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想這樣一個場景：你生活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德國，一位被追殺的猶太人朋友藏匿在你家，當納粹上門來打探他的下落……這個時候你會據(jù)實以告嗎？或者，你會為了保護你的朋友而對追殺者撒謊？
這個場景所要提出的問題是：我們是要做一個誠實的人，告訴納粹朋友的下落；還是說出一個謊言，救下朋友的性命？
相信對于大多數(shù)人而言，我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后者。那如此一來，是否就意味著我們只要看結果對錯，而無需關注行為本身呢？
我們再換一個場景：張三公司破產(chǎn)想要報復社會，于是隨意在街上開車撞人，結果正好撞死了一個裝滿炸藥的恐怖分子。
那依據(jù)上面的判斷方式，張三的做法就是道德的，但顯然這有悖常理，所以要回答這樣的問題其實并沒有想象得那么簡單。
對于不同的場景，不同的人，可能都會有不同的選擇。在這所有的選擇背后是否有一個讓人必須遵守的道德準則呢？即道德的判斷標準是什么，什么是真正的道德行為。
儒家仁義：摸著良心做事
孔子認為我們所有的行為準則都必須訴諸一個“仁”字，即有愛人之心，依據(jù)仁心，孔子提出的各種道德規(guī)范稱之為“禮”。
也就是說我們做任何事情都要守禮法，但更重要的是動機必須遵循仁心。類似的觀點也普遍存在于現(xiàn)代人的觀念之中，仁心也就是人們一般所說的良心。所以我們在指責某人之時經(jīng)常會說：“摸摸你的良心吧！”就是說在做某件事之前要反觀自己的內(nèi)心，如果符合良心，就去做，如果不符合就不做。
孔子雖然為一切行為尋到了一個最終的標準，但仁心真的可靠嗎？
孟子主張性善論，認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嬰兒在快要掉進井里時，我們會毫不猶豫地出手相救。但另一位大儒荀子，卻主張性惡論，主張化性起偽，通過后期禮樂教化教人向善。
如此說來，人的良心到底是否本良并非絕對。
以我們現(xiàn)在的觀點來看，人的良心是先天性格與后天價值觀相加的產(chǎn)物。不同的人，性格不同，后天形成的價值觀更是迥異，因此依據(jù)的良心也是千差萬別。
比如有的人可能心地仁慈，連殺死一只老鼠都感到良心不安。但希特勒發(fā)動戰(zhàn)爭殺死幾千萬人卻毫無悔意。由此來看，良心無法成為判斷道德價值的固定標準。
我們發(fā)現(xiàn)良心的問題在于因人而異，那能否設定一套固定的適用于所有人的道德法則呢？
康德律令：道德行為不是手段
18世紀德國哲學家康德對此作出了自己的嘗試?？档抡J為衡量一個行為是否符合道德，要看導致這個行為的動機。如果動機是好的，那么就屬于道德行為，反之則屬于不道德的行為。
康德的觀點和孔子有些類似，都認為要依據(jù)發(fā)自內(nèi)心的狀態(tài)來決定行為的善惡。
但不同的是，孔子認為我們要有幫助別人的仁心，并以此為據(jù)來完成道德行為。而康德則認為道德規(guī)范我們要依據(jù)理性而非仁心去規(guī)范自己的行為，即使某件事情我們的內(nèi)心并不想去做，但仍然要遵守道德規(guī)范強迫自己去做，由此可見康德的道德規(guī)范并非因個人內(nèi)心而變，更像是一種約定俗成的法規(guī)。
我們判斷某個行為是否是道德的就在于出發(fā)的動機是否符合這個道德規(guī)范，而不在于這個行為所產(chǎn)生的的結果怎么樣。
所以康德才會說：“善意即使沒有導致善行，它本身仍像寶石一樣閃閃發(fā)亮，具有完全的價值?！?/em>
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
張三出于好心扶一個老太太過馬路，結果導致老太太被車撞了。在康德看來這樣的結果無疑是非常壞的，然而張三的動機卻是善意的，所以他的行為就是符合道德的，不應該受到指責。
再比如，最開始的那個困局，在康德看來，雖然我們說實話可能會導致納粹抓到朋友導致其送命，但我們也不應該說謊。因為在他看來，出于壞的動機而做好事，同樣是不道德的行為，而說謊恰是一種不符合道德規(guī)范的惡的動機。
康德將我們的道德行為分為兩種：一種是定言命令，一種是假言命令。
定言命令，就是我們“應該”做什么，是一種毫無條件的絕對命令。
比如，我們應該誠實守信，我們應該樂于助人。
只有我們的行為符合這種定言命令，才是道德的。
上面我舉的兩個例子，我們扶老太太過馬路只是覺得應該扶她過去，別無他由，我們不說謊也是因為我們就應該誠實守信。
而第二種假言命令，是指假如我們做什么，就會怎么樣。
比如，我們扶老太太過馬路是想讓人稱贊你，我們誠實守信是想獲得別人的認可等等，也就是說假言命令是附帶條件的命令，這種情況下的行為雖然結果可能是好的，但仍不具備道德價值。
道德行為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是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所作所為仍是不道德的，因為他的目的可能只是滿足自己的慈悲心或者修行成佛。
上面我們提到了孔子的仁心具有相對性，那康德的嘗試尋找固定的道德標準結果又是什么呢？
康德提出了他的三條絕對律令：
一是，普遍立法，即這種道德準則是被大多數(shù)人所接受的，比如我們應該誠實守信；
二是，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比如電車難題，我們通過殺死一個人而救下另外五個人，這種行為便將人當作了手段，便是不道德的；
三是，意志自律，指的是我們所作所為都源于自我理性的驅使，認為自己應該去做，而不是受外界因素的制約，也就是他律。
康德的道德體系看上去雖然十分嚴謹，然而實踐起來卻有很多問題，比如最上面的問題，我們雖然應該說實話，但是會導致朋友的死亡，這樣行為在康德看來是道德的，然而在大多數(shù)人看來卻是不人道的。
而且我們的每個行為都是不自覺地帶有一定的目的性，也就是一種符合假言命令的行為，很少有完全不考慮其他外界因素的情況。比如我們工作是為了賺錢，我們學習是為了考上好大學，我們鍛煉身體是為了不生病，甚至我們愛父母愛子女也是為了讓自己感到快樂幸福。
如果我們完全不帶任何目的任何情感只是單純地按照康德所“制定”的道德準則去做事，那又和按照程序行動的機器人有什么區(qū)別呢？
功利主義：善惡能做加減嗎？
那如果我們不以動機來論善惡，而以結果來判斷是否道德是否可行呢？這樣的觀點就屬于功利主義。
功利主義的觀點認為，我們應該通過某件事產(chǎn)生的結果好壞來判斷某個行為是否符合道德價值，而不是動機。
功利主義創(chuàng)始人：邊沁
比如上面我們說的扶老太太過馬路導致其被車撞，這樣的結果是壞的，那么這樣的行為就是不道德的。殺死一個人，這個結果顯然是不好的，但如果這個行為救下了更多的人，那么這樣的行為就是道德的。因此功利主義者不僅主張通過后果來決定一個行為的善惡，而且還主張這些后果可以用善惡加減的總和來計算，如果善多于惡，便是道德，反之便是不道德的。
如果持有這樣的觀點，那么善惡的判斷便簡單了許多，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1）哪些結果可以計算在內(nèi)？
比如，上面張三想報復社會在街上開車隨意撞人，結果撞死了一個恐怖分子救下了更多的人，如果以結果論，那張三的行為豈不是成了道德的了？這于情于理都說不過去？
這里牽涉的問題在于哪些結果可以被計算進去？這種碰巧的結果是否應該被計算進去呢？
因此有的功利主義者認為這種與行為動機明顯無關的結果，不能被計算在內(nèi)。但如果張三知道了這人是恐怖分子，為了救下更多人而撞死了他，這種結果就能計算進去。
（2）結果的后續(xù)影響如何界定？
除了動機與結果無關這種情況外，功利主義者還要面對一個難題，便是結果的后續(xù)影響。
比如，張三撞死的這個恐怖分子，本來打算炸掉一個公交車，而這個公交車上恰好有一個竊取國家機密文件的敵國間諜。張三雖然救下了一車的人，但同樣讓這個間諜得以幸免，而他的機密文件可能在戰(zhàn)爭中導致數(shù)以百萬人的傷亡。
那如此說來，通過結果的善惡加減，張三的行為到底是善還是惡的，如果我們再因此追究下去，還會引發(fā)更多不可控的結果。因此從這個角度出發(fā)，善惡并不能依據(jù)結果的相加來判斷。
（3）善惡是否可以直接互補
如果我們將善惡直接量化，比如我殺一個人的惡值為1000，撿垃圾的善值為1，那么是不是我撿1000次垃圾就能抵消我殺人的罪惡了呢？
由此，我們不禁產(chǎn)生了疑惑：行為所產(chǎn)生的的后果真的可以用來計算、抵消，并得出總和嗎？這樣的標準又是什么呢？
19世紀哲學家邊沁提出了一個衡量標準：最大的效益就是給最多數(shù)人最大的幸福，簡稱最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幸福原則。所以依據(jù)邊沁的觀點，如果一個行為所產(chǎn)生的的幸?？偭吭酱螅敲催@個行為的道德價值越高。反之，如果一個行為導致越多人不幸，那么這個行為就越不道德。
邊沁的這個主張在經(jīng)濟學上得到了廣泛應用，但是在倫理學上則遇到了很多質疑。
電車難題是對功利主義提出的最大挑戰(zhàn)
比如，殺死一個人，將他身上的器官移植到所需要的病人身上，可以救活更多的人，但是這樣的行為真的是道德的嗎？
再比如，如果我們無限增加人口的總數(shù)量，是不是整個社會的幸?？傊稻蜁酱螅敲催@樣的行為就是越道德呢？
顯然，這上面的兩種情況根據(jù)最大效益原則是成立的，但是在現(xiàn)實生活中卻是不可行的。
中庸主義：動機和功利的結合是否可行？
從上面的討論，可以看出如果單純看動機和結果，都無法真正判斷行為的道德價值，那么把兩者結合起來如何呢？
我們可以將行為分為四種情況：
一是，好的動機產(chǎn)生好的結果；
二是，好的動機產(chǎn)生壞的結果；
三是，壞的動機產(chǎn)生好的結果；
四是，壞的動機產(chǎn)生壞的結果。
其中一和四，我們很容易判斷其行為的道德與否，但是對于二和三我們?nèi)绾稳ピu判呢？
我上面舉了很多個這樣的例子：扶老太太過馬路導致其被撞就屬于第二種情況；說謊話幫助朋友逃脫納粹的追捕便屬于第三種情況。
如果我們依據(jù)動機論和功利主義的觀點，可以很明確得出兩種情況的道德判斷，雖然這樣的判斷與實際生活中的情理可能會出現(xiàn)相悖的情況。
但如果我們將動機和結果結合起來，便無從判斷了。
因為這樣下去我們就會遇到與功利主義善惡加減一樣的難題——唯一可行的就是將動機和結果的善惡總和來計算最終的結果，而這樣遇到的問題我們在上面已經(jīng)提到了多次。
道德準則真的存在嗎？
所以，無論我們單純的依據(jù)動機或結果，還是將動機和結果結合起來，都無法去判斷行為的善惡好壞。
那么問題出在哪里呢？
英國哲學家大衛(wèi)休謨認為所有的道德判斷都是應然問題，即：XXX應該怎樣，如，張三應該誠實守信。而客觀判斷都是實然問題，即：XXX是怎樣的，如，地球是球形的。
英國經(jīng)驗論代表人物：大衛(wèi).休謨
根據(jù)邏輯判斷和經(jīng)驗觀察，我們無法通過實然命題推導出應然命題的結論，即不可能有任何關于事實的陳述，可以在邏輯推理之下，成為道德的基礎。
也就是說，道德并非客觀絕對的，因此也并無一種絕對正確的道德準則。道德只是根據(jù)環(huán)境、文化、傳統(tǒng)等不同因素約定俗成的東西，它會隨著時代的變化、個人價值觀的取向而呈現(xiàn)出很大的差異性。不可能存在一種道德規(guī)范適用于所有情況。
因此，當我們說一個人的行為不道德時，只不過是說他沒有遵守這個社會的共同約定而已。同樣地，在不同社群和文明之間，道德標準更是有很大的不同，我們不能以自己所遵循的道德標準去苛責其他文明也同樣遵守，所謂的普世價值觀也只是在特定族群中產(chǎn)生的一種道德標準，并非真的具有普世效應，適用于所有文明所有人。
當然我們也不能因此就陷入絕對的道德相對主義，認為自己可以隨心所欲做任何事情，反正沒有絕對的道德判斷。就像我之前強調過很多次一樣，人是社會性動物，必然受到社會規(guī)范的制約，才能保證整個群體的有序性。所以在同一個社群中，哪怕我們的道德觀點與社會規(guī)定的道德準則有所相悖，也應該保留自己的觀點做出讓步，去適應自己所在的環(huán)境，而不是做個格格不入者或者讓社會為你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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