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接上回——
本篇是《世界公民：中國哲人信札》新書分享會精彩內(nèi)容的摘錄之二。
本篇關鍵詞：18世紀的閱讀革命、小說的松弛感、焦慮感、內(nèi)卷社會……
詩人想讀自己的詩給大家聽，就需要付錢
趙松：《世界公民》是有時間背景的，書里有一封信提到伏爾泰去世（的謠言），1760年，這個時間背景非常有意思。第一次工業(yè)革命就是發(fā)生在1760年代，蒸汽機發(fā)明了，才產(chǎn)生了所謂的堅船利炮——在此之前西方對第三世界的征服屬于船帆時代，是很慢的，難度很大。
那個時候西方眼中的“中華帝國”還是一個遙遠而強大的存在。他們對當時的中國有一種放大的、完美化的想象。
哥爾斯密寫《世界公民》，借助一個中國角色，其實就是在制造一種文化落差，他站在一個某種意義上的第三視角——更文明、歷史更悠久的視角，來看當時英國社會的人，因此可以“隨便”批判。
比如書里寫到一個文學俱樂部，其中一個詩人想讀自己的詩給大家聽，就要付錢（六便士），否則大家不想聽——我為什么要聽你讀詩呢？最后詩人付了錢，大家從頭到尾都帶著一種鄙視的眼光在聽，根本就是很討厭這個人或者是很看不起他寫的詩。但詩人讀完之后，所有人都說了一大堆恭維的謊話，給予了他很高的贊美——他花了錢，買來了贊譽。
這部小說里探討了當時很多的社會問題，甚至我今天覺得，好像隔了兩百多年來看這部小說中人性的種種不堪，沒有什么時間差的感覺?，F(xiàn)在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讓我們知道了更多，看到的丑惡也更多、更頻繁?！妒澜绻瘛分杏芯湓捠钦f：“最無知的民族總是自視甚高。”我們會發(fā)現(xiàn)，隔了這么多年人性仍然如此。
哥爾斯密以一個中國人的角度來講這些現(xiàn)象的時候，回避了一種本國人的批判的直接和尖銳，產(chǎn)生了一種鏡像的效果，就像他拿著一個虛擬的鏡子不斷照見英國社會，就非常有意思。
18世紀的小說“過時”了嗎？
小說的松弛感
當他使用這個中國角色的時候，盡管18世紀歐洲已經(jīng)有很多關于中國的著作和研究，但跟現(xiàn)在肯定是沒法比的，所以他有很大的想象空間，而且可以把他所讀過的關于東方的（包括遠東的、近東的、中東的）知識都運用進去，沒有禁忌。
《世界公民》中有很多很多的故事片段——一層一層地往里插片，帶來很奇特的文本效果，有一種復合感。
因此，在今天看來，18世紀的歐洲小說還處在一種向19世紀小說邁進的過程中。那時候還沒有那么多所謂現(xiàn)實主義制造的嚴格的對真實的探討，那時候小說對于信息量的密度要求沒有那么高，因為當時大家更多還是喜歡聽一些奇聞逸事。《世界公民》這部小說寫得很松弛，不管它講了什么內(nèi)容、虛擬了什么人物，你都會在很松弛的狀態(tài)下閱讀。
相比而言，19世紀小說的嚴謹已經(jīng)比18世紀沉重很多。19世紀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作家，無論是巴爾扎克還是福樓拜、左拉，還是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最后都是越來越沉重。這又導向20世紀現(xiàn)代小說的崛起，走向更內(nèi)在的形式的變化，最后讓普通人越來越難讀懂了。18世紀的小說幾乎人人都能看，只要識字基本都可以看。20世紀一般認為的經(jīng)典現(xiàn)代小說，普通讀者很難進入，小說走了一個內(nèi)向化過程，結構越來越復雜了。
回過頭來，再看小說的早期時代— —18世紀，會發(fā)現(xiàn)放松的趣味、敘事的輕松和穿雜很有意思的，而不是落伍了、過時了。小說的歷史也不可以用“進步”來評價，說20世紀比19世紀好或者19世紀比18世紀好。它牽扯到人，人性的思考、對人的想象、對異域的想象，最終會歸結到閱讀趣味上。以什么趣味享受文本，這是很關鍵的。否則像手機一樣，出一代新的淘汰舊的，好像舊的就沒有意義了，這就無所謂文學史，無所謂歷史，只有當下了。
《世界公民》這樣的書在現(xiàn)在看來還是很有意思：很多問題兩百多年前沒有解決，現(xiàn)在還是沒有解決，吸附在人性本身的弱點上。人的弱點是沒有變的，人對欲望的放縱、對權力的貪婪，始終困擾著人的狀況。
我們看這樣一本書的時候會覺得，這個世界的歷史、時間無法用線性思考來理解，是螺旋甚至折疊的。有時我們打開一些時間點，會發(fā)現(xiàn)里面充滿了褶皺。小說這種文體，從哥爾斯密時代到現(xiàn)在，兩百多年過去了，大家在追求什么呢？可能最終讓小說活下去的是一種智慧和趣味。
賣文為生，是文學的滑坡嗎？
18世紀的閱讀革命
金雯：1760年不僅是工業(yè)革命發(fā)端的時期，也是閱讀革命開始發(fā)端的時期。一般認為1770年左右，歐洲進入了所謂的現(xiàn)代閱讀模式：人民的閱讀更加寬泛，從以前精讀一本宗教開蒙讀物到泛讀很多材料，從小說到日歷，到歷史、研究，再到域外游記，等等，當時出版物的類型大大增加了。閱讀史認為，當時從精讀過渡到了泛讀時代，也從集體、公開、口頭式的朗讀（比如在教堂里大家集體研讀《圣經(jīng)》中一個段落），轉向了個人在一個家庭空間、私人空間中的默讀。
紙媒的流通在這一時期經(jīng)歷了巨大飛躍，至少在英國是這樣。讀者群體一下子擴大了。之前的文學趣味由一個非常小的精英團體壟斷控制，但是在這個時候，一本書好不好，出版商喜不喜歡它，報紙連載時把它放在什么位置……這些問題不再取決于批評家是怎么想的，也不再取決于少數(shù)的知識精英階層是如何評判的，而是銷量有多大，普通中間階層的讀者，有一定地產(chǎn)小的鄉(xiāng)紳階層、城市里的律師階層，以及其他的職業(yè)階層，是怎么讀這本書的。甚至很多書在仆役階層，即城市里仆人的階層中的流通也是非常廣泛的。
松弛感就來源于我們不再積極與文學史上最精英的人競爭，作家想的不是要青史留名，不是要進入名人堂，與歷史上最為標志性的作家進行競爭。從18世紀開始，很多作家不需要再受到這樣壓力的束縛了，完全可以在大規(guī)模的讀者中找到自己的知音。這個群體的讀者雖然不是精英階層，但是這并不是一種貶義描述。這個群體的讀者沒有很多成見，在趣味上完全是不“勢利”的，就是并不想崇拜一個所謂的真理和絕對道理的源頭，不想把作者看成絕對智慧的典范，追求的不是“我讀你的書的時候可以不斷提高我的知識水準，向更高精英階層邁進”。普通讀者有普通讀者的智慧，沒有精英讀者天然擁有的等級感——由知識和趣味所帶來的等級感，就是我要通過讀好書逐漸向更高的趣味進發(fā)，逐漸向文學殿堂更高的位置靠攏。他們讀的東西就是他們想讀的，與他們的生活經(jīng)驗有共鳴的，在其中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的。
《19世紀法國讀者與社會：工人、女性和農(nóng)民》中關于讀者群體擴大的表述
圖書的市場發(fā)育會帶來很多人的憂慮，有些作者可能認為，我現(xiàn)在只能以賣文為生了，我成為寄生于市場沒有自主性的作家，與我同時代的、很多文筆上非常粗略的作家也可以有大量讀者。這會帶來一種文學再也沒有標準的焦慮感，而與這種焦慮感并生的就是一種自由感——這時候市場是可以幫我說話的，我不需要依賴一個貴族、一個金主，一個所謂可以支撐我的人；只要是我想寫的東西，那么一定就會有想讀它的人。
這種松弛感會帶來很多文體實驗的空間。普通人有普通人的智慧，普通讀者不需要你這本書提供一個蓋棺定論的見解，也不需要你講一個完整的故事，只要讓我每天有一定的時間在書中得到精神上的愉悅就可以了。所以當時很多笑話集、色情故事集傳播得也很廣泛。
當時的英國進入了有一點內(nèi)卷化的社會。當商業(yè)社會不斷發(fā)展走向了工業(yè)革命，出現(xiàn)了明顯的社會生產(chǎn)中的分工。城市里的等級也變得非常鮮明，人們普遍的焦慮感增強了，很多英國人是需要一種疏解的。
哥爾斯密非常敏銳地抓住了這種情感需求，借用了中國哲人的智慧。
世界公民
作者：［英］奧利弗·哥爾斯密
出版時間：2024年10月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新民說
作者簡介：
奧利弗·哥爾斯密（Oliver Goldsmith，1728—1774），英國小說家、劇作家和詩人。代表作有小說《威克菲爾德牧師傳》，劇作《屈身求愛》，詩歌《荒村》《旅行者》等。
譯者簡介：
王巧紅，上海外國語大學比較文學與跨文化研究專業(yè)博士，大理大學外國語學院教師。目前主攻奧利弗·哥爾斯密研究。
內(nèi)容簡介：
本書是一部 18 世紀的英語書信體小說，作者虛構了旅英華人李安濟致友人的信件，借此諷喻英國社會，介紹中國文化。全書共有書信 123 封，大量涉及中國的故事、寓言、語錄、哲理，堪稱面向 18 世紀外國讀者的一部中國知識百科全書。
中國人李安濟曾在廣州居住，會講英語，在歐洲商人的推薦下游歷至倫敦。在這里，他廣受歡迎，和英國朋友一起游歷倫敦各地，和各階層的人交談，將見聞印象寫信寄給北京禮部大臣馮煌。李安濟離開中國后，他的兒子興波來歐洲尋父，在途中被俘為奴，后設法逃走并解救一名女奴，父子二人的通信充滿戲劇性的變故和道德說教。最終父子二人在倫敦團聚，興波與他解救的女奴澤麗斯在倫敦完婚定居，李安濟則與他的英國朋友繼續(xù)游歷世界。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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