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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jù)說中文互聯(lián)網(wǎng)有三大割席斷交的爭論——轉基因、中醫(yī)和女權。因牽涉太多事實、邏輯、價值以及偏好判斷，三大爭論從未停歇。
事實上，還有一個爭論，其激烈程度絲毫不遜于這三個，甚至有過之無不及——那就是，文科和理科誰更重要？
從“文科無用論”到“文科誤國論”，再到最近“文科就是舔”等極端言論，有關文科的討論已經歷時數(shù)十年，如今更是愈演愈烈，甚至為此起訴至法院。
這種撕裂有其時代原因：中國仍然處在工業(yè)化轉型期，理工科必然強勢。然而更深刻的原因在于，長期的文理分科教育，使國人對“文科”有著嚴重的誤解。
誤解一：文理有本質區(qū)別
造成文理對立的首要原因，是認為世界上存在著兩類本質區(qū)別的知識——文科和理科。
事實上，文理分科的歷史，不過二百年，是工業(yè)革命后的學術工業(yè)產物。無論中西，人類知識的歷史，長期都是不分科的。
比如牛頓最準確的身份其實是自然哲學家，發(fā)表力學三大定律著作，直譯過來應該是《自然哲學的數(shù)學原理》；中國的數(shù)學家祖沖之，更重要的身份其實是政府官員和文學家，是地道的文科生；而像亞里士多德、達芬奇這樣的百科全書式人物，任何一個學科標簽，都是對他們的矮化。
這種過分強調“文理無關”的分科思維，窄化了我們的認知，患上了查理芒格所謂的“鐵錘人綜合征”——手握錘子，看誰都是釘子——這是現(xiàn)代人認知撕裂的根本原因。
所以《通識:學問的門類》一書反復強調：越是學科壁壘高筑的時代，越需要跨學科的通才；通識閱讀是現(xiàn)代精英的必備素養(yǎng)，也是打破壁壘的制勝法寶。
誤解二：人文與社科沒區(qū)別
如果說，過分強調文理不同，是一種二元對立的極端思維；那么看不到學科與學科的區(qū)別，大而化之、混為一談，則走向了另一種過度普遍化的極端思維。腦子里一團亂麻。
比如，很多人意識不到數(shù)學、化學、物理、生物、醫(yī)學乃至計算機、工程學雖然都歸在理科中，但關注的問題、研究方法，大為不同，甚至很多理論都是相互矛盾的。比如生物學和化學對生命的認知，就有著天壤之別。
而將語文、英語、經濟、法律，甚至文學、電影、建筑都視為文科，則問題更大。
事實上，文學、藝術、音樂、美術、戲劇等這偏人類情感的學科，一般被稱為“humanities”（人文學科）；而關注政治、經濟、社會、法律這些社會問題的則是“socail science”（社會科學）。
人文學科感性、主觀、結論無所謂對與錯，強調個性表達，是一種創(chuàng)造活動，在意的是“善”和“美”；而社會科學理性、客觀、看重是非，強調普遍規(guī)律，是一種發(fā)現(xiàn)活動，在意的是“真”。
我們可以說魯迅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藝術家，決不能說他是一個偉大的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學家。
哪怕同是人文學科，音樂、美術、雕塑，可以說是完全不同的藝術門類，技法、要求、標準也都有著巨大差別。
三、文科只靠死記硬背
文科中有很多知識性、事實性、記憶性的東西，記住這些基本知識，是文科研究的大前提。但這并不意味著“背誦”就是文科的全部。
事實上，理科也同樣有著大量的公式、方程乃至方法論的記憶要求；更重要的是，文科同樣需要強大的理性、理解能力。
比如，韋伯能看到現(xiàn)代資本主義興起和新教倫理之間的某種內在關系；涂爾干看到自殺現(xiàn)象可以分為不同的類型；米塞斯、哈耶克從捍衛(wèi)個體自由論證出市場經濟、限政、法治的重要性。這些偉大文科的理論發(fā)現(xiàn)，對事實、理解、創(chuàng)造性的要求，比理科還要強大。
社會學家米爾斯在《社會學的想象力》一書中甚至還認為，具備一種特定的心智品質——社會學的想象力，能夠在日常生生活中，聯(lián)想到人與社會、人生與歷史、自我與世界之間有著無窮的相互作用，是一個成熟現(xiàn)代人的必備。
四、文科不是科學
另一種對文科常見的批評，是認為文科是隨心所欲、自由發(fā)揮的學科，在論述理論和問題時，依靠的是主觀判斷，不是科學。事實上，科學并不是哪個學科的專有，而是一套尊重事實、重視數(shù)據(jù)、邏輯的理性思維方式。自然科學需要，文科同樣需要。
正如北大教授喬曉春在《中國社會科學離科學還有多遠》中所說：社會科學有一套自己的范式，并不隨意，也要遵守三個原則——以事實為依據(jù)；以方法為手段；以解釋為目的。
經濟學中的定量研究，政治學的模型分析，甚至文學中的關鍵詞統(tǒng)計等等，都昭示了文科同樣需要科學。
社會學家韋伯反復強調“價值中立”、涂爾干大量的數(shù)據(jù)統(tǒng)計，無不強調社會科學要求控制情緒，直面現(xiàn)實，區(qū)分應然與實然，用“現(xiàn)實思維”代替“愿望思維”的基本素養(yǎng)。
五、文科沒有存在的價值
而對文科最大的錯誤理解，恐怕非文科沒有用莫屬了。這其實既源自國人對文科問題的忽視，又源自對“價值”的理解狹隘——大部分都逃不脫“名”和“利”的功利指向。
理科面向自然，解決了很多改變自然、提高生產力的問題，但一涉及到社會性事實和問題，幾乎都不能回答。
比如，如何解決經濟增長問題；如何實現(xiàn)國家間的和平；乃至如何提高中國男足的競技水平；這些問題只能依靠經濟學、政治學這樣的文科知識回答。
更為重要的是，人生最重要的“價值問題”，比如人為什么活著，死后將去哪里的生命問題；何為良好生活，幸福是什么的生活問題；怎么做才是對的、良善的倫理問題；只能通過哲學、宗教學、倫理學這樣的文科回答。理科不僅回答不了，甚至都不試圖去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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