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性格本來就有些孤傲，加之憤世嫉俗，便更加落落寡合。即使高朋滿座，眾人談笑甚歡，他若是覺得話不投機，便一個人坐在那里，誰也不理，只是自己用手摸著下巴，一根根地拔胡子。有時去找人，碰巧人家不在，他也不急，坐在那里能夠等上兩三個小時，也不叫人去找，還是摸下巴，拔胡子。生人見了他，往往有望而生畏的感覺，在一群親近的朋友中，就得了一個“張大怪”的雅號。
大怪的怪處何止于此。雖然他的家產(chǎn)富可敵國，但他本人實在是樸素得令人難以想象。他不吸煙，不喝酒，不穿綾羅綢緞，長年布衫一襲；他飲食平淡，偶爾一個大蔥炒雞蛋算是上等佳肴。他絕不和時下公子們比較誰開名牌車、誰的汽車豪華。對他來說，只要有四個輪子，能跑就足夠了。另外，他身上有許多令人無法理解的矛盾性格，例如，他堅決反對袁世凱搞洪憲帝制，把那個一心想做大太子的袁克定稱為“賴家伙”，可是他和袁克定的私交甚篤，袁克定后來落魄一直由他照顧，1958 年袁克定去世還是他料理的喪事。
父親不會理財，銀行的業(yè)務大權(quán)旁落，但有時卻顯出超人的精明。例如，有一年清室小朝廷因為經(jīng)濟拮據(jù)，拿出一批宮里的地毯到鹽業(yè)銀行求售。別人看地毯已舊，花色暗淡，都說不要。他卻令人全部收下。原來他看出地毯中夾有金線。那時教他京劇的師傅余叔巖因病久不登臺，手頭拮據(jù)，父親叫他買下，結(jié)果把金線抽出就賺了三萬元，地毯倒手賣出又賺了三萬元。還有，他出身官宦，爺爺一生在官場中打滾，他卻遠離政治，和各派政治勢力都保持一定距離，認識而已，卻不深交。鹽業(yè)銀行經(jīng)理吳鼎昌后來到蔣介石那里去當實業(yè)部長，他不但不去套近乎，反而和他疏遠了。父親是個慷慨的人，只要有困難的人找到他，父親總肯幫忙。我們錢不夠的話也會想辦法和別人借了給他。京昆名票包丹庭（20 世紀50 年代初期，在北京京劇基本藝術(shù)研究社，曾為張伯駒主演的《別母亂箭》配演周母）家有困難，找到父親，但沒有直接說借錢。父親為了幫助包丹庭，就和他互換了房子，由于包丹庭的房子比我們的好一些，父親便借此機會貼給他一些錢。
父親喜歡字畫，看什么東西都是過目不忘，老先生們家里書架上的書，只要父親看過，放在哪個架子上、第幾行、第幾本，都能記住。在我的記憶中，父親的收藏品大部分都放在銀行里，沒有放在家中。歷代的包括帝王在內(nèi)的大收藏家，都在《平復帖》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跡。只有張伯駒，不留絲毫痕跡。凡經(jīng)手收藏的人，幾乎都在《平復帖》上賺錢獲利，唯他莫名倒貼了一大筆銀子，無償捐獻給國家。父親是個怪脾氣。一次，有個他不喜歡的人來找他，父親在下棋，人家叫他“張大爺”，他就是不理人家。我只能招呼客人說，您請坐，請喝茶。我還問父親：“爸爸您怎么不理人家?。俊彼€是不吭聲，也不理我。對于不與他志同道合的人，他就是這樣。誰的品德高尚，誰的品德低劣，父親心里有數(shù)，他什么都不說。
那時，我們家客人換撥兒來，隔一天總要來客人。來吃飯、談藝術(shù)，如京劇方面的；拉胡琴，然后書法的、畫畫的，也是這樣。
紅學家周汝昌曾經(jīng)回憶說：“我到張先生那里熟了以后，我不理張先生，張先生也不理我。我就坐在大客廳的外間，那都有案子，我愿意干什么干什么。我要回校了，我也不告辭，出了門就走。那個人擺脫俗念，一絲沒有俗氣，一絲沒有富貴氣，一絲沒有看不起人。說狂話，擺狂態(tài)，我就從來沒見過。那個人的氣質(zhì)、氣味，那個溫文爾雅，他是這樣一個人?！?/p>
老先生們來，我父親就是互相切磋研究，你的東西拿出來讓大家評論，哪點好，哪點不好。如那時候北京的畫家吳鏡汀、吳佩衡，多得很。劉海粟也不是經(jīng)常捧人的，可是他到北京來，他必須要到我們家來，他們來了呢，就有說有笑有談的。我父親對這些藝術(shù)界、文化界的人特別尊重，你怎么說他都不累。
父親時常教育我說：“一個人要熱愛自己的國家，這是大事，不能馬虎；除此之外都是小事，不必斤斤計較?！?/p>
父親視錢財為身外之物，一生聚散大都用于收購文物。他在西安曾創(chuàng)建的秦隴實業(yè)公司1949 年后即貢獻給國家。公司代表曾特地向他報告公司的發(fā)展和盈利情況，他一概不感興趣，只說：“我不管了，廠子我不要了。”
1973 年，袁世凱之孫袁家騮回國探親，預定日程中有看望父親的一項。國務院辦公廳因為我的家里早已破敗不堪，準備給他另外安排一處比較像樣的住處，以壯門面。父親卻答道：“我是這個樣子，就是這個樣子，何必換地方？”
還有一次，父親在天津勾留，一位文史館的老先生受其上級的委托，請父親吃飯。這位老先生關(guān)請張牧石，轉(zhuǎn)請父親為他在其上級面前美言幾句。張牧石不好拒絕，便將這個意思轉(zhuǎn)達給了父親。父親卻冷冷地說：“你看我是這樣的人嗎？”弄得張牧石慚愧不已。
父親作為一代高士，時時感到落寞。王世襄曾在他的畫上題詩道：銀錠橋西宅不寬，黃花紅葉耐霜寒。分明自寫雙清影，寄與詞人作畫看。
一次，畫家黃永玉在北京西郊莫斯科餐廳偶見父親，只見父親點了一客紅菜湯，幾片面包，草草食畢，將剩余的面包、黃油用小毛巾裹好，帶走。
1982 年2 月初，飽經(jīng)滄桑的父親仍不時參與各種社交活動，且不久將有扶桑之行，舉行畫展。不料一次宴會歸來突然患了感冒，不思飲食，高燒不退，只好于2 月9 日住進醫(yī)院——位于后庫的北大醫(yī)院。他住的病房是八人間的，母親見這里的幾個病人病情都比父親嚴重，遂向院方請求，能不能換個單人間或雙人間的病房？院方的答復是：“張伯駒不夠級別，不能換?！眱商煲院?，同房的一個病人死了，父親的病情不見好轉(zhuǎn)，反而比進來時重了。他情緒更壞，鬧著要回家。母親再跟醫(yī)院的人請求換病房，醫(yī)院還是那么講，說父親不夠格。過了兩天，又死了一個。這時父親想鬧也鬧不動了，他從感冒轉(zhuǎn)成肺炎。
這之后，父親曾六七天不思飲食，僅靠輸液維持生命。2 月15 日是他85 歲的生日，他忽然神清氣爽，想要吃東西。恰逢張大千的孫子張曉鷹在出國前來探望，還與他合影留念。
父母親合作了一幅畫寄給張大千。張大千遂電告其在蘭州的孫子張曉鷹探望父親，并一再叮囑張曉鷹與父親合影，把照片給他寄到臺灣。
病榻上的父親零星地知道了張大千的一些情況之后，泣不成聲，掙扎坐起，與張曉鷹留下一幅最后的照片。
父親去世后，有人跑到北大醫(yī)院，站在大門口叫罵：“你們醫(yī)院知道張伯駒是誰嗎？他是國寶！你們說他不夠級別住高干病房？呸，我告訴你們——他一個人捐獻給國家的東西，足夠買下你們這座醫(y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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