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他人交流的欲望，可能早早地被刻入了人類的DNA，據說，人類正是出于這樣的想法，才由家庭組成了部落，由部落建立起國家。人們總是會對異國的來客感到好奇，對遠方充滿了幻想——遙遠的國度生活了哪些人？他們與我們有著怎樣的異同？他們是友好還是敵對？如今的我們即便在網絡的加持之下可以做到“天涯若比鄰”，卻依然無法停止這樣的想象。
有了對外界的好奇心，便自然而然地產生了對外交流的需求，而近代歐洲出于對外擴張和國際貿易的需要，這種“好奇心”就更加迫切了。當他們穿著絲綢，舉起瓷杯，喝著下午茶，就會不可避免地向往著這些東西所代表的國家——中國。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度，仿佛強大的磁石，吸引著無數的外國人不遠千里而來，試圖叩開這扇大門。
《進入全球公共視域的清帝國》《利瑪竇的記憶宮殿》《停滯的帝國》《翻譯的危險》這四本著作，以全球史的視角，討論“中西交流”的話題，揭示了異國旅者的命運軌跡——他們以不同的身份，帶著不同的目的而來，也因此被分別對待。經由他者的視角，我們得以重新審視與他們的互動，在“我們眼中的他們”之上，進一步認識“他們眼中的我們”。
邸報的西傳及對歐洲啟蒙運動的影響
邸報是一種用于傳達政治信息、公布朝廷政策的新聞文抄，又稱“邸抄”“朝報”等，早在西漢年間便已經出現(xiàn)，被認為是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報紙。
或許因為邸報出現(xiàn)得太早，已經成為中國人習以為常的一部分，所以直到清朝的中前期，邸報幾乎都沒能留下中文副本供后來的歷史學家們研究參考。國內學者也較少關注這些文字，即使有所涉及，也往往只作為間接材料。然而，這些文字經由彼時在華的傳教士翻譯后傳入西方，卻引起了歐洲人的廣泛興趣——除卻那些極少數在中國境內長期居住的西方人，邸報所傳達的信息，是大多數普通歐洲讀者所能獲取的最真實可靠的中國情報。
《進入全球公共視域的清帝國：歐洲文獻里的中國邸報》一書，正是以經由翻譯后的中國邸報為切入點，去理解彼時歐洲人眼中的中國。作者鐘鳴旦選取康、雍、乾三個時期中的代表性個案，詮釋了中國邸報在歐洲的傳播歷程與影響。
《進入全球公共視域的清帝國》，[比]鐘鳴旦 著，陳妍蓉 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
邸報的傳播，事實上標志著“中國”不再是一個傳說中的國度，西方不再依靠道聽途說或前人的文字來幻想一個國家，而是對實地考察材料進行匯編，完成后以私人信件、報告以及翻譯等形式送至歐洲，再將這些散亂的斷章拼湊起來，構建出一個傳教士眼中的中國。這樣的拼湊，不僅反映了早期清代邸報的實貌、規(guī)格、版式、內容和使用情況，也涵蓋了中文史料未記載的許多信息。更重要的是，這些記錄向現(xiàn)在的我們展示了歐洲人是以何種方式對邸報進行閱讀和理解的，又是怎樣向他們的同胞們介紹中國，讓清帝國進入全球化的公共領域的。正如時任羅馬教廷傳信部負責人潘如所指出的那樣，邸報在“對于深入了解皇帝、重要（人物）和文人群體所信奉的孔子這一教派……是最必要的”。
邸報在歐洲的流行，還有意料之外的一個結果——對啟蒙運動的推進。我們上學的時候，都學過“東學西漸”對于啟蒙運動家們的影響，卻往往對“東學”傳播到歐洲的路徑一無所知。但經由鐘鳴旦的描寫，我們得以將這一過程具象化——邸報中所描述的另一種政治制度與治世哲學，確確實實地啟發(fā)了以伏爾泰為首的啟蒙運動家。傳教士為傳播“天主的福音”而來，但他們的文字，卻反而促使了“人文的覺醒”。
在這些西方傳教士中，利瑪竇可能是最為出名的一個，他之所以被載入史冊，正是源于他在中西交流中所發(fā)揮的重要的個人作用。
利瑪竇鋪設的中西交流之路
明朝萬歷年間，利瑪竇從意大利遠渡重洋來到中國。與大多數身處異鄉(xiāng)的游子一樣，他首先遭遇的問題便是語言障礙，另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如何鋪建出一條真實可行的道路，讓東西方文明得以交流彼此的意愿。
在《利瑪竇的記憶宮殿》一書中，作者史景遷關注利瑪竇所遺留下來的八個記憶碎片——四個漢字（武、要、利、好）與四幅圣經版畫，它們分別代表了東西方的文明，利瑪竇以他自己的方式構建起一座“記憶宮殿”。史景遷所嘗試的，不僅僅是在還原一個“利瑪竇的時代”，更是在還原利瑪竇的遭遇與心境，讓讀者感同身受。
《利瑪竇的記憶宮殿》，[美]史景遷 著，章 可 譯，南海出版公司2024年出版
記憶宮殿，是利瑪竇在學習漢語時所運用的獨特記憶法。利瑪竇在自己的腦海中構建起了一座虛擬的宮殿，將需要記憶的信息如藝術品一般置入其中，以圖像化的方式加以記憶，以空間位置將其聯(lián)系起來。這一方式，讓利瑪竇很快就掌握了漢語，也讓他成功吸引了官僚群體的注意——科舉考試對記憶力有著相當高的要求，官僚士紳們希望能從利瑪竇那里學到這項專業(yè)的記憶術。借著這個機會，利瑪竇建立起了與中國人的友誼以及最早的傳教渠道，甚至為他面見萬歷皇帝提供了機會。
即便如此，利瑪竇還是遭遇了很多游子在他鄉(xiāng)都會遇到的問題：自我認同的危機。為了讓自己融入中國社會，他先是披上了僧袍，繼而穿上了儒服；然而，他感覺自己與周圍人依然存在著一道無法看見卻又堅不可摧的壁壘。在《畸人十篇》中，他將自己定義為了一個“畸人”，一個“矛盾的人”；外表的改變與融入異域文化的努力，讓他時而堅定，時而茫然。
利瑪竇最終長眠在了北京，但他所確立的“利瑪竇規(guī)矩”成為傳教士們的守則，長期被遵守；他鋪設了一條中西方的交流之路，讓他成為后世人們所懷念并嘗試返回的起點。
如果說利瑪竇是以民間交流的身份出現(xiàn)在歷史現(xiàn)場的，那么，讓我們再來看看正式的官方交往所帶來的深遠影響。
“現(xiàn)代”與“前現(xiàn)代”文明的摩擦
馬戛爾尼訪華，是清朝外交史上的著名事件之一。這一事件往往被歷史學家們認為是東西方在清朝的首次正式碰撞，也是未來雙方邁向戰(zhàn)爭的分水嶺事件。在這次事件之后，歐洲變得“不再迷戀中國”。
從伏爾泰的崇拜，到黑格爾的輕蔑，不過短短50年，在這期間到底發(fā)生了什么？為何馬戛爾尼使團的短短一瞥，就讓歐洲對中國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180度的巨大轉變？或許，《停滯的帝國》可以為這個問題提供一個答案。
長期以來，歐洲對于中國存在著不切實際的幻想——一個富饒美麗、政清人和的烏托邦；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歐洲對于中國是一個“仰視”的角度，而中國也樂得接受這種仰視，在這樣的角度之下，當歐洲人來到中國，往往選擇將自己融入中國的體系中。然而，當馬戛爾尼的使團到來之后，中國官員驚訝地發(fā)現(xiàn)，這幫“外夷”竟然試圖與自己平起平坐，以對等的姿態(tài)進行對話，而不愿意屈膝于中國的禮儀。
馬戛爾尼使團與乾隆皇帝的禮儀之爭，是后世歷史學界的熱點話題。有人認為，這場禮儀之爭存在于乾隆的朝堂；有人認為，早在北京的城門口，這場禮儀之爭就已開始。該書作者阿蘭·佩雷菲特則認為，這場禮儀之爭，甚至在使團還沒踏上中國的土地就已開始。作者挑選了“長城”這一意象，將其作為中國人的精神象征?！伴L城”意象的核心精神，是“內”與“外”的隔離，作為天朝上國只需要遵守“內圣之道”，而不需要從外部接受或輸出什么。
《停滯的帝國》。[法] 阿蘭·佩雷菲特 著，王國卿、毛鳳支 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23年出版
在具體的外交事務上，雙方幾乎沒有進行任何有效的溝通。英國正使馬戛爾尼只是在不斷復述國書上的內容，嘗試打開中國的門戶；而清朝的皇帝只把他們當作不通情理的蠻夷。某種意義上，雙方都只是在闡述自己的君主所希望聽到的話語，而不是真正想要解決問題。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從伏爾泰的崇拜到黑格爾的輕蔑，有條邏輯鏈條是一以貫之的，那就是對于“現(xiàn)代性”和“理性”的盲目崇拜。清朝的政治體系是一個“理性”的系統(tǒng)，伏爾泰正是出于對“理性”的渴望而產生崇拜之情。但這種“理性”僅僅局限于官僚系統(tǒng)內部，是發(fā)展到了極致的統(tǒng)治之術，它不能帶動整個國家的全民啟蒙。相對應的，英國人則自視為已被“啟蒙”的“現(xiàn)代”“文明”之人。因此，這一事件，事實上也可以視為一場“現(xiàn)代”與“前現(xiàn)代”文明的摩擦——而我們現(xiàn)在知道，“現(xiàn)代性”并非所有問題的答案。
不幸的是，作者同樣帶有這種對于現(xiàn)代性的崇拜，使得書中部分內容顯得有些刻薄，但作者的切入角度卻也實打實地創(chuàng)造了一個文明的切口，讓我們得以一窺這“兩個世界的撞擊”。馬戛爾尼訪華事件的視線焦點固然是外交使節(jié)的較量，但隨著近年來研究的不斷拓展，這個主題呈現(xiàn)了很多不同的視角，其中之一便是翻譯。
建立一種理解與融合的翻譯方式
翻譯在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是近些年來西方學術界的熱點話題。在《翻譯的危險》中，作者沈艾娣通過對兩位不同國籍的譯者——中國的李自標與英國的小斯當東所處的危險境地的關注，揭示翻譯角色在文化交流中發(fā)揮的作用。
翻譯本身并不會帶來危險，真正帶來危險的，是翻譯者所承擔的兩國外交之重任。小斯當東是馬戛爾尼使團的副使，同時承擔翻譯的任務；而李自標同樣擔任了使團的翻譯職責。與一意孤行、保持強硬態(tài)度的正使馬戛爾尼不同，小斯當東的態(tài)度要柔和許多，他曾與李自標一起，基于各自的文化習慣商討如何將自己的意愿以“一種能讓聽眾所接受的方式傳遞出去”。在具體的操作上，李自標近乎是以一種談判的方式尋找中英雙方的共同點，嘗試勸說雙方以各退一步的方式實現(xiàn)一個可以接受的方案。
《翻譯的危險》，[英]沈艾娣 著，趙妍杰 譯，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24年出版
這樣的翻譯，自然會對原意有所偏離，卻實實在在地實現(xiàn)了中英雙方難得的有效溝通。相應的，書中舉了另一個名為馬禮遜的翻譯者的案例。馬禮遜是一位傳教士，他認為自己翻譯的文字有其神圣性，不容更改；為此，他遵循既有原則，編纂了歷史上第一本中英文對照的字典，以此為依據嚴格地進行了直譯。這項偉大的成就并沒有讓他收獲期望的結果——他單方面基于自身的輸出，無法讓另一種文明“皈依”。
小斯當東和李自標的翻譯方式，則是將自身的文化融入了對方的文化之中，經由思維的轉換，將自身代入到對方的位置上，嘗試理解對方的精神內核，再將自身的精神內核與之融合——經由這樣的方式，他們創(chuàng)造了一種既不屬于中國文明、也不屬于英國文明的思想。這樣的思想，與雙方都是若即若離，卻又能讓彼此互相接受。小斯當東有言：“詞語不過是思想的符號?！碑斔枷肽軌蛳嗷ダ斫?，詞匯不過是代為傳達。
而這也正是作者想要傳達給讀者的，在這個世界似乎再度割裂的時代，她渴盼著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她認為，翻譯的使命是為了理解另一種文明，而不是將自身的文明束縛在既有的框架之內。這個道理，應該不僅僅局限于翻譯。
人與人的交流，讓世界得以互聯(lián)互通，四本著作所記錄的中西方交流史，不僅僅只是一種歷史的回聲，它也回答了一個問題：如何與另一個世界對話？這個問題至今仍在被不斷地提出，又被不斷地嘗試解答。人們都在期望著這一問題的最終答案——未來的我們，能否建立起這座巴別塔，讓人們得以再度理解彼此？
原標題：《構建一座巴別塔：全球視角下的中西方交流史》
欄目主編：朱自奮 文字編輯：蔣楚婷
來源：作者：趙昱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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