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四川廣漢的三星堆遺址最為世人所熟知的便是那出土了眾多“奇奇怪怪”青銅人物造型的八個埋葬坑。

其中：1號、2號坑于1986年首次進行考古發(fā)掘，2020年12月至2022年11月，考古工作者又在附近陸續(xù)發(fā)現(xiàn)了6個埋葬坑。經碳十四檢測，測年數據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公元前1012年，3號坑、4號坑、6號坑、8號坑的埋藏年代一致，相當于商朝晚期。5號坑、7號坑因為樣本保存不好，數據不夠。

但值得注意的是，7號坑與8號坑無論是布局、尺寸還是象牙、銅器的堆積模式上均高度接近，表明是成對關系，應屬同一時期挖掘形成。

此外，銅獸馱跪坐人頂尊銅像的人像部分在3號坑找到，下半部分神獸和上半部分的大口尊口沿殘塊則分別在8號坑和2號坑。類似的青銅器跨坑拼接情況在2號、3號、7號、8號均出現(xiàn)了。

所以，除了1號坑和5號坑外沒有確切證據外，其余幾個埋葬坑可以視為同時形成的。

那么這些坑中造型奇特的國寶重器究竟是從哪來的，又為什么要砸毀后埋入地下呢？

要搞清楚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弄清楚三星堆究竟是個怎樣的文明。我們上文所說的埋葬坑的測年數據，只能表明國寶埋葬時間，并不代表三星堆文明只存在于商朝晚期。

事實上，三星堆遺址上的古文化可以從距今4800年的三星堆一期文化算起，一直到距今2600年的第四期文化終結，前后發(fā)展了2000多年。

但這里有個誤區(qū)，那就是文化的延續(xù)并不完全等同于某個階段的國家文明。舉個例子，殷墟遺址地層中也能發(fā)現(xiàn)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但我們不能據此就認為商朝存在了上千年。

所以，真正意義上的三星堆，指的是三星堆青銅時代文明（三星堆二期至三期），也就是發(fā)現(xiàn)三星堆古城并出土大量造型優(yōu)美、內涵奇特的青銅人像、神像、禮器的階段，距今3600年至3100年，相當于中原地區(qū)的夏末至商末。

早于二期的三星堆文化一期文化，與成都平原的寶墩文化面貌相同，而與三星堆二期文化之間差異巨大，所以被改稱為寶墩文化。三星堆四期文化，又叫十二橋文化，文化主體已從廣漢三星堆遷徙至成都金沙。

綜合三星堆文明所呈現(xiàn)出的諸多文化特征，我們已經清晰地知道，三星堆文明的創(chuàng)造者既有四川土著的寶墩文化群體，也有沿岷江河谷進入蜀地的原甘青一帶的馬家窯文化部分先民。

此外，三星堆出土的牙璋、銅牌飾、陶盉又表明有部分二里頭文化群體也進入了蜀地。不僅如此，三星堆文明還呈現(xiàn)出與長江流域以及西南蜀身毒道沿途文明的互動和交流。

因此，三星堆文明的面貌就比中原其他文明顯得更加異類。

三星堆人一方面用中原常用的“泥模塊鑄法”和高放射性同位素鉛原料鑄造了青銅尊、青銅罍等華夏典型青銅器，另一方面卻又創(chuàng)造出獨具一格的縱目人、神樹、太陽輪、祭壇，并在青銅群像上覆蓋了中原罕見的黃金面具。

顯然，三星堆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神權政體，國王兼具了神統(tǒng)和君統(tǒng)。就在三星堆1號、2號坑發(fā)掘的19年后，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古城發(fā)現(xiàn)了目前唯一一座大型建筑基址，俗稱青關山1號大房子，面積超過一千平方米。

青關山1號建筑的平面結構圖顯示，這是一處兼具了神廟和君臣議事殿堂功能的綜合性建筑，8個埋葬坑出土的各類器物，與神廟中的各功能區(qū)分布契合。尤其是房內通道兩側有多達126個柱洞，如果插上木樁，剛好可以用于捆綁或安裝青銅人像和青銅面具。

據此，我們有理由相信，那些被砸毀后埋入坑中的器物，原本是放置在神廟當中的。

那么究竟是誰砸毀了這些神廟中的禮器的呢？

三星堆八個埋葬坑與青關山1號建筑同在三星堆古城內，一南一北。按照常理，供奉在神廟中的禮儀用具被砸毀埋葬，通常是敵對勢力所為。

但是，三星堆古城內并沒有發(fā)現(xiàn)任何外部勢力入侵的痕跡，不僅如此，八個埋葬坑坑壁豎直，其中的器物擺放還呈現(xiàn)一定的規(guī)劃性，青銅器之上統(tǒng)一擺放象牙，并整齊地碼放在同一水平。

正是基于以上考古發(fā)現(xiàn)，目前多數專家學者都主張埋葬坑的形成是三星堆人在舉行祭祀活動后所留下的，并稱之為“祭祀坑”。

事實上，早在1929年，考古工作者就在農民燕道誠家院子旁發(fā)現(xiàn)過一個埋葬有400余件玉石器的長方形土坑，此后，類似的坑在三星堆古城內外多有發(fā)現(xiàn)。這也表明，三星堆人的確有將器物埋入土坑中用于祭祀的傳統(tǒng)。

不過，這里面還有一個懸而未決的疑問。如果三星堆八個器物埋葬坑也是某次祭祀活動后留下的，那么在三星堆青銅文明存在的數百年時間當中，這樣的埋葬坑應該具有形制上的一致性以及時間上的間隔性。

換言之，類似八個“祭祀坑”一樣的坑，應該在臨近地區(qū)普遍被發(fā)現(xiàn)，并且應該都會出土青銅立人、祭壇、黃金面具、黃金權杖這些器物，年代順序上也應該呈現(xiàn)早中晚三個階段。

實際情況卻是，除了這八個“祭祀坑”外，其它土坑并沒有發(fā)現(xiàn)同等規(guī)模同等器物的情況。不僅如此，這八個“祭祀坑”的碳十四測年均落入商晚期，其中2號、3號、4號、6號、7號、8號坑已有明確證據顯示屬于同一時間節(jié)點。

可見，三星堆八個“祭祀坑”是在偶然性條件下發(fā)生的一次埋入行為。那么它們還有可能是祭祀所產生的嗎？

證據在8號坑找到了。

根據2024年8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和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聯(lián)合發(fā)表的《四川廣漢市三星堆遺址祭祀區(qū)八號坑發(fā)掘簡報》顯示：

8號坑在分別擺放銅器和象牙后，古人先從坑的四周填入大量較為純凈的黃色沙質黏土，隨后又從從南、北兩個方向倒入灰燼堆積，這些灰燼在倒入坑內時仍處于未完全熄滅狀態(tài)，所以在象牙上留下了約2—3毫米深的烤黑層。因此，大規(guī)模的焚燒活動應當發(fā)生于坑外。

《八號坑發(fā)掘簡報》判斷：8號坑是在較短時間內經歷了挖坑、填放和掩埋過程，掩埋因某種原因被破壞的祭祀器物的遺跡，即祭祀器物掩埋坑。

無獨有偶，一同發(fā)表的《三號坑發(fā)掘簡報》也認為：3號坑是短時間集中埋藏祭祀用器的產物，只能代表祭祀用品最終廢棄的環(huán)節(jié)。從目前的發(fā)掘情況看，并無明確證據能支持三號坑即發(fā)生祭祀活動的“第一地點”這一看法。

很顯然，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部分金器、銅器、玉石器等遺物在入坑前就已經有了不同程度的破損和焚燒痕跡，并最終埋入了這些挖好的坑中，前后間隔時間很短。而在這次掩埋結束后，三星堆文明便整體遷徙到了40公里以外的成都金沙遺址。

這也再次否決了八個大坑是敵對勢力所為。那么問題又回到了原點，三星堆人為什么要這么做？

上文中我們提到，8個埋葬坑出土器物與神廟的內部結構十分契合，也就是說，這些國寶重器原本是擺放在神廟中長期供奉的。三星堆人每一次祭祀，都需要先在神廟中舉行儀式，而后再到室外搭建的祭壇上焚燒特定器物。

8個埋葬坑的出現(xiàn)，意味著三星堆人不再需要神廟，而是將神廟中的神器連同象征君權的黃金權杖一同埋入了地下，舉族遷徙。由于8號坑中還出土了紅燒土塊，與清關山1號基址發(fā)現(xiàn)的紅燒土墻基吻合，所以，三星堆人大概率是將神廟也一并拆除了。

那有沒有可能是神廟意外失火，導致三星堆人不得不埋葬所有神廟器物呢？

首先，三星堆附近并沒有發(fā)現(xiàn)經歷過火燒的建筑遺跡；其次，從埋葬坑中出土的青銅器形態(tài)判斷，基本是先打碎后焚燒，這與失火導致的破壞區(qū)別很大。而神廟的失火，很難解釋為何連君主手中的權杖也一并埋入地下了。

就在三星堆消亡之后，成都金沙遺址成為新的文明中心，這里同樣發(fā)現(xiàn)了大量三星堆文化因素，不同的是，金沙遺址缺少了三星堆大型雕像群的文化特征，祭祀所用禮器的體型也袖珍了許多。

在缺少文字記載的情況下，單純依靠考古發(fā)掘很難弄清楚三星堆人此舉究竟是何用意。但如果我們把三星堆文明置身于華夏多元一體的文明框架當中，就會發(fā)現(xiàn)一個很有意思的“時代巧合”。

著名考古學家李伯謙教授曾將華夏古國階段的國家劃分為“崇尚神權”與“崇尚王權”兩大類型。其中：紅山文化、良渚文化、凌家灘文化都將大量國家財富貢獻給神靈，越陷越深，最終走向消亡。反倒是崇尚軍權、王權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堅持并延伸到了最后。

三星堆作為一個典型的“神權”政體，同樣面臨著神權高于君權、國家財富首先滿足于宗教祭祀的局限性。在與商朝共存的數百年中，三星堆也與商王朝存在著深層次的文化互動，出土了大量殷墟同款的青銅器、玉器。甲骨文中，也頻頻出現(xiàn)“伐蜀”“至蜀”的記載。

那么，殷商王朝末年所經歷的一次“社會大變革”，也必然傳導到了巴蜀之地。

《左傳》曾把商朝的滅亡總結為“紂克東夷，而隕其身”，但其實，這只是外在原因。周武王在《牧誓》中曾明明白白說，我之所以聯(lián)合大家討伐商朝，主要是因為“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

翻譯過來就是：商紂王只聽信婦人的話，對祖先的祭祀不聞不問，輕蔑廢棄同祖兄弟而不任用，卻對從四方逃亡來的罪惡多端的人，推崇尊敬。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這句話最早說的就是商王朝，可見祭祀對一個國家的重要程度。那么紂王做了什么呢？由于宗教祭祀占用了大量國家財富，所以，紂王即位后順應時代需要，大幅減少了祭祀的頻率，棄用了部分貴族而啟用平民，將國家資源集中用于對東夷的戰(zhàn)爭。

結果，此舉不僅遭到祭司階層的強烈反對，也引發(fā)了貴族內部的不滿。最終，西周打著紂王不祭祀的旗號，聯(lián)合殷商內部的膠鬲、微子啟等貴族在牧野臨陣倒戈，推翻了紂王的統(tǒng)治。

同樣的情況也發(fā)生在三星堆。

神權和世俗權力的內訌，最終導致了三星堆人信仰的崩塌，并產生了分裂。其中一支遷徙至金沙，維持了低限度的祭祀；另一支則參與了武王伐紂的軍事行動，因功受封于陜西寶雞周原，這里發(fā)現(xiàn)了自稱弓魚的伯爵諸侯國，文化面貌與三星堆四期近似，但缺少了祭祀因素，屬于典型的君權國家。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專家趙殿增推測，三星堆人信仰崩塌的誘因是特大瘟疫。這場瘟疫不僅導致大量人口死亡，甚至就連群巫之長的國王也一同去世，人們認為神廟中供奉的神明和神器已經失靈了，所以在舉行了最后一次大規(guī)模的“燎祭”后，將失靈法器埋入坑中。

“瘟疫說”目前還沒有確切證據，但三星堆的內訌和分裂卻在四川和陜西找到了多處考古遺存的印證。所以，三星堆的最后一次“燎祭”乃至文明的消亡與遷徙，或許與商朝滅亡的原因雷同，都是因神權的衰落與君權的改革導致的內部瓦解。

經常在網上見到一些對三星堆的錯誤解讀，比如把三星堆一期文化也算作出土青銅器的三星堆文明的上限，認為三星堆古國比夏朝還早，究其原因，是對考古學文化分期的誤解。而在眾多有關三星堆的文章中，考古發(fā)掘簡報無疑是最具權威性的，它的撰寫者都是直接參與了三星堆考古發(fā)掘的考古工作者，但考古發(fā)掘簡報畢竟顯得過于專業(yè)和晦澀難懂，無法直接面向大眾。所以，今天給大家推薦一本書《三星堆之惑：考古紀事本末·貳》，它的作者是著名考古人許宏教授。許教授以考古發(fā)掘為據對三星堆進行了探索性解讀，相信能解答你關于三星堆的諸多困惑，如果你有興趣在本文之外收獲一些延展性的知識，那么不妨讀一讀這本書，目前正好是低價，可以直接點擊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