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戊戌政變之前和之后，慈禧本人其實都不算太保守。
從性格和經(jīng)歷來說，慈禧本人一直對新奇的東西都有點興趣，并不算太保守古板。
對外面市井流行的東西，她也都一直保持著一點好奇心，愿意多接觸。
在讓光緒親政之后，她本身對光緒也是大力支持的。
甚至在光緒要動她的人的時候，有人跟她反應，她也多數(shù)情況下都選擇支持光緒，勸那些人不要反對變法。
這當然一方面是因為自信，因為她覺得光緒是她一手帶大的，她有把握控制住。
另一方面當然也是因為，當時的地方督撫和朝廷大臣中，多數(shù)都還是她提拔起來的。
所以，如果光緒有什么能救國救民的好辦法，她也都支持光緒去嘗試。
也不光是慈禧本人，包括慈禧提拔起來的一大堆地方督撫重臣，對變法也都多少持同情態(tài)度，甚至是或明或暗的支持。
比如李鴻章，張之洞等等這些人，因為他們都是經(jīng)歷過洋務運動的，所以思想上并不是那么保守，挺開明的。
尤其是甲午戰(zhàn)爭中國慘敗之后，甚至有人認為應該聘請伊藤博文來中國當宰相，主持變法維新。
慈禧、李鴻章、張之洞等等這些人，也都是理解的。
張之洞本人甚至贊助過康有為宣傳變法的活動，給強學會捐過錢。
如果說他們這些人和康梁這些維新派有什么區(qū)別的話，主要就是他們政治經(jīng)驗更加豐富，即使支持變法，也希望能夠在可控范圍內(nèi)逐步推進，不能急躁。
但康梁這些人和其它維新派的特點是政治經(jīng)驗比較少，以前是靠嘴，現(xiàn)在突然要實操了，他們其實并沒有能力去掌握全局，主導進程。
光緒因為長期生活在慈禧的身邊，本身性格其實是比較軟弱的，之前行事也一直都比較謹慎，凡事都很在意老臣和慈禧的意見。
而在康梁這些人到他身邊之后，把他鼓動得有點輕浮了，很著急。
變法總共就持續(xù)了一百天，但是各種政令變動的命令每天都發(fā)出了很多，下面根本來不及認真理解和執(zhí)行。
朝廷也有些重臣確實對變法的一些舉措有抵觸，尤其是滿清貴族的一些人，這也是事實。
畢竟有些改革舉措是要動他們的既得利益的。
在對付這些人的時候，需要講究策略和方法，不能硬來。
哪怕是慈禧太后本人，在面對這些權(quán)貴的時候，也要看人下菜碟，不能完全不給一點面子，沒有很硬的把柄在手里，輕易也不能動這些人。
但光緒在康梁這些人的鼓動下，就想硬來，反噬不支持變法的，都直接奪爵罷官。
兩宮之間肯定存在分歧，也有些選邊站隊的，但多數(shù)持重老臣都還是希望能夠調(diào)和兩宮關系，母慈子孝，不要把關系搞僵。
只有少數(shù)不太懂事的人在選邊站隊，而且攻擊對方，這種人就屬于政治上很愚蠢的人。
光緒的性格本身就懦弱，遇到事情很容易甩鍋，維新派急于求成，遇到阻力就直接歸為反對變法，就想讓光緒來硬的，這本身也是政治經(jīng)驗不足。
所以，歷來變法都是先換宰相，讓宰相主導變法，無論成敗，責任最后都可以歸到宰相頭上，而不至于讓皇帝直接背鍋。
這一方面是因為皇權(quán)需要保持一定的威嚴，不能直接去背鍋，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一個大臣如果混到做宰相的時候，政治經(jīng)驗都還是比較豐富的。
即使從歷史上看，像光緒這樣在幾個級別比較低的小臣支持下就直接啟動變法的，也非常少見，要么就是唐朝八司馬這種失敗的經(jīng)驗。
無論是王安石還是張居正，都是在當宰相之后才開始啟動大規(guī)模變法，都不是由皇帝直接主導，去承擔后果和責任。
康梁所謂衣帶詔本身就正當性不足，圍園殺后的想法更是過于激進，實際上是非常幼稚的，但凡他們這些人中有人擔任過侍郎以上職務，都不可能出此下策，更何況自己不掌握軍隊，還要借助別人才能下手，成功可能性微乎其微。
從這個角度說，別說是袁世凱會告密，就是當時任何一個正常的手握重兵的大臣，看到康梁這個想法都會覺得離了個大譜，不可能是皇帝本身的意思。
八國聯(lián)軍入侵之后，朝廷內(nèi)外不斷有人呼吁重新啟動改革，最后慈禧就沒有再反對了，逐步開始實施，至少在她去世之前，變法總體而言還算順利，多少也有些成果。
所以說，從一開始康梁就把慈禧設定為反對變法的總后臺，這本身在政治上就是非常錯誤的，起碼應該去爭取和推動她的支持，而不是直接把自己和她對立起來。
他們的愚蠢操作坑了自己，最后也坑了光緒。
古人云，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君，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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