銀座店的駐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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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是我躉書之行第二站。我最后一次去京都，是在 2019 年 2 月。闊別近五年，最大的變化，是日本中央政府的文化廳遷至京都，從行政上強化了這座千年古都的文化性。不過在我看來，京都的文化性本無需強調(diào)，就像鴨川靜靜淌過中城，倒影著岸邊的垂柳、公寓和高床餐廳；沙洲上，孩子在嬉戲，水鳥在漫步，情侶們等距離坐在岸邊，抱著木吉他，卻在竊竊私語......文化已成京都的調(diào)性。
我曾在一篇舊文中說，“一個街區(qū)，頂好有兩家書店”（見同名文章，收錄于《東京文藝散策[增訂版]》，劉檸著，臺灣遠景出版事業(yè)有限公司 2018 年 1 月初版，第 227 頁），說的就是京都。說具體點，是位于京都東北部左京區(qū)的一乘寺。我并非不知道，京都有京大附近的百萬遍古書店街和朋友書店等有傳統(tǒng)、有故事的漢學系書店，事實上，我也曾多次打卡，至今仍保留著京都古書店地圖。不過，我既剛從神保町“掃街”而來，似乎也無甚必要再去百萬遍打卡。于是，11 月 18 日上午，吃過早午餐，我便從清水五條的酒店乘五路巴士，徑直去了一乘寺。在一乘寺下松站下車，京都中央信用金庫的街角右轉(zhuǎn)，沿曼殊院道一直往西，過了與叡電的交叉口，再往前百十來米，右手邊就是萩書房。
落別五年，一乘寺的街景照舊。從中央信用金庫的路口直行，過了睿電一乘寺的扳道岔口，就到了我打卡的地方
萩書房位于一棟多層公寓的一層，公寓的外立面是仿紅磚的裝飾，顯得挺有格調(diào)。門口立著一塊人形看板，看板上戴眼鏡的大叔做著夸張的表情。推門進屋，從書店的格局、書架的排列方式，到分類的順序，包括古書店特有的古紙氣味，都跟疫情前毫無二致。唯一的不同，是收銀的老爺子，換成了一位三十歲上下、戴眼鏡的女性。這間古書店以類型小說為主，包括奇幻、推理、SF和春宮，兼營美術(shù)、攝影、流行音樂、性學和文庫，進貨有品，書品上佳，在近畿地方的古書業(yè)界頗有口碑。我先后打卡七八次，入過的舊書總有不下二十種，其中一半與性風俗有關(guān)。此次也收了兩種，其一是《回憶滿洲》（『想い出の満洲』，佐久間晃、富山衛(wèi)著，惠雅堂出版 1971 年 7 月刊行），這是一本繪文集，粗布面精裝，異形本，帶函套。畫風治愈，文字簡潔，體例舒適，便于翻閱和檢索。內(nèi)容涉及我國東北地區(qū)一年四季的風俗節(jié)日和生活習慣，包括城市風光、建筑、吃食和在“滿”日人的文化，如“渡滿”的文化人、藝能者，“滿洲”的文學界等。佐久間晃的前言《“滿洲”時代的漫畫家伙伴》，是關(guān)于戰(zhàn)前日本文化“越境”的珍貴資料。
一乘寺的藝術(shù)系古書店萩書房
其二為《日本近代漫畫的誕生》（『日本近代マンガの誕生』，清水勳著，山川出版社 2021 年 12 月初版第七刷）。國人往往想當然地以為，日本漫畫作為一種戰(zhàn)后流行文化，歷史并不長。但其實，羅馬非一天造就，漫畫大國也是其來有自，經(jīng)歷了漫長的發(fā)展。面向大眾發(fā)行的同版復制浮世繪初登場，是在江戶中期（十八世紀初葉）。后大坂（阪）的版元推出木版戲畫本（鳥羽繪），人氣爆棚，遂行銷全國。對彼時的江戶人來說，“鳥羽繪”就是今天的“漫畫”。到幕末，隨著幕藩體制的松動、瓦解，以批判武士、貴族和幕政為題材的政治諷刺繪應運而生，除了還沒有解說詞之外，形式上已相當摩登。明治期，江戶風繪畫受歐美漫畫的影響日甚，加上報紙的推波助瀾，逐漸形成了一種新的表現(xiàn)風格，受眾廣泛。明治十（1877）年，山寨英國漫畫雜志《笨拙》（PUNCH）的凸版印刷周刊志《團團珍聞》創(chuàng)刊，在自由民權(quán)運動中發(fā)揮了重大作用。經(jīng)過明治期的和洋融合，及至大正、昭和初期，一種視覺上脫離浮世繪的、審美上與歐美到達同等水準的現(xiàn)代漫畫，開始確立。漫畫本身是一種媒介，其發(fā)展不是孤立的，而這正是一本從政治史、美術(shù)史的維度，透視日本近代漫畫表現(xiàn)風格嬗變的讀本，寫得饒有趣味。還有一點，涉及我個人的出版趣味：這套插圖版日本史 Librétto，體例、篇幅大致相同，圖文和資料的編排舒適且不無高級感，是我鐘情的一種叢書，也藏有若干種。
出了萩書房，再往下繼續(xù)走大約二百米，便是惠文社一乘寺店。這家地理上偏安的獨立書店名聲在外，一向有所謂“世界最美書店”等光環(huán)，終年在各種時尚、讀書類雜志、MOOK 上曝光，是日本國內(nèi)外小資的打卡圣地。但對我來說，它只是一家兼營舊書、文創(chuàng)和咖啡的人文獨立書店，僅此而已，不多也不少。我來此打卡的次數(shù)，理論上跟去萩書房一樣，因為這里就是我所說“一個街區(qū)，頂好有兩家書店”的第二家。不用說，我所說的“街區(qū)”，指的就是一乘寺。
自從 2010 年，惠文社一乘寺店登上英國《衛(wèi)報》的“世界最美書店 Top 10”排行榜以來，聲名不脛而走，成了日本國內(nèi)外小資打卡的圣地
暌違五載，惠文社基本沒變樣。不過細看之下，我發(fā)現(xiàn)空間更逼仄了，就是說書更多了。沿墻的書架統(tǒng)統(tǒng)頂?shù)教旎ò澹虚g的矮書架一排排，數(shù)不清有多少牌，書架前面預留出過道。店中的不同位置，放置了幾張圓桌、方桌或?qū)懽峙_，臺面上碼著各種新刊本和雜志、MOOK，“余白”處放著老式臺燈、收音機、機械相機、鬧鐘、留聲機、打字機等裝飾物，無數(shù)的出版物和小擺件，與低回、縈繞的 BGM 一道，營造了一種極端 Otaku 氣質(zhì)的書店文化空間。在我打過卡的眾多日本新刊書店之中，惟有惠文社是找不到新書臺的店家。之所以找不到，是因為所有的臺面，都可以看成是新書臺，按不同的主題和類別，各自呈現(xiàn)。所以在這里，你會發(fā)現(xiàn)日本當下所有門類的書，從東販、日販等主流中盤商的配本新刊，到讀書排行榜上排名前列的文庫、新書，從小眾出版、一人出版的新品，到自費出版物，幾乎無所不包。特別是上文中提到的、京都當?shù)爻霭鏅C構(gòu)“編輯 Group SURE”的出版物和一人出版品牌“夏葉社”的書，惠文社是最全的，這也是我格外重視這間獨立書店的理由之一。
像過去一樣，我先從離門口最近的古本書架上入了一本，是《無邊界——我的攝影史》（『なんでもやってみよう：私の寫真史』，細江英公著，窗社 2005 年 10 月刊行）。這本是攝影大師細江英公攝影自傳三部曲中的第一卷，而我原本就持有第二和第三卷?！叭币弧敝端查g消弭，我的心情大可糟改秋瑾的一句詩來形容：“金甌已缺總須補”，得來竟不費功夫。這套書我之所以沒一次性收齊，而是采取見一本入一本的“邂逅主義”放任方針，是因為幾年前我購入了臺版三部曲，而且是作者授權(quán)的“限定 1500 部 完全生產(chǎn)限定”版，套裝書函，每一本的扉前頁和后環(huán)襯前頁，均有細江英公的英文簽名和鈐印，臉譜出版 2020 年 5 月初版一刷。作為三部曲的首卷，最大特點是從后往前寫，如第一篇是《二〇〇五年：現(xiàn)在開始想做的事》，末篇是《一九五〇年：使用父親的相機》。這種回憶錄的寫法，我還是頭一次見識，讀之有種驀然回首、再沿著人生逝水從后往前捯的畫面感，令人感慨萬端。而更令人感慨的是，我剛寫完這篇文字，就接到細江先生在東京過世的訃報，真仿佛有種冥冥中的第六感。
細江英公攝影自傳三部曲，日文版，窗社 2005 年 10 月刊行
細江英公攝影自傳三部曲，中文繁體字版系“限定 1500 部，完全生產(chǎn)限定”版，套裝書函，每一本的扉前頁和后環(huán)襯前頁，均有細江英公的英文簽名和鈐印，臉譜出版 2020 年 5 月初版一刷
新書入了兩種。一本是攝影集《紐約 1980》（『ニューヨーク 1980』，大竹昭子著，赤赤舍 2012 年 10 月刊行）。上文寫過，我前腳在神保町的 PASSAGE 入了四種大竹昭子的攝影隨筆，后腳便在惠文社淘到了這本攝影集。雖然是十幾年前的版本，卻是未使用過的新書，而且是簽名本——應該是我的第一種大竹簽本。我熟悉大竹的攝影評論，卻很少有機會欣賞其攝影創(chuàng)作?！都~約 1980》體例獨特，全書一百零九頁，前四十四頁為攝影，紙張是銅版紙；后六十五頁為隨筆，紙張換成純質(zhì)紙，是理解大竹藝術(shù)人生的重要文本，書的裝幀風格也是一流。1979 年的初夏，大竹來到紐約，二十九歲的人生仿佛被清零，整個回到了一無所有、百無一用的白紙狀態(tài)，“沒有應該做的事，日子一天天過去，它過于自由，于我卻相當沉重”。一年后，她突然想要一臺相機，立馬去商場，當即買了一臺尼康 FE 單反。裝進第一卷黑白膠片，前兩張拍飛了，第三張拍到一只小黑狗，站在小路的中央，好奇地看著她。那一幀小狗的照片遂成了大竹切入攝影創(chuàng)作和攝影評論的“路標”，也是這本攝影集的第一張作品，令我聯(lián)想到森山大道那張著名的掃街抓拍的流浪狗。
大竹昭子攝影集《紐約 1980》，赤赤舍 2012 年 10 月刊行
《愛的小史》（『愛の小さな歴史』，港千尋著，INSCRIPT Inc. 2009 年 12 月刊行）。作為一個讀過不少、也寫過一些攝影評論的人，多年來，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為什么在所有的藝術(shù)評論中，攝影評論最有哲學味？我自己并沒有最終答案，除了一些不得要領(lǐng)的線索，如機械相機的“魔法”，如膠片從感光到?jīng)_印過程中的化學反應，如瓦爾特·本雅明的“光暈”說，等等。而我讀過的最具哲學氣質(zhì)的攝影論之一，是港千尋的文字，所以他的書，我基本會照單全收?！靶∈贰庇扇淖謽?gòu)成，兩篇很短，但其中一篇很長，占二百一十一頁。出于某種的機緣，作者邂逅了一幀老照片，拍的是廣島城區(qū)的街景，據(jù)說是法國女明星埃曼紐爾·麗娃的作品，應攝于日法合作電影《廣島之戀》（Hiroshima, mon amour）在廣島拍外景的那段時間。以此為由頭，作者被某種神秘之力層層誘導，實地踏訪拍攝現(xiàn)場，不但見到了女明星本尊，而且人肉介入影片生成的過程......圍繞時間與記憶、攝影與死亡，以及性，一番熔知識、想象和生命體驗于一爐的考察與闡發(fā)，大開大合，不是小說，勝似小說，堪稱一次影像論的冒險之旅。
不知為什么，我只找出了兩本新書的機打小票，不妨抄錄，以立存照：《紐約 1980》2300日元，《愛的小史》2500 日元，塑料袋 5 日元，共計 4805 日元（含稅）。當我站在門口右側(cè)的收銀臺前，看著臉熟的店員熟練地為我包上褐色三維拓撲手繪線描圖案的惠文社紙書皮的時候，我順手取了兩張惠文社標配的紅男綠女讀書款書簽，內(nèi)心有被充盈的幸福感。以至于出得門來，外面下起了京都特有的小冰凌狀的小雪，我竟絲毫未覺出冷來。
每當我看到惠文社的褐色三維拓撲手繪線描圖案的紙書皮和那套紅男綠女讀書款書簽，內(nèi)心便充盈著一種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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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京都打卡的第三間書店，是誠光社。而我與誠光社的結(jié)緣，也是由于惠文社。將惠文社一乘寺店從偏安于京都東北角、籍籍無名的獨立書店，一路做成炙手可熱的后現(xiàn)代文化輻射基地，公認是前店長堀部篤史的功勞。堀部是有理想的書店人、七零后在野作家，也是關(guān)西地方文化社群的組織者，他的書多關(guān)注城市原生態(tài)獨立小書店，其接受大學教育的九十年代和出版文化。2015 年，他離開惠文社，在京都市中心的丸太町創(chuàng)業(yè)，開了一爿人文書店——誠光社。日本是由報紙雜志、Free Paper 和互聯(lián)網(wǎng)、社交媒體共同構(gòu)成的現(xiàn)代與后現(xiàn)代混搭型信息社會，傳播效率相當高，獨立書店和文化人一旦建立了口碑，想要綿裹秤錘、錦衣夜行其實并不易。憑前惠文社店長的名頭，堀部甫一創(chuàng)業(yè)，就不愁打卡者。在書齋稍加翻檢，我應該藏有堀部的三種簽名本，均是購于店頭，在結(jié)賬時請他直接簽的。第一種還是在惠文社，后兩種便是在誠光社了。我是在新店開張的頭一個月，就打過卡。
我去誠光社，其實是在打卡惠文社的前一天，11 月 17 日。清晨，剛下過小雨。上午，我和太太先去了京都國際漫畫博物館（京都國際マンガミュージアム），參觀完出來，溜達到市役所附近的創(chuàng)意咖啡校巴（SCHOOL BUS）吃了點東西，喝杯咖啡，然后沿著今出川通，走到京都御苑。去御苑本身倒不是目的，我是為打卡誠光社。于是，我們從今出川御門進苑，從北往南穿過偌大的內(nèi)庭，從西南角的下立殼御門出得御苑，往南到下一個路口就是丸太町。過馬路，繼續(xù)南行百十來米，在第一或第二條巷子口，左拐進去，就看到立在路邊的誠光社看板。青瓦房檐下，吊著一盞電燈。我一看到那個民居式的門臉，心里就感到踏實。
京都國際漫畫博物館的前身，是市中心一處廢棄的小學校舍。化“腐朽”為神奇的治愈空間，動力是后現(xiàn)代文化
闊別三年的誠光社，基本無甚變化。唯一的不同，是坐鎮(zhèn)店堂深處的掌柜，不是身材微胖、略微有些謝頂?shù)能ゲ康觊L，而是一位瘦小的眼鏡青年。好在結(jié)賬的小票猶在，復盤不難：我在誠光社購書四種，兩種單行本，一種文庫，一種雜志；報紙三份，《周刊讀書人》一份，《讀書新聞》兩份，書金共計 6405 日元（含稅）。
誠光社雖小，在日本的書店版圖中卻占據(jù)頗重要的位置，代表二十一世紀二十年代獨立書店的新模式。作為新刊書店，誠光社繞過中盤商，不接受配本，而是與國內(nèi)三十多家人文出版機構(gòu)合作，直接進貨。日本國內(nèi)，同等規(guī)模的獨立書店，擁有此權(quán)限者，應該不到兩位數(shù)。如上面提到的兩種讀書報，在綜合書店和大型書店連鎖之外，很少有獨立書店經(jīng)營，但誠光社從開業(yè)之初，便保持每期進貨的節(jié)奏，且賣得相當不錯。因書客的構(gòu)成與惠文社多有重合，而店鋪面積卻比惠文社小很多，房租壓力也有限，堀部基本不擔心銷售，而是把工作的重心放在社群活動上，以期通過文娛活動，進一步擴大書店的影響力。
誠光社是隱身于市中心靜謐巷陌中的一間人文獨立書店，乍看像是普通的民居，若不細心觀察，極易錯過
拉回到斬獲的出版物：單行本之一，《對日本人來說，何謂美》（『日本人にとって、美しさとは何か』，高階秀爾著，筑摩書房赤赤舍 2023 年 2 月初版第十二刷）。闡論日人美意識的書，已淤到充棟盈車的地步，我們還需要新書嗎？答案是“Yes”。因為真正豐饒的美，一定是立體的、多維度、多層次的，永遠不可能窮盡所有的透視角度。況且，美本身也在不斷地發(fā)展、融合，遠未“定型”。高階是會通和洋、學貫東西的藝術(shù)史學者，深諳從平安時代一路演化到現(xiàn)代的日本的想象力，并將其與歐美加以比照，通過這種闡發(fā)，凸顯藝術(shù)創(chuàng)造之奧義。高階的核心觀點之一，是關(guān)于日本畫的多視點問題：
日本式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出于對所描繪之物的尊重與敬畏，會采用對形形色色的對象物最契合的視點。如此，讓若干視點共存于同一幀畫幅之中的思維，與秉承不同的價值共存——哪怕是彼此矛盾的價值——之東洋文化的多元性是并行不悖的。（筆者譯）
單行本之二，是書店本《古本食堂》（原田比香著，角川春樹事務(wù)所 2022 年 3 月初版刊行）。日本是書店大國，定期產(chǎn)出書店本雖然是題中應有之意，但多是關(guān)于某個地方獨立書店或以某個架空的書店為舞臺的故事。隨著疫情的平復，感覺神保町正在“復權(quán)”，無論是虛構(gòu)，還是非虛構(gòu)門類，都有類似的觀察。就非虛構(gòu)來說，如上文中寫過的書的雜志社出版的 MOOK《神保町》，占據(jù)東京堂等綜合書店排行榜 Top3，長達半年之久。就虛構(gòu)類而言，則不能不提這本《古本食堂》：
美希喜是東京某私大的國文科大學院生，喜歡書，對未來卻感到迷茫，有功夫凈往神保町跑。一天，偶然發(fā)現(xiàn)以前經(jīng)常打卡的一間古書店，店主滋郎大叔不在了，換成了女店主珊瑚。珊瑚一介素人，對古書店經(jīng)營還未上道。美希喜打聽書店易主的原委，方知不久前，終身獨身的店主大叔猝逝，遺產(chǎn)留給了多年前隨夫遷居北海道帶廣的妹妹鷹島珊瑚。珊瑚匆匆回到東京，繼承了位于神保町核心區(qū)的鷹島古書店及店鋪所在整棟樓宇的產(chǎn)權(quán)，但面對滿坑滿谷的古書，一籌莫展。美希喜見狀，伸出援手，憑長年泡神保町的經(jīng)驗，終于找到了存在感，連青春期抑郁也被治愈。營業(yè)之余，兩個跨世代女性雙雙出入書城的咖喱店、中餐館、咖啡和酒吧，發(fā)現(xiàn)了神保町的另一種表情。而那種古書店打烊后的“夜書城”的魔力，又反過來強化了書店的氣場......一個在經(jīng)濟蕭條、出版不景氣時代暖人心窩的故事，情節(jié)本身不復雜，但作家的描寫細膩，故事很抓人。市場的反饋也證實了這點：我是先在誠光社入了單行本，翻看版權(quán)頁知道，2022 年 3 月刊行，僅二十天后，便印到第四刷；后我又在大垣書店京都本店入了一本文庫本，文庫本是 2023 年 9 月刊行，兩個月后（11 月）便印到第六刷。書業(yè)和書店人之“求安慰”到了何種程度，由此亦可見一斑。
文庫是《犬的記憶[新裝版]》（『犬の記憶[新裝版]』，森山大道著，河出書房新社 2022 年 6 月初版刊行）。這本攝影隨筆，是當初攝影家在已經(jīng)消失了的老牌攝影刊物《朝日攝影》（『アサヒカメラ』）上連續(xù)十五個月（1982 年 4 月至 1983 年 6 月）的連載結(jié)集，一本老書，也是森山眾多同類作品中最經(jīng)典的一本，日文版單行本出版于 1984 年，重慶大學社多年前就推出過中文版。除了簡體版，我還藏有臺灣商周版。最初的文庫版于 2001 年付梓，我入的這本是新裝版。一本有年代感的攝影隨筆，也是攝影家第一本攝影隨筆集，對攝影隨筆這種出版形態(tài)的確立，有重要意義。內(nèi)文中頗有一些森山名作，如那幀著名的新宿野狗，最初就出自這本書。盡管我知道內(nèi)頁全部作品都是攝影家在東京的街拍，但逐頁翻閱，還是會被一種強烈的“在路上”感所震懾。新裝版的解說文由作家古川日出男撰寫，古川的頭一句話這樣寫道：
每當我閱讀（或翻看）這本《犬的記憶》，都會感到幸福。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自己也不知道。（筆者譯）
而我有時竟然覺得，那種感覺，我懂。
Eureka（『ユリイカ』，2023 年 7 月號，青土社刊行）是硬派文化理論雜志，有種高濃度的左派氣質(zhì)。封面刊頭的旁邊，用很小鎊值的字，印著日英文“詩與批評”（Poetry and Criticism），既可以看作刊物的 logo，也是其定位?？锖芎裰?，每期都在三四百頁。我去書店時，一般都會翻閱新刊，并根據(jù)封面特集的內(nèi)容來決定買與不買。這次我來日本，先后在不同的書店入過三本。在誠光社的店頭，入了第四本，封面特集是“奇書的世界”，正是我的菜。
結(jié)賬時，我問柜臺的眼鏡小哥：“怎么沒見堀部店長？”他說店長去臺北開會去了。大概他以為我是堀部的朋友，又客氣地問我：“可有什么話么？我可以負責轉(zhuǎn)達，他應該過兩天就回來。”于是，我簡單介紹了一下單向街書店銀座店的事和我自己的活動，最后我說：“反正，東京銀座有了一家中國系新刊書店，也可以做活動。請轉(zhuǎn)告堀部店長，請他關(guān)注一下吧，說不定將來會發(fā)生什么連接呢?！比缓?，跟小哥握手，離去。
誠光社的老板堀部篤史是關(guān)西地方知名的文人，他的著作多與書店文化有關(guān)，基本都是小眾或一人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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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4 日下午，我去了趟西本愿寺。那里是凈土真宗本愿寺派的本山寺廟，世界文化遺產(chǎn)，著名的佛教學府龍谷大學就位于寺院域內(nèi)。參觀完歷史悠久的寺廟，又去位于庭園東南角的圖書中心，那里基本都是與佛教，特別是凈土真宗有關(guān)的書，大部分是本愿寺出版社的出版物。我購入兩種，新書和文庫各一冊：《佛教改變?nèi)松F(xiàn)代與救贖》（『仏教で人生を変える——現(xiàn)代とすくい』，西原祐治著，本愿寺出版社 2022 年 8 月初版第二刷）和《嘆異抄》（唯圓房著，本愿寺出版社 2023 年 11 月第二版）。我是慧根全無的人，但日本的千年古剎和那些視覺恢宏的壯美寺廟倒是沒少去，我有時會思考佛學之檻外人如我者與佛教的關(guān)系問題，可全無要領(lǐng)。出于純求知的需要，我買了“改變?nèi)松边@本凈土真宗的入門書。
左，西本愿寺是凈土真宗本愿寺派的本山寺廟，世界文化遺產(chǎn)，著名的佛教學府龍谷大學就位于寺院域內(nèi)；右，在庭園東南角的圖書中心，購入兩種佛教書，新書和文庫各一冊：《佛教改變?nèi)松F(xiàn)代與救贖》和《嘆異抄》，均為本愿寺出版社的出版物
《嘆異抄》是凈土真宗的一部經(jīng)典，極有影響。傳說是公元十三世紀末凈土真宗傳人唯圓房對其業(yè)師親鸞圣人言論的追記。具體說，系唯圓房在親鸞圣人圓寂三十年后，發(fā)表的聽講筆記及其個人的闡發(fā)，“旨在辟除邪異，宣傳凈土”（釋果一語）。在書的最后，作者披露了成書的緣起：“流淚而書，只愿所有念佛的人不要信心各異，起名叫《嘆異抄》。切勿外傳?！保で嘧g）可見，此書負有匡正糾偏，以恢復教義之真髓的使命。早在 1994 年，文津出版社便推出此書的中文版，系旅日學者毛丹青的譯注本，但當時僅印了 1500 冊，如今在舊書網(wǎng)上價格不菲，且一冊難求。幾年前，北大教授嚴紹璗先生去世，其藏書散佚，我收過一冊，是譯者簽贈給嚴先生的簽本，我由此始了解這本奇書。我原本就想什么時候買本《嘆異抄》的巖波文庫版，不意竟在西本愿寺與之邂逅。這本西本愿寺社文庫，附有梯實圓的解說文（「『歎異抄』のこころ」）和現(xiàn)代日語譯文，字大行疏，便于閱讀，編校質(zhì)量應不輸于巖波文庫版。
《嘆異抄》中文版，文津出版社 1994 年版，僅印了 1500 冊。筆者所藏是譯者毛丹青簽贈給嚴紹璗先生的簽名本
其實，在京都，我還打卡過一家綜合書店——大垣書店京都本店，就在四條通 SUINA 室町大廈的一層，離我住的酒店咫尺之遙。大垣書店也是相當有品位的新刊書店，特別是雜志區(qū)，網(wǎng)羅甚豐。這家店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附設(shè)一個小酒吧，就在入口左側(cè)，開放式，吧臺前有五六個高腳凳。書店附設(shè)咖啡已不稀奇，但內(nèi)設(shè)酒吧我還是頭一次見識，到底是文化古都。連續(xù)兩個晚上，我都在大垣里轉(zhuǎn)，但除了上面提到的《古本食堂》文庫本，我卻沒買其他書。有一巨冊建筑 MOOK，剛好是我的目標之一，可看到那大十六開的開本，我怕在路上戳折，便想著回東京再說。
11 月 27 日傍晚，我回到神保町，第一時間便去東京堂找那本刊物，卻被告知店內(nèi)無貨，需訂購。于是，我打開手機記事本，將幾種書刊名出示給店員，請他幫我一并訂購。那位老店員皺著眉頭，在電腦終端前忙乎了足足有一刻鐘，邊看屏幕，邊在紙上筆記。然后，他拿著筆記，跟我說各本書刊訂購所需時日，從三天到兩周不等。那本建筑 MOOK，差不多需要一周才能到貨。這大大出乎我的預料，也超乎我的經(jīng)驗。疫情前，我也經(jīng)常訂購，往往是臨回國前兩三天去書店，填個單子，基本上翌日、頂多隔一天便可拿到書，打包裝行李全無懸念。我知道這次遭遇的，是疫情后的新情況：日本缺人手，從中盤商到物流，各個層級都缺人，原來一兩天即可搞掂的事，現(xiàn)在動輒需四五天，甚至一周。且我訂購的不是一種兩種，而是連書帶刊五六種，如照店員的路線圖，我在回國前已無可能取到貨，且打亂了行程，為等幾本出版物，將不得不調(diào)整后面的旅行計劃。我不能如期訂到所需書刊事小，但這種疫后的新變化及其給書業(yè)帶來的新問題事大。如此“失敗談”，也算是非在現(xiàn)場，便難以感受和理解的書業(yè)新動，此可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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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 日晚，我和內(nèi)子從羽田國際機場 T3 乘日航 JL025 航班回京。經(jīng)過我縝密的安排、調(diào)整，所攜帶書籍在層層包裹下，躺在三只大旅行箱和我們各自的手提旅行包里均攤重量，勉強低于公務(wù)艙托運行李指標的上限，幸未超重。但在首都國際機場 T3 海關(guān)，卻經(jīng)歷了過篩子般的嚴查......
我自以為攜回了百余種書籍，但翌日，經(jīng)內(nèi)子悉心清點，連同我們從日本各地美術(shù)館、博物館觀展后購買的圖冊，共計一百五十七種。一冊遺失：于東京國立近代美術(shù)館舉辦的“棟方志功誕生一百二十周年回顧展”之圖冊，竟遍尋不得。我隨后向東京的酒店，及跟友人一起喝過酒的丸之內(nèi)大廈里的餐廳確認，均無任何線索。如此懸心大半年，今年 5 月 10 日，再赴東京，第一件事便直奔竹橋的國立近代美術(shù)館，在館內(nèi)店重購一冊，終算了卻一樁糟心事——此尤可記也。
2024 年 9 月 11 日
完稿于望京西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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