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財經(jīng)大學社會學副教授莊家熾在《追系統(tǒng)的人》中通過深入田野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數(shù)字化平臺管理系統(tǒng)對快遞員勞動過程的嵌入既是一個技術過程，也是一個社會過程。快遞員的社會關系網(wǎng)絡在其勞動過程中發(fā)揮著二重作用：既使工人在勞動中獲取了更多更大的自主性，也提供了一種科學管理手段之外的隱蔽管理方式。
近日，莊家熾與《我在北京送快遞》的作者胡安焉、資深媒體人燕舞，圍繞新作《追系統(tǒng)的人》，共同探討了數(shù)字管理系統(tǒng)如何重塑勞動形態(tài)，以及勞動者在技術與效率擠壓下的生存策略與人性力量。
下文經(jīng)出版社授權，整理發(fā)布對談的部分內(nèi)容。
對談｜莊家熾、胡安焉
主持｜燕舞
《追系統(tǒng)的人》，莊家熾 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5年1月。
以“學徒”身份
跟著快遞小哥送快遞
燕舞：關于外賣員、快遞員這些我們最熟悉的陌生人群體，這五六年來的社會學研究成果非常豐碩。比如，武漢大學張揚波教授寫的《熟悉的陌生人》，莊家熾老師的師弟、中國農(nóng)業(yè)大學陳龍老師的《數(shù)字疾馳》，以及中國社科院大學孫萍老師的《過度勞動》，以及我們今天要聊的這本《追系統(tǒng)的人：快遞員的勞動過程與社會關系網(wǎng)絡》。
莊家熾老師的這本書雖然是最近出版的，但你開始這項研究的時間更早。最初你是出于什么原因進入這樣一項田野研究的呢？
莊家熾：我相對來說比較更早地介入這個話題的研究，但其實并不是說當時就想好了，其實也是機緣巧合，不是像我們現(xiàn)在所說的有一個完美的設計。2016年的夏天，我博三已經(jīng)結束，馬上進入博四了，時間很緊迫，而我當時還沒有定好博士論文的題目。當時，我看到北京街頭有很多快遞小哥，騎著電瓶車走街串巷，然后我跟我的博導劉愛玉老師商量能不能研究快遞小哥的勞動過程。劉老師當即拍案說可以，說這個群體值得研究，因此我非常感謝劉老師這種敏銳的判斷力。
但是，快遞員只是一個研究對象，怎么去找到研究問題，這就陷入一個“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一般來說，你得查閱相關的文獻資料，看既有的研究推進到什么樣的程度，然后在他們的研究基礎上，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前看，還有哪些不足。但是，當時對快遞行業(yè)的研究真的非常少，有的也只是從行政管理的角度，怎么對這些新興職業(yè)人群進行更好地管理。另外，媒體報道探討的問題也比較淺。這些研究或報道都沒有更好地深入到他們的勞動過程。在沒有文獻的情況下，只能先去做田野研究，到田野中找研究問題，于是我想，要不我就自己去送快遞。
莊家熾，《追系統(tǒng)的人：快遞員的勞動過程與社會關系網(wǎng)絡》作者，中央財經(jīng)大學社會學副教授，中國社會學會勞動社會學專業(yè)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研究領域為勞動社會學、金融社會學。
當時我找到了一個在北京開公司的朋友，因為他的公司經(jīng)常自己發(fā)快遞，有一個固定的快遞發(fā)貨商。我跟發(fā)貨商打了個招呼，通過這樣的方式開始了我田野調(diào)查的過程。
很快我就發(fā)現(xiàn)，快遞跟我設想的可能還真不太一樣。我剛開始去的是一個快遞站點，那里把快遞員分成了兩個工作組，其中一個工作組就專門負責快遞分揀。因為從轉運中心到下面的分公司站點，然后在分公司站點到各個派送區(qū)，中間還需要再一個分揀的過程，需要把轉運中心到他們站點的快遞，分揀到各個不同的片區(qū)上。我在分揀組的工作相對比較輕松，早上上班差不多7點多，分揀差不多到八點半、九點鐘就可以下班了。下午從1點多開始分揀到下午兩三點，一天上兩次班，晚上如果有件的話再分揀一次?？爝f公司以為我是在體驗生活，于是就把我分配在分揀組了。當我熟悉了分揀快遞的大概流程后，我就想進入下一步，跟著快遞小哥，騎電瓶車一塊去送快遞。
我當時采取的策略是盡可能地觀察快遞員的勞動過程，所以我沒有選擇自己去送快遞，而是以學徒的身份觀察他們?nèi)绾胃M者、收件人互動。我跟著一個快遞員兩三天，大概了解他的整個派送方式和流程后，我會換另一個快遞員進行參與式觀察，之后再換一個，通過這樣的方式來不斷擴展自己的研究對象。這就是我最初進入這項田野調(diào)查的過程。
快遞行業(yè)的算法系統(tǒng)是如何運行的？
燕舞：胡安焉老師在2023年出版了自稱為“打工自傳”的《我在北京送快遞》，這本書迅速成為一本暢銷書，很快售出超過10萬冊，媒體報道甚至戲言這本書讓胡老師迅速有了6位數(shù)的存款，可以安心去寫作。胡老師近年來還有其他幾本新書，比如《我比世界晚熟》和《生活在低處》。你能分享一下閱讀《追系統(tǒng)的人》的感受嗎？
胡安焉：我最佩服這本書的一點是，書中的細節(jié)都很準確、很真實，跟我自己在快遞行業(yè)的從業(yè)經(jīng)歷能對應得上。我認為做到這點是挺難的，我自己可不具備這樣的能力，去觀察、去分析、去問、去打聽，然后去思考，這些其實都是一種學術鍛煉出來的能力。
這本書雖然書名叫“追系統(tǒng)的人”，但快遞員并不是書的全部內(nèi)容。書中有一半的篇幅在描述快遞的行業(yè)生態(tài)，他們是怎么存在的，包括加盟制是怎么運作的。比如說，快遞員的快件可能百分之七八十集中在早上，這個細節(jié)很少人知道，但是家熾就提到了，因為他親身參與，接收到快遞員反饋的信息。還有書中提到，當時家熾所在的通達系快遞公司的站點是一天兩班貨，而當時順豐這類的直營公司為了追求高時效，一天是5班貨，半夜到的貨我早上送，早上到的貨中午就送，中午到的貨下午送，所以我們就要為此疲于奔命，實際上很多時候會增加很多的重復勞動。我就遇到過類似的問題。比如，我接受了一個客戶的訂單，假設他有三個件，第一個件是早上那一班，第二個件是中午那一班，第三個件是最后晚上的那一班，正常情況下我只能一班班地跑，一天跑這一家就跑了三次，這樣的效率怎么會高。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遞》作者，非虛構寫作者。
這本書就談到，在這種情況下，快遞員需要通過人際關系來解決問題。比如說，你在一個片區(qū)做久了，跟客戶混熟了，你就跟他們商量：哥/姐，你送的快件比較多，每天都有兩三個，我以后每一次都晚上給你送，但前面的那些我先幫你簽收好不好？只要你處好關系，大部分的客戶都會點頭同意的，因為大家都知道快遞員不容易。這就是這本書探討的一個獨特的主題，通過人和人之間的情感紐帶，建立人際關系來解決一些工作中的難題，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當然快遞行業(yè)也是在不斷發(fā)展的，不可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我認為《追系統(tǒng)的人》是一個路標，對研究今天的快遞行業(yè)有興趣的人來說，這本書提供了很好的資料基礎。包括今天菜鳥驛站的業(yè)態(tài)，它是如何形成的，如何取代了快遞員的“最后一公里”，這些話題都可以從這本書里邊得到一些借鑒，所以這本書的受眾群是很廣泛的。
燕舞：我想請教一下莊老師，快遞公司的算法機制是如何建立起來的？
莊家熾：其實從2016年到現(xiàn)在整個快遞行業(yè)算法的應用程度，可能真沒有像外賣行業(yè)那么普遍和深入，但是它用的是同樣一套系統(tǒng)。我認為可以用數(shù)學公式的方式去理解這套算法系統(tǒng)。我們可以把這個算法理解成是一道數(shù)學公式，分成幾個不同的部分，比如a+b+c+d=e，那么快遞的算法系統(tǒng)就是把整個物流過程拆分成不同的部分，然后評估每個部分所需要花費的時間，最后再把不同部分的時間組合起來，這樣普通的消費者在下單的時候就能夠知道自己從下單到收貨大概需要多長的時間。
這中間可以拆分成關鍵的環(huán)節(jié)：第一個是商家發(fā)貨的速度，第二是交通運輸?shù)姆绞?，空運、陸運還是航運，然后是轉運中心快遞分揀的速度，最后是快遞員派送的速度，這就是整個物流的過程。
快遞跟外賣不同的地方是，這個算法系統(tǒng)怎么實時地反饋到系統(tǒng)里呢？外賣騎手有一個手機隨時跟蹤定位，能夠實時反饋位置，而快遞公司通過快遞物件上面的條形碼，去實時捕捉快遞信息。所以你會發(fā)現(xiàn)快遞從發(fā)出到送到你手上，中間可能經(jīng)過二三十次這樣的掃描。通過這樣不斷地掃描條形碼的方式，快遞的實時信息被反饋到大系統(tǒng)里面，方便后臺的公司去跟蹤、包括事后的追責。
燕舞，資深媒體人，《社會科學論壇》兼任編委，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訪問學者。
“先熟絡，再互惠”：
快遞小哥的社會關系網(wǎng)絡
燕舞：莊老師這本書探討一個核心問題是快遞員的勞動過程是怎么嵌入到社會關系網(wǎng)絡的。胡安焉老師剛才也提到，他在當快遞員時為了搞好人際關系，會去便利店買點飲料，順帶跟人聊聊天。我認為這幾個環(huán)節(jié)很有意思，就是說快遞員的人際關系至少涉及與公司的老板、營業(yè)點、同事之間，甚至與小區(qū)保安和公司前臺的相處。對于這一點，莊老師在田野中有什么值得和我們分享的觀察嗎？
莊家熾：說到做田野的重要性，我們可以先問問自己，你認為在送快遞這件事情中，最重要的環(huán)節(jié)是什么？很多人不會想到送快遞的環(huán)節(jié)中，最重要的其實是與整個物流過程中沒有直接關系的第三個人。小區(qū)物業(yè)、保安、公司前臺，他們其實跟快遞物流沒有任何直接關聯(lián)，但是在我調(diào)查的過程中，我就發(fā)現(xiàn)他們對送快遞這件事實在太重要了。
比如，保安不讓快遞員進大門，前臺不讓快遞員放在某處，那就會影響后面快件的派送。有時，他們都不讓快遞員騎電瓶車，快遞員只能拎著一個大布袋，背著快遞走著進小區(qū)，快遞員會很累而且浪費時間。所以當時我的感觸是做田野太重要了，很多問題你單看這些資料或新聞報道是發(fā)現(xiàn)不了的。
如何與公司前臺、小區(qū)物業(yè)和保安搞好關系，這些都是快遞小哥們的智慧。比如，他們會幫這些人免費發(fā)快遞，或者給他們?nèi)麩?，以實現(xiàn)互惠互利。在一些高檔的商務型酒店里，酒店前臺經(jīng)常需要幫助客人發(fā)快遞，因此平時和他們熟絡的快遞小哥更容易接到單子。
當然互惠的前提是雙方要有熟識的過程。你得先和人打個照面，可能這就是胡老師所說的自己比較痛苦的地方?？爝f員在清閑的時候，往往會聚在一起聊天，這時候他們也會叫上物業(yè)的保安或酒店的大堂經(jīng)理，這對他們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建立社會關系的過程。
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這讓我想起電影《一代宗師》的情節(jié)，我遞給你煙，你接不接？如果不接，會不會給人感覺你看不起我？接了之后，你點不點煙呢？然后，下次你是不是也應該主動給我遞煙？這可能是人情社會中比較復雜的方面，也是“i人”比較恐懼和痛苦的地方。但是沒有辦法，這是中國的人情法則，全世界很多文化中也都有類似的人情法則。人是社會性的動物，不可避免地需要這種你來我往的社會互動。所以，先熟絡，再互惠，就是快遞員構建起社會關系網(wǎng)絡的過程。
燕舞：胡安焉老師，有讀者提問，他認為人生的牢籠無處不在，無論是在哪條賽道哪個行業(yè)，其實都有一個大系統(tǒng)在籠罩著我們。你覺得我們可以如何怎么盡可能地從容地生活或者寫作呢？
胡安焉：我覺得因為這個問題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圍，我盡量試著回答。無論是算法或是AI，它們本來作為一種社會生產(chǎn)的工具而出現(xiàn)，因此算法或AI帶來的問題應該是從社會層面去考慮，而不是想如何從個人角度化解它。社會終究是由人組成的，這些新技術的出現(xiàn)，本身當然是好事，但如果最終的目的不能讓大多數(shù)人過得更好，那么任何新技術都是無意義的。規(guī)則政策的擬定者需要更早地警覺到新科技帶來的生產(chǎn)形式產(chǎn)生的問題。這正好是《追系統(tǒng)的人》這本書的一個重要的價值所在，官方獲取的數(shù)據(jù)和信息可能是不全面的，而家熾這樣的學者型人物就在做這樣的工作。
《我在北京送快遞》，胡安焉 著，浦睿文化｜湖南文藝出版社2023年3月。
燕舞：謝謝兩位老師。最后，我想引用一段胡安焉老師去年在網(wǎng)絡媒體專欄上的一段話作為收尾。胡老師說：“幾年前人們對我喊‘小哥過來一下’，現(xiàn)在卻禮貌地稱呼‘胡老師，這邊請’，對于這種變化我雖不至于感到羞愧，但也沒有覺得榮幸，而只是感嘆世事無常。因為對我人格起塑造作用的不是最近兩三年的順利和滿足，而是過去十幾年的不堪和窘迫。我對人生有些消極的觀念和想法，并沒有因為過上好日子而改變，有兩種矛盾的意志同時作用在我身上，一種是對現(xiàn)實的深刻敵意和對社會的本能梳理，另一種是當必須與人打交道時，內(nèi)心難遏地想要迎合和滿足對方的沖動，正因為難遏而要遏制，有事難辦，用力過猛，突兀而出力，冒犯到別人，自己也愧疚，總之橫豎心里都不舒服?！?/p>
快遞員這樣一個龐大群體的生存現(xiàn)狀值得我們關注，無論是胡安焉老師非虛構、自傳性的寫作，還是莊老師社會學的結構性分析和田野調(diào)查，相信讀者能夠切身感受到他們作出的“殊途而同歸”的努力。希望以后我們再和快遞員小哥打交道時，哪怕快遞的時間稍微慢了一點，我們也可以多一點耐心，溝通時多一點和氣，多一份平等的尊重，這也是我們向陌生人傳遞的一點善意和美意。
嘉賓/莊家熾、胡安焉
主持/燕舞
整理/李永博
校對/盧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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