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參考歷史資料結合個人觀點進行撰寫,部分場景是基于史料記載和邏輯分析進行的合理文學化推演 ,文末已標注相關文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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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九年,北京城,無數士子正在參加殿試。

這場考試,咸豐帝親自主持,在紫禁城的保和殿內進行,氣氛莊重又緊張。

一眾考生中,有個來自安徽壽州的年輕人,叫孫家鼐。

此時的他,眼神里透著堅定與期待,為了這一天,已寒窗苦讀數十年。

咸豐帝出題,要求考生們以 “歌頌大清興盛” 為主題,寫一副對聯。

這可難倒了不少人,大家面面相覷,一時不知如何下筆。

孫家鼐略作思索,便提筆在紙上一揮而就。

“億萬年濟濟繩繩,順天心,康民意,雍和其體,乾見其行,嘉氣遍九州,道統(tǒng)繼羲皇堯舜;二百載綿綿奕奕,治績昭,熙功茂,正直在朝,隆平在野,慶云飛五色,光華照日月星辰 ?!?/p>

上聯巧妙地嵌入了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六位皇帝的年號,下聯則歌頌了清朝兩百年來的輝煌治績。

用詞既大氣磅礴,又不顯得刻意諂媚,夸得那叫一個高級。

咸豐帝接過對聯,剛開始還只是隨意掃了一眼,可看著看著,眼睛就亮了起來,不禁拍案叫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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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皇帝這樣的稱贊,孫家鼐高中狀元自然是板上釘釘的事了。

在科舉時代,這文字游戲玩得好,還真能改變命運。

就是放到現在,這波操作,絕對也能上熱搜榜前三,說不定還能引發(fā)一陣 “對聯熱”。

這也能看出,孫家鼐這人政治敏銳性極高,知道怎么說既能討皇帝歡心,又不會顯得太 low,實在是高。

光緒四年,41 歲的孫家鼐迎來了人生中又一個重要轉折點 。

被任命為光緒皇帝的老師,與翁同龢一起走進了毓慶宮。

這毓慶宮,可是清朝皇帝讀書的地方,能在這里給皇帝當老師,那絕對是無上的榮耀。

孫家鼐和翁同龢這兩位帝師,風格截然不同。

翁同龢性格比較激進,就像個急性子的劍客,總是想著一劍刺破黑暗,改變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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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家鼐呢,則更像是個沉穩(wěn)的太極高手,講究以柔克剛,循序漸進。

有一回,光緒皇帝因為學習壓力大,再加上被慈禧太后那邊管得死死的,心情特別煩躁,上課的時候竟然把書給摔了。

這要是翁同龢在,估計得痛心疾首,苦口婆心地勸上大半天,說不定還會聲淚俱下,搞得光緒壓力更大。

可孫家鼐不一樣,他不慌不忙地撿起書,輕輕拍了拍上面的灰塵,然后笑著對光緒說,

“讀書如做人,得耐得住性子,一步一個腳印,才能走得長遠。”

這一番話,說得不緊不慢,卻像一股暖流,讓光緒心里的煩躁一下子就平息了不少。

從這件小事就能看出來,孫家鼐的教育方式很特別。

他不會給光緒施加太大壓力,而是用一種溫和的方式引導他。

這種 “佛系” 的教育風格,在戊戌變法的時候,也讓他躲過了一劫。

戊戌變法那陣兒,翁同龢因為積極支持變法,站在了光緒這頭,跟慈禧太后那邊的保守派對著干。

變法失敗后,被革職回籍,落得個凄涼的下場。

孫家鼐也支持變法,但他的態(tài)度比較溫和,主張慢慢來,不要一下子把舊制度全推翻,沒有引起慈禧太后的強烈反感。

在戊戌變法這場大變革中,孫家鼐的生存智慧,值得我們好好琢磨琢磨。

他既順應了時代的潮流,又懂得在權力的漩渦中保護自己。

光緒二十四年,孫家鼐接到了一項艱巨的任務 ,那就是創(chuàng)辦京師大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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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不是一般的差事,在那個守舊勢力根深蒂固的時代,創(chuàng)辦一所新式學堂,無異于虎口拔牙。

果不其然,消息一出,守舊派們就坐不住了。

紛紛跳出來,指責這是 “以夷變夏”,是對祖宗成法的背叛。

面對這些鋪天蓋地的攻擊,孫家鼐沒有慌亂,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硬剛肯定不行,得想個辦法,既能堵住那些人的嘴,又能把事兒辦成 。

于是他提出了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的方案。

咱們還是以中國傳統(tǒng)的禮教綱常為根本,這是不能變的,但同時也可以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為我所用。

這個方案既照顧到了守舊派的情緒,又順應了時代發(fā)展的潮流,算是一個折中的辦法。

為了給京師大學堂找個 “護身符”,孫家鼐又想出了一個絕妙的主意。

把大學堂的選址定在了馬神廟。這馬神廟可不簡單,曾是雍正皇帝的潛邸。

這一招,簡直是妙?。〗柽@個地方的特殊意義,暗示這所大學堂是得到 “真龍?zhí)熳印?庇佑的,誰要是反對,就是和皇家過不去。

這么一來,那些守舊派就算心里有一百個不愿意,也不敢再輕易發(fā)聲了。

可就在孫家鼐緊鑼密鼓地籌備著京師大學堂的時候,戊戌變法失敗了。

慈禧太后發(fā)動政變,光緒帝被囚禁,“戊戌六君子” 被殺,整個變法派陷入了一片血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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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師大學堂也危在旦夕,大家都以為它肯定逃不過這一劫。

但奇跡發(fā)生了,慈禧太后竟然下令,京師大學堂繼續(xù)興辦。

這可太讓人意外了,為什么呢?

這里面有好幾個原因,讓我一一道來:

一是京師大學堂的醞釀時間比戊戌變法要早,它不完全是變法的產物。

二是孫家鼐的態(tài)度比較溫和,一直專注于辦學,很少涉及政治制度的改革,這讓慈禧覺得他沒有威脅。

三是慈禧雖然痛恨那些威脅她統(tǒng)治的人,但也知道,培養(yǎng)人才對國家來說還是很重要的。

就這樣,京師大學堂在這場政治風暴中奇跡般地存活了下來。孫家鼐呢,也沒有停下他的腳步。

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的時候,慈禧太后西逃,臨走前還特意叮囑:“孫家鼐老成持重,可托大事 ?!?/p>

73 歲的孫家鼐接到命令后,二話不說,跟著慈禧去了西安。

在西安,他重建禮部,為穩(wěn)定朝廷秩序出了不少力。

回到北京后,孫家鼐又主持制定了《奏定學堂章程》。

這個章程可不簡單,為中國現代教育奠定了基礎。

從小學到大學,各個階段的學制、課程設置、教學方法等等,都在這個章程里有了明確的規(guī)定。

可以說,我們現在的教育體系,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這個章程的影響。

光緒三十二年,79 歲高齡的孫家鼐又干了一件大事 ,與馬吉森合股創(chuàng)辦廣益紗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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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洋紗橫行的年代,孫家鼐深知民族工業(yè)的艱難,決定挺身而出,為中國的紡織業(yè)不爭饅頭爭口氣。

和張謇的南通模式比起來,孫家鼐這種 “官商結合” 的模式,還是有不少局限性。

南通模式,就像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小王國。

大生紗廠為核心,打造了一個涵蓋農業(yè)、工業(yè)、教育、慈善等多個領域的龐大體系。

這個體系里,各個環(huán)節(jié)相互支撐,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huán)。

比如,張謇的通海墾牧公司,為紗廠提供了優(yōu)質的棉花原料 。

紗廠賺了錢,又拿去興辦學校、建設醫(yī)院,改善當地百姓的生活 。

可孫家鼐的廣益紗廠,更像是一個單打獨斗的勇士。

雖然在規(guī)模上也不小,是當時河南省機器紡紗工業(yè)最早、規(guī)模最大的紗廠 ,居全國民族資本紡紗廠第六位 。

但是在產業(yè)鏈的整合和多元化發(fā)展上,就遠不如南通模式了。

廣益紗廠主要就是專注于紡紗,和其他產業(yè)的聯動比較少。

而且因為是官商合辦,在經營管理上,難免會受到官場那一套的影響,效率和創(chuàng)新能力也受到了一定的制約。

在創(chuàng)辦廣益紗廠的同一年,清廷宣布立憲 ,孫家鼐又被任命為新設立的資政院總裁。

這資政院,有點像現在的議會,是清朝為了預備立憲而設立的機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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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家鼐一上任,就忙著妥擬院章,籌畫立憲事宜,這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重要一步,必須得謹慎對待 。

這個過程中,孫家鼐展現出了他一貫的穩(wěn)健風格 。

主張在借鑒西方立憲制度的同時,也要結合中國的國情 。

“立憲之事,關乎國本,不可不察 ,我中華有自己的歷史文化,不能盲目照搬西方,須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

這話聽起來就很有道理,但在當時那個復雜的政治環(huán)境里,要真正做到,談何容易 。

隨著革命的浪潮越來越洶涌,資政院也陷入了各種紛爭之中。

孫家鼐雖然盡力維持著秩序,但也漸漸感到力不從心 。

立憲夢,就像一艘在暴風雨中航行的船,隨時都有被打翻的危險 。

宣統(tǒng)元年,82 歲的孫家鼐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謚號 “文正” ,這 “文正” 二字,在古代可是文臣夢寐以求的最高榮譽,整個清朝,也只有八個人獲此殊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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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里對孫家鼐的評價,那是相當有意思。

一方面,說他 “器量尤廣,庚子之變引咎自責” ,夸他心胸寬廣,有擔當。

可另一方面,又批評他 “推避權勢若怯” ,說他在權勢面前畏畏縮縮,有點膽小怕事。

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就像兩個極端,卻同時出現在了孫家鼐身上 。

這恰恰就是晚清士大夫的一個縮影。

身處一個風云變幻的時代,既想順應潮流,進行改革,拯救國家于危難之中。

又被舊有的觀念和勢力束縛著,不敢與過去徹底決裂。

孫家鼐的 “中庸之道”,在這個時候就體現得淋漓盡致 。

用現代管理理論來看,孫家鼐的這種 “中庸之道”,有點像 “平衡計分卡”。

在不同的利益和目標之間尋找平衡,既不激進,也不保守。

在教育上,主張 “中體西用”,既保留了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又引入了西方的科學知識。

在政治上,既支持一定程度的變法,又不想觸動慈禧太后的權威,以免引發(fā)政治動蕩。

真正的改革者,既要做破局者,打破舊有的束縛,開辟新的道路,也要當守夜人,守護好社會的穩(wěn)定和秩序。

在變革的浪潮中,找到那個微妙的平衡點,這才是最難,也是最考驗智慧的。

孫家鼐的一生,就是在這樣的平衡中度過的。

或許沒有成為一個力挽狂瀾的英雄,但他的努力和堅持,同樣值得我們銘記 。

參考文獻
[1] 趙爾巽等.《清史稿?孫家鼐傳》. 中華書局點校本.
[3] 北京大學史料編輯委員會.《北京大學史料》. 北京大學出版社.
[4] 安陽市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安陽廣益紗廠志》. 中州古籍出版社.
[5] 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 1289-1937》. 科學出版社.
[6] 孫家鼐著,任致遠編.《孫家鼐奏議》. 黃山書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