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張隆溪教授出版World Literature as Discovery:Expanding the World Literary Canon(New York:Routledge,2024)。
此書主張，一個更加包容、公平的世界應該注重文化和文學的多樣性，所以世界文學的經(jīng)典（the world literary canon）宜納入非西方的文學作品。
Zhang Longxi, World Literature as Discovery Expanding the World Literary Canon
所謂Discovery, 意思是要“發(fā)現(xiàn)、發(fā)掘”多些作品，并匯入世界文學(world literature)的經(jīng)典文庫之中。
這本W(wǎng)orld Literature as Discovery和張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并讀、參照，我們會有另類的discovery (發(fā)現(xiàn))。
查看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的目錄，我們發(fā)現(xiàn)：李清照是唯一獲得立專節(jié)加以討論的女作家: 該書第十二章Late Northern and Early Southern Song Literature 有一節(jié)題為Li Qingzhao: A Great Female Poet of Ci Lyrics in the Early Southern Song (p.246)。所謂Ci Lyrics，就是詞。
張隆溪教授寫完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書稿后，曾賦詩一首抒發(fā)自己的感受:“二十萬言嘗作史，三千歷歲述先賢。先賢不識君莫笑，鶴立蛇行域外傳”。詩中“三千歷歲”是說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 敘述了三千年的歷史。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一部涵蓋中華三千年的文學史著作，卻只有一個節(jié)專討論女性作者，這樣的安排給讀者的印象是：在中國，出色的婦女作者只有一個。
事實如何？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收錄清人婦女著作達3500家左右。漢魏至明代婦女著作1000余種。據(jù)此，我們可以說，單論數(shù)量，中華婦女作者不能說是很少。
這些女作者，絕大多數(shù)不獲張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一提，這是為什么？是因為明清的婦女文學不夠出色嗎？
張隆溪教授對世界文學的研究，背景是“歐洲中心主義”，他說：“西方理論在20世紀以來到現(xiàn)在，都有一個很強的自我批判的傾向，就是反對歐洲中心主義?！?2015年5月9日香港浸會大學“文化中國與一帶一路”文化論壇的發(fā)言）。
如果20世紀以來，我們的文學史書寫有“男性中心主義”之嫌，是不是也應該進行“自我批判”？
《歷代婦女著作考》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fā)展史》得到的評語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fā)展史》是一本名著。復旦大學駱玉明教授指出：“劉大杰先生很強調(diào)文學史研究的客觀性與歷史性”，并談及劉大杰注重“在歷史上的合理性”(語見《中國文學發(fā)展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的“前言”)。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fā)展史》
駱玉明教授說的是“文學史研究的客觀性”而不是“文學史的客觀性”。駱教授的話似乎可以解釋為：撰寫文學史，離不開文學研究。
為什么？
理由是：撰寫文學史書，需要先做研究才能趨近歷史的“客觀性”。那么，劉大杰《中國文學發(fā)展史》的客觀性如何？
美國學者Maureen Robertson (雷邁倫, 1936-2023) 早已注意到：劉大杰在他所撰寫的《中國文學發(fā)展史》（一千三百五十五頁）涵蓋了中國兩千五百年的中國文學史，卻只提到五個女性作家。這五位女作家居然完全沒有宋朝之后的人。
Maureen Robertson的原話是：
In the 1,355 page edition of his history of pre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 history that spans over 2,500 years, Liu Dajie mentions only five women who produced literary texts, none of them from periods later than the Song Dynasty.(Maureen Robertson, “Voicing the Feminine: Constructions of the Gendered Subject in Lyric Poetry by Women of Medieval and Late Imperial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3:1 (1992), p.64.
Maureen Robertson, “Voicing the Feminne”
宋朝以后，婦女文學是否乏善可陳？劉大杰不寫李清照之后的婦女，是不是有道理的？
嶙峋編《閬苑奇葩：中國歷代婦女文學作品精選》（北京：華齡出版社2012年版）按照朝代先后收錄婦女文學作品，唐朝五代有女作者64人，明朝部分錄有女作者157人，清朝部分錄有915人。
請讀者注意它書名有“精選”二字——此書所錄作品，至少經(jīng)過挑選。
換言之，劉大杰《中國文學發(fā)展史》雖然享有盛譽，但是，論“客觀性”，它明顯有不足之處：沒有充分顧及中國文學史上的女作家及其作品，例如：唐代女詩人和明、清女性作家在歷史中客觀存在，卻沒有在《中國文學發(fā)展史》中得到應有的呈現(xiàn)(represented)。
《閬苑奇葩：中國歷代婦女文學作品精選》
袁行霈主編本《中國文學史》怎樣對待女性文學
一般而言，文學史家擁有敘述權（話語權），他們可以選擇討論誰不討論誰，也有權決定哪些作品值得在史書中占一席位甚至得到詳析。換言之，史家會根據(jù)他們的需要（和審美眼光）適當?shù)爻尸F(xiàn)或消解掉一些過去的歷史（dispersed histories）。
但是，如果史家只是貪圖書寫的方便，師心自用、取舍失當，那么史書的內(nèi)容缺失可能難逃公論，也逃不過史評家的法眼（參看清代王鳴盛著《十七史商榷》。此書與錢大昕《廿二史考異》、趙翼《廿二史札記》都是史評的名著；評論文學史的著作有《書寫文學的過去：文學史的思考》……）。只顧史家個人立場、缺陷較大的史書，甚至會得到“毫無章法”之譏。
陳國球等編《書寫文學的過去：文學史的思考》
就史家所做的“消解”、遮蔽而言，即使李清照這樣的名家，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 也只是注視李清照的詞而不論及其詩作。
例如李清照的名篇《烏江》詩：“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杜珣《中國歷代婦女文學作品精選》，中國和平出版社2000年版，頁122)，未獲張教授提及。
美國學者Ronald Egan (艾朗諾教授)指出，李清照也寫論史詩和時政詩。這兩類題材歷來都為男性詩人所壟斷，女性詩人甚少涉獵（R. Egan, The Burden of Female Talent. Chapter 5)。由此可見，李清照詩在文學史上獨樹一幟。
R. Egan, The Burden of Female Talent (中譯本)
李清照詩被忽視這種情況，正如歐陽修的詞也被無視。有些文學史著作根本不提歐陽修的詞作，張教授的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也是一樣 (p.212-213)。
其實，歐陽修寫了不少詞?！蹲砦糖偃ね饩帯妨硎珍浟藲W陽詞作二百馀首。其《玉樓春》“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和《生查子》“月到柳梢頭，人約黃昏后”都是千古流傳的名句 (錢基博《中國文學史》，中華書局1993年版，頁521)。
錢基博《中國文學史》，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史家所做的取舍，有何理據(jù)？“客觀性”以外，史家有沒有囿于個人喜好？有沒有私人的目的？這都是我們關注的重點。
下面我們略論二十一世紀的文學史書怎樣對待中土的女性文學。
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3冊第七章第一節(jié)是“李清照”。在結束李清照的討論之后，附有半頁（共16行文字）談到朱淑真。執(zhí)筆者推許朱淑真“能詩善詞”、是“才女”，痛惜朱淑真的遺稿被焚毀（頁137）。
雖然關于朱淑真的論述在袁編本中所占的篇幅不多，但是，在蕓蕓文學通史之中，能酌情兼顧朱淑真的著作實在不多。
總之，袁行霈主編本《中國文學史》在李清照部分能做到以類相從，這反映編撰者比前賢更關注婦女文學這個類別。（此書第2冊第一章第三節(jié)第41頁建安部分論及蔡琰。）
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
由袁行霈擔任Editorial Board Director、蔡宗齊任主編(general editor)的How to Read Chinese Poetry in Context: Poetic Culture from Antiquity Through the Tang (2018年) 一書也多少有“詩史”的意味，此書容納了較多女性的信息，例如，書中有Maija Bell Samei 所撰Tang Women at the Public/Private Divide 一章。此外，在主題方面，書中有Women as poetic subjects and as writers (作為主角和詩人的女性，見 p.8)。
Zong-qi Cai ed. How to Read Chinese Poetry in Context
近人研究宋代文學常將李、朱二人放在一起，例如：繆香珍撰有《李清照與朱淑真評傳》(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
葉嘉瑩《性別與文化: 女性詞作美感特質(zhì)之演進》（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四章是“ 宋代兩位杰出的女詞人——李清照與朱淑真”。再如，廣陵書社出版《李清照集附朱淑真詞》。
朱淑真的作品保存得不多，其文學地位遜于李清照，不過，單獨研究朱淑真的著作也不乏其例，例如：黃嫣梨《朱淑真及其作品》，臺灣新文豐出版社1991年版；王臣《半隨流水半隨塵：朱淑真詞傳》，現(xiàn)代出版社2017年版。
《半隨流水半隨塵：朱淑真詞傳》
章、駱主編《中國文學史新著》怎樣對待女性文學
章培恒和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新著》（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撰稿人似乎沒有注意到朱淑真（也可能是有注意到但是決定舍棄）。
不過，《中國文學史新著》對唐朝女詩人比較重視。該書增訂本第二版中卷第四篇第一章第七節(jié)是“唐代的女詩人”，內(nèi)文主要討論李冶、薛濤、魚玄機的文學成就（由第94頁到100頁）。
《中國文學史新著（下）》還有一個女性專節(jié)，題為“陳端生的彈詞《再生緣》”。陳端生（1751-1796?）是清中葉的杭州才女。下文，我們會略論她的《再生緣》。
我們發(fā)現(xiàn)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 既沒有討論唐朝女詩人，也沒有像復旦大學《中國文學史新著》那樣兼及朱淑真、陳端生。
《中國文學史新著》
張隆溪教授明確表示他參考過章培恒、駱玉明主編本文學史和袁行霈主編本文學史，因此，張教授應該不是忽略唐朝女詩人、宋朝朱淑真、清朝陳端生等人的存在，而是選擇不討論她們的文學作品。
這種“書寫策略”也許是有原因的，例如，受書本原先設定的篇幅所限。不過，張書“三千歷歲述先賢”而三千年內(nèi)女性“先賢”竟然只有寥寥幾人（擯棄明清數(shù)以千計的女作者），那恐怕會給人“男女完全不成比例”之感吧。
明清大量女作者被摒于史書之外
筆者翻查過劉大杰《中國文學發(fā)展史》（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見其第十九章第六節(jié)是“女詞人李清照”。此后，再無女性作者獲得立專節(jié)討論。
《中國文學發(fā)展史》這樣寫，反映劉大杰沒有注意明清女性作者。劉大杰的歷史敘述，未能呈現(xiàn)歷史真相的多樣性。這情況也許是民國時期對女性文學史的研究還未夠深入所致。
明清時代有許多女子在她們家族、父親、兒子及兄弟的支持下出版了詩集（參考孫康宜《從文學批評里的“經(jīng)典論”看明清才女詩歌的經(jīng)典化》，載《耶魯．性別與文化》，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孫康宜《耶魯．性別與文化》
這些出版詩集的明清女子是否都算是“才女”、其作品水平能否與男人并駕齊驅(qū)或有以過之，皆須經(jīng)仔細分析才能評定，但是，單是女性作品獲得出版已經(jīng)是重要的文化現(xiàn)象，而史家如劉大杰忽視大量的女性作品，難免給人“重男輕女”的印象，甚至有“男性中心主義”之嫌。
也許劉大杰認為明清女性作品根本就是“不入流”？
從近人的論著我們得知，明清女子的文學作品，絕非一無可取。下文，我們會列舉實例略談明清女作者之作有何殊勝之處。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討論了哪幾位女作家?
張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的起初部分（遠古到魏晉），是不乏女性作家的，例如：西漢的班婕妤、東漢的蔡琰都獲得張教授關注。
在書中的第3章 The First Great Empire: The Han Dynasty 張教授論及班婕妤。張教授這樣寫：
...a talented female poet, Lady Ban (48 BCE–2 CE), who was singled out by a great critic Zhong Rong (468–518) as noteworthy for writing an excellent poem with five-character lines. She came from a noble family and was known for her beauty as well as her erudition. She became a royal consort to Emperor Cheng of Han (51–7 BEC) and for some time was the emperor’s favorite. However, she soon lost her position when Emperor Cheng fell for the legendary beauty of Zhao the “Flying Swallow” (? –1 BCE). Forsaken in a small palace, Lady Ban composed a “Poem of Complaint” to express her sorrow by writing about an object, a fan made of pure silk, which is used in hot summer but abandoned when autumn comes with cool wind. The poem is obviously an allegory of her own fate, and also the sad condition of many women in her time… (p.45)
《百美新詠圖傳》(王翙繪圖，袁枚作注)
上列引文中的Lady Ban, 就是班婕妤。48 BCE–2 CE，屬于西漢末期。“Poem of Complaint”是《怨歌行》，或稱《團扇歌》。
“《怨歌行》為班婕妤所作”這說法是有爭議的（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華書局1983年版，頁117。逯欽立認為《怨歌行》是魏代伶人所作。）
錢穆（1895—1990）舉《團扇歌》為例說明：中國詩文多表人生共相（錢穆講授; 葉龍整理記錄《中國文學史》，天地出版社2018年版），因此，不必太過計較作者身分。不過，“秋扇之怨”典故后世多專指閨怨。
錢穆講述《中國文學史》
無論如何，張教授沒有因為《怨歌行》作者是女性而不予討論。
東漢也有一名女詩人見于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
第4章“建安七子”部分，連七子的姓名都沒有說全，卻給了 the female poet Cai Yan一頁半的篇幅（第59-60頁）。
張教授這樣編排，論“分量”蔡琰可媲美曹植。張教授把Cai Yan安排在書中的The Wei-Jin Period，主要討論蔡琰《悲憤詩》。
我們看見張教授給班婕妤、蔡琰的篇幅甚多，自然期望這本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在往后的篇章中多著墨（為英語世界的讀者）介紹中土的女性作家。
然而，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 第6、第7、第8、第9章討論唐代文學，卻全無唐代女作家的一席位。
“唐代的女詩人”在復旦大學《中國文學史新著》中是獨立的一節(jié)。此書所論李冶、薛濤、魚玄機三位。然而，在張教授書中，唐朝女作家的“從缺”是“連姓名都沒有提起”那種。
何以獨厚班婕妤、蔡琰而輕唐朝女詩人？是因為薛濤等女性詩人的作品不足一觀嗎？取舍的理據(jù)是什么？張教授沒有說明。
另外，元朝至清朝的婦女文學的情況又如何？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第13章到第19章討論元朝到清朝的文學史。這七章，分了30多個小節(jié)，卻沒有專談女性作者的章節(jié)，僅在p.327花了半頁的篇幅談及Liu Rushi (1618–1664)，即柳如是。
下面，我們簡略介紹唐宋、明清婦女文學的概況。
《中國女性文學研究》
唐、宋史上，哪些女性作品獲得載錄保存?
中國歷史上，女性作品失佚的情況嚴重嗎？文學史家是不是很難讀到歷朝的女性作品？
唐朝之前，女性作品保存下來的，數(shù)量偏少。不過，據(jù)陳廣宏《文學史的文化敘事：中國文學演變論集》（頁174）引《瑤池新集》所載，唐朝能詩之婦人至少有23人。南宋計有功《唐詩紀事》涉及女作者40人。
《文學史的文化敘事：中國文學演變論集》
清朝《全唐詩》（卷797至805）所錄均為女子作品。此外，敦煌文獻中還載有唐代女性詩（如女冠王霞卿詩）未被《全唐詩》收錄。
以詩歌而論，《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唐五代卷》錄女詩人168人，出類拔萃者有薛濤、魚玄機、李冶、劉采春。
吳庚舜、董乃斌主編《唐代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下編第十九章有一節(jié)專論薛濤、魚玄機（兼論李冶、劉采春）。
由此可見，如果文史學者心中有“婦女文學”的觀念，自然會注視女性的文學作品；如果心中沒有“婦女文學”，則可能連《全唐詩》所錄女子詩篇都看不見（blindedness）。
詞一度被視為女性化的文學體式。論宋代女詞人，我們有謝穡《宋代女性詞人群體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一書。李清照、朱淑真之外，宋代女詞人中較突出者還有魏夫人、吳淑姬、張玉娘等人。
謝穡《宋代女性詞人群體研究》
明代中葉到晚明的女性詩文集
到了明代，女詩人更多。
明人刊印女性詩文總集達28種（參看俞士玲《論明代中后期女性文學的興起和發(fā)展》，載張宏生、張雁編《古代女詩人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164-181）。
《古代女詩人研究》
為什么中晚明女性詩文總集成為商業(yè)出版的熱點？
復旦大學陳廣宏教授認為，中晚明人們對家庭生活、個人情感這樣屬于私領域的題材表現(xiàn)出濃厚的興趣，而女性文學恰恰以表達這樣的題材見長。男性讀者有娛情的需要，其中包含著與尚情相關的個性主義文化價值觀的自我投射（陳廣宏《文學史的文化敘事》，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頁178）。
美國學者高彥頤Dorothy KO 認為明代女詩人的作品和女教合在一起，有訓誡的作用（高彥頤《閨塾師》頁66）。然而，女性詩歌總集中涉及才藝、色藝的作品，對“只重德行”和儒家女性觀念有沖擊。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女性詩文總集的出版和明代的文化氛圍相關。明末清初的江南閨秀在男性支配的儒家體系中嘗試創(chuàng)造一種豐富多彩和別具意義的文化生存方式。
明嘉靖朝開始興起輯錄女性詩文選集的熱潮。重要的婦女文學選集不少，這里只舉幾個例子：沈宜修（1590—1635）編《伊人思》，輯錄當代42位才女詩詞；鐘惺（1574—1625）所編《名媛詩歸》是女性詩歌總集，收錄明代的女性詩作為主。女詩人完顏惲珠（1771—1833）輯錄的閨閣詩歌總集《國朝閨秀正始集》（1831年刊行），收錄了930多位女詩人的詩作，并附有小傳。
《國朝閨秀正始集》
自明末到晚清的婦女文學
明末清初的徐燦是著名的女詞人。徐燦的聲名早播，清人陳廷焯已經(jīng)將徐燦與李清照相提并論（張宏生主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頁363)。
近人葉嘉瑩《性別與文化》一書也討論徐燦，并將徐燦和李清照放在一起討論。葉嘉瑩的文集之中有“談李清照與徐燦二家詞對于國破家亡之變亂所反映的態(tài)度之不同”一章（葉嘉瑩《性別與文化：女性詞作美感特質(zhì)之演進》商務印書館，2019年）。
此外，黃嫣梨《清代四大女詞人——轉型中的清代知識女性》（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2年版）的四大女詞人是：徐燦、顧太清、吳藻、呂碧城。
徐燦、吳藻（1799—1862）、顧太清（1799—1877）并稱“清代閨秀詞三大家”（陳廷焯著；屈興國校注《白雨齋詞話足本校注》齊魯書社，2009年，頁547)。
屈興國校注《白雨齋詞話足本校注》，齊魯書社1983年版。
樊志斌《顧太清與奕繪的京師生活》（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2025年3月版) 推許顧太清為清代第一女詞人。
其他閨秀詞，收錄于肖亞男主編《清代閨秀集叢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年版)，全套達66冊，詩、文、詞別集共400馀種，可見數(shù)量之多。如果有人說這66冊所收錄的作品在文學史上都沒有地位，豈能令人心服？
舉些例子：《清代閨秀集叢刊》第二冊收《竹笑軒吟草》，李因撰；《我聞室梅花集句》，柳如是撰；《拙政園詩集》，徐燦撰。三人之中，李因的行旅詩文獨樹一幟（參看方秀潔撰；周睿、陳昉昊譯《卿本著者――明清女性的性別身份、能動主體和文學書寫》江蘇人民出版社，2024年）。
李因、柳如是、徐燦的詞集之中，不少是心系故國之作，具體分析見于趙雪沛《明末清初女詞人研究》（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八章。
《明末清初女詞人研究》
《明末清初女詞人研究》還研究吳江詞人沈宜修、葉紈紈和葉小鸞、有林下之風的朱中楣詞、孤憤與蒼涼交織的顧貞立詞，等等。(關于明末清初的顧貞立, 在Xiaorong LI, Women’s Poetry of Late Imperial China: Transforming the Inner Chambers一書中有專章討論。該書2012年由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出版)。
Dorothy Ko 高彥頤說：...the promotion of male publishers helped create a niche for literate women, poets in particular, in the urban culture of Jiangnan. (見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1994, p.64）。意思是：女作者得到男性出版者的支持。
自明末到晚清三百年間，有兩千三百多位女詩人曾經(jīng)出版過專集（參看孫康宜《耶魯．性別與文化》，上海文藝出版社，頁218）。
文學史家如果不能從事文學歷史的研究、又不能吸收文學研究的成果，那么，其所見所述勢必受到嚴重的限制。
《傳統(tǒng)內(nèi)外：清代閨秀詩詞研究》
清中葉的陳端生與彈詞之中的杰作
清中葉的陳端生（1751年－約1796年）情況特殊，值得在此特別論及。
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四冊指出，陳端生《再生緣》是“彈詞中最優(yōu)秀的作品”、“前17卷陳端生作，后3卷為梁德繩續(xù)，道光年間侯芝修改為80回本印行，三人均為女性?！?《中國文學史》第四冊，頁449)。換言之，《再生緣》的前部、后續(xù)、修改，皆完成于女性之手，共20卷。
陳寅?。?890—1969）對《再生緣》的評價很高，他說：“彈詞之作品頗多，鄙意《再生緣》之文最佳。微之所謂‘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屬對律切’，實足當之無愧，而文詞累數(shù)十百萬言，則較‘大或千言，次猶數(shù)百’者，更不可同年而語矣?！保惷姥泳帯?a class="keyword-search" >陳寅恪集·寒柳堂集》，三聯(lián)書店2015年版，第71頁）。
陳寅恪《寒柳堂集》，江蘇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屬對律切”原是元稹給杜甫詩的評語（唐·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序》）。
陳寅恪意思應該是：《再生緣》在藝術成就上足與杜詩比肩。
文體方面，陳瑞生也獲得陳寅恪稱贊：“彈詞之書，其文詞之卑劣者，固不足論。若其佳者，如《再生緣》之文，則在吾國自是長篇七言排律之佳詩，在外國亦與諸長篇史詩至少同一文體?！?陳美延編《陳寅恪集·寒柳堂集》第71頁)。所謂“外國史詩”，當為epic。
至于《再生緣》所反映的思想內(nèi)涵，陳恪寅推許：“陳端生亦當日無數(shù)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保惷姥泳帯蛾愐〖ず眉罚?lián)書店，2015年版，第63頁）。
另一位名家郭沫若（1892—1978）將陳端生《再生緣》置于世界文學之林。
郭沫若認為陳寅恪把《再生緣》“比之于印度、希臘的古史詩，那是從詩的形式來說的。如果從敘事的生動嚴密、波浪層出，從人物的性格塑造、心理描寫上來說，陳端生的本領比之十八、九世紀英法的大作家們，如英國的司考特、法國的司湯達和巴爾札克，實際上也未遑多讓。”（郭沫若校訂《再生緣》，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頁6。）
郭沫若校訂本《再生緣》
綜合陳寅恪、郭沫若兩家的意見，陳端生《再生緣》無論在文體還是思想方面，都是出類拔萃，有資格在世界文學之林占一席位。
總 結
中國文學通史如果未能涵蓋上述唐、宋、明，清朝這么多的女作家，那肯定都是大幅度簡化的“歷史書”。其原因可能和執(zhí)筆者的視野有關，也可能是史家執(zhí)筆時自我設限。
身處東方的撰史者，恐怕未必注意到美國學者Maureen Robertson在 1992已經(jīng)對劉大杰《中國文學發(fā)展史》提出過批評（中國歷史二千五百年間只出了五位女作者?）。
當然，實情未必是史家“忽略”了女作者，而是史家主動“舍棄（不予論述）”。如果是后一種情況（舍棄 = 將婦女排除在外)，那么，執(zhí)筆者“男性中心主義”的嫌疑就更大了。
2016年，張隆溪教授已經(jīng)在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從比較到世界文學》 (From Comparison to World Literatur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書中提出“世界文學”研究正在興起，我們可以超越歐洲中心主義或任何其他民族中心主義。
《從比較文學到世界文學》
過了大約九年、十年（現(xiàn)在是2025年），“超越歐洲中心主義 / transcending past Eurocentrism”已是老生常談。在這種情況下，“男性中心主義”難道還沒有被超越? 還要主宰中國文學史書寫嗎？
或謂：中國的文學通史作者，只不過是承襲了舊時重男輕女的陋習，所以才忽視了婦女文學史。
可是，重男輕女在明末清初已經(jīng)不是中土的傳統(tǒng)，例如，陳寅恪早就指出“袁簡齋在干隆時，為最喜標榜閨閣詩詞之人，……”（陳寅恪《寒柳堂集》，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頁73）。袁簡齋，就是袁枚（1716-1797年），他編有《隨園女弟子詩選》。
《隨園女弟子詩選》
此外，今人高彥頤、孫康宜也指出：支持婦女寫作、支持婦女出版文集的明清男性文人不在少數(shù)。清中葉小說《紅樓夢》也不同意重男輕女思想。
張隆溪教授World Literature as Discovery（2024年）有個副題:Expanding the World Literary Canon,張教授主張: 談世界文學就應該致力于開闊視野，發(fā)現(xiàn)新的經(jīng)典。
既然如此，中國婦女文學作品汗牛充棟，而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卻只提及寥寥幾篇，這樣實際上是輕視中土女性的作品，于Expanding the World Literary Canon有何裨益？全書只提寥寥幾篇女性作品豈不是顯得中土的婦女文學乏善可陳、佳作極少？
我們不是要對一部通史求全責備，但是，史家漠視大量史料的存在，筆下敘述太過簡略，則其成品 (product) 宜稱為“簡史”。
限于篇幅，本文未及透徹討論的相關話題，將在下一篇繼讀討論。
《跨越閨門：明清女性作家論》
附記一：文學史書中所見的“（歷史）空白”
關于文學史書中所見的“空白”、“歷史斷裂”，筆者注意到一些文學通史出現(xiàn)這種情況：盛唐之后沒有邊塞詩；宋人的邊塞詩更完全不獲文學通史家垂青。
其實，晚唐、宋朝戰(zhàn)爭頻仍，文人寫的邊塞詩數(shù)量不少，而文學史敘述“自斷”于盛唐，每本文學史書都談盛唐那十首八首名詩，這樣陳陳相因，又有多少價值？談何Expanding the World Literary Canon?
《北宋邊塞詩研究》
關于上述問題，請參看洪濤《詩史斷裂是有意為之?—— 略談編年體的作用（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十一) 》，載“古代小說網(wǎng)”2024年3月21日。
附記二：文學史公案（歐陽修和朱淑真，誰是作者？)
明?楊慎《詞品》（北方文藝出版社2000 年）卷三有《朱淑真元夕詞》條，說到：“朱淑真《元夕?生查子》‘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后。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濕春衫袖?！~則佳矣，豈良家婦女宜邪？”
這首小詞見于朱淑真《斷腸詞》（澄波校點《漱玉詞?斷腸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頁53)。
南宋初人曾慥編成《樂府雅詞》，將此詞列為歐陽修作。過去，一些詞選家將歐詞中的艷詞視為偽作。
歐陽修會不會寫這類男女約會的艷詞？歷來頗有爭議。
《南宋詞史》
陶爾夫、劉敬圻《南宋詞史》第三章第一節(jié)指出: 此詞“最早被周必大編入《歐陽文忠公集》卷一三一（《南宋詞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236）。
附記三：失聲?
明末清初的江南閨秀在歷史類文獻中不是“無聲”的。
明清時期才女如沈宜修（《鸝吹集》）、汪端（《明三十家詩選》附評傳）的作品包含歷史評論。
中國歷史上，有個別才女參與撰寫正史的書寫，例如，班昭（約45年－約117年, 班固之妹）在兄長班固去世后，奉命續(xù)寫《漢書》未完成的《天文志》及八表（如《百官公卿表》）。
這是女性參與官方正史編修的最早記錄。
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1997)
關于歷史上的女人是否“失聲”，請讀者參看洪濤：明妃，是失聲的 (voiceless)小姑娘？——談文學史上的“主見”“新見”（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二十八）。關于文學女姓是否得到合情合理的了解，請讀者參看洪濤：女詞人的私領域（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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