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兩個月里，特朗普毫不意外地成了整個世界的“熱點制造機”。
他又是吐槽印度記者的口音“一個字聽不懂”，又是當著無數(shù)媒體的面和澤連斯基大吵一架，絲毫不給這些昔日盟友面子。自從他二進白宮之后，即使是平時不怎么關注國際政治的人也開始察覺到，美國的外交政策似乎正在發(fā)生巨大的轉向，包括中美關系在內(nèi)的世界格局，愈發(fā)籠罩在疑云之下。
歷史的每一個轉折，時代的每一個變局，都在呼喚和塑造英雄。
54年前，在美蘇爭霸、中蘇交惡的大背景下，基辛格博士秘密訪華，促成了中美兩國領導人“跨越太平洋的握手”。此后數(shù)十年，他百余次造訪中國，是美國政界首屈一指的“中國通”。他以半生經(jīng)歷和洞察寫就的《論中國》，一經(jīng)出版就在中美兩國引起了巨大轟動。
如今斯人作古，不少人擔憂，缺少了這位“中國通”的建議和協(xié)調，特朗普政府與中國之間，將會出現(xiàn)更多的摩擦、誤判甚至沖突。
幸運的是，仍有一批高瞻遠矚的政治家，在為中美關系的穩(wěn)定而奔走，其中的代表，就是阿信今天要推薦的“全球百大思想家”之一，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
就在今年3月，這位美國前副國務卿、世界銀行前行長攜其新書《論美國：美國外交及外交政策史》中文版再度來華交流。
如果說基辛格的《論中國》是從中國歷史文化的語境出發(fā)審視中美關系，從而幫助美國人更好地理解中國，那么佐利克的《論美國》就是與之互補的另一面：
它將中美關系置于美國250年的外交歷程之中，以詳細的梳理、深刻的洞察和自己多年來的親身實踐，為中國讀者提供了難得的新視角。
佐利克其人：“擁抱熊貓”的政界全能大師
同樣都是“中國通”，佐利克與基辛格之間，還有許多不同。
他生于1953年，比基辛格小了整整三十歲。當基辛格和尼克松穿過冷戰(zhàn)的鐵幕飛抵北京時，他還只是一個不滿20歲的大學生。這個后來被他與阿波羅號登月相提并論、用以佐證“麻煩纏身的美國還有創(chuàng)新能力”的事件，極大地震撼了這個年輕人。
1980年，也就是中美建交的第二年，還在哈佛讀博士的佐利克就完成了他第一次中國之旅。
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給他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坝洃浿兄挥袧M是磚房的城市，街上的人們都穿著藍灰兩色的衣服。”但與此同時，他也被中國人勤勞努力的品質和對美好生活的渴望所打動。
1985年，佐利克進入美國財政部任職，就此開啟了他的政治生涯。
與基辛格將絕大多數(shù)高光留給了70年代不同，佐利克的生涯貫穿世紀之交的三十年，歷仕里根和布什父子三任總統(tǒng)，是后冷戰(zhàn)時代共和黨內(nèi)最核心的幕僚之一。
除此之外，相比于專注于外交事務的基辛格，佐利克還在經(jīng)濟事務上造詣頗深。
2001年，他被小布什任命為美國貿(mào)易代表，深度參與了中國加入世貿(mào)組織的談判，在此期間，他對中國經(jīng)濟的潛力有了更清晰的認知，也愈發(fā)認識到，中國在未來的世界格局中將會占據(jù)一個不可或缺的位置。
正是基于這一判斷，佐利克在2005年以副國務卿的身份發(fā)表了一篇著名演講，《中國向何處去：從成員到責任》。
在這篇為小布什政府對華政策奠定基調的演講中，佐利克鮮明地回擊了當時在美頗為流行的“中國威脅論”，轉而提出了一個至今仍為中美雙方所使用的概念——“利益攸關方”。
他從務實理性的角度出發(fā)，指出中國的崛起不可遏制，也不必遏制，重要的是在雙方共同利益的大框架內(nèi)妥善處理分歧，實現(xiàn)互利共贏。
佐利克的觀點，獲得了中國政府的積極回應。就在這一年，中美舉行歷史上第一次戰(zhàn)略對話，佐利克親自率團參加。在小布什總統(tǒng)任內(nèi)，這樣的對話一共舉行了六次。
而佐利克本人也就此被視為基辛格之后，美國國內(nèi)友華派的代表。2006年在訪問成都的熊貓繁育基地時，平時不茍言笑的他抱著熊貓“晶晶”微笑的照片被各大媒體爭相轉載，由此獲得了“擁抱熊貓派”的稱呼。
除此之外，他在任世界銀行行長之初，就任命林毅夫為首席經(jīng)濟學家，這在發(fā)展中國家里尚屬首次。
離開公職后，佐利克曾出任高盛集團副董事長，在政商學三界擁有巨大影響力。近年來，他仍然保持著密集的訪華頻率，高度關注中美關系的進展。在特朗普上臺發(fā)起貿(mào)易戰(zhàn)時，他大聲呼吁：
“美國應該接納中國本來的面貌，而非期待其成為我們想要的樣子?！?/p>
美國視角下的中美關系史：從門戶開放到利益攸關
無論是佐利克還是基辛格，他們對中美關系的關注都不是全然出自個人的情感與偏好。
佐利克自己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在《論美國》一書中，他對包括自己在內(nèi)、美國外交政策中的實用主義態(tài)度直言不諱。
這種政治理念從本杰明·富蘭克林開始，綿延250年至今，在一個又一個的外交事件中，影響著一代代政治家的決斷，彌合著不同政黨和主義之間的分歧。
美國對華政策的開端源自19世紀末。這個時間點，距離中美兩國各自的內(nèi)戰(zhàn)都已過去了三十余年。只不過，清政府在太平天國運動的打擊下愈發(fā)衰弱，南北戰(zhàn)爭之后的美國則迎來了快速發(fā)展，實力直追英法等老牌強國。
美國當然想在中國的土地上分一杯羹，然而，長期的孤立主義傳統(tǒng)和民間在美西戰(zhàn)爭期間形成的反帝國主義浪潮，都在掣肘著美國政府干預中國事務。
最終，時任國務卿海約翰給出了一個新的方案：在承認列強在華“勢力范圍”和特權的前提下，要求“利益均沾”，同時“保持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實體”，這就是所謂“門戶開放”。
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lián)軍侵華戰(zhàn)爭的爆發(fā)，給了美國向列強推銷這一方案的機會。在《辛丑條約》的談判桌上，美國人利用日、俄、英等國間的猜忌，成功地取得了他們對“門戶開放”的認可。
在美國人看來，他們平衡了列強利益，避免了中國解體。但在中國人看來，這卻將這片古老的土地推向了更深重的災難。后來的事實表明，列強依然沒有停止對中國領土的覬覦，而一個傀儡般的清政府，也根本不能保護自己的人民。
此后三十余年，美國一直延續(xù)著這一對華政策的基調，甚至于放眼整個世界，它都熱衷于扮演調停者的角色。
從西奧多·羅斯福到伍德羅·威爾遜，再到沃倫·哈定，20世紀初的美國外交政策顯示出相當國際主義的一面。在其背后，是日益增長的國力同固有的孤立主義傳統(tǒng)之間的對抗，政治家們無論是現(xiàn)實主義者還是理想主義者，都試圖用靈活實用的手段來維系這種表面的和平。
對于深陷戰(zhàn)亂的中國來說，美國的調?？陀^上帶來了一絲喘息之機。在《凡爾賽和約》中，中國作為戰(zhàn)勝國卻需要將德國在山東的利益拱手讓給日本，引起國內(nèi)公憤。
美國人也不希望日本在遠東的勢力繼續(xù)膨脹，于是在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上，中國問題被美國引入了討論。最終，中國收回了對山東的主權，在內(nèi)憂外患之中取得了一次艱難的外交勝利。
美國的離岸平衡術，在20世紀30年代日益緊張的國際形勢中走向破產(chǎn)。面對法西斯，美國頭一次選擇和其他國家結盟，中美兩國短暫地成為了戰(zhàn)友。
但在戰(zhàn)爭結束之后，面對殘破不堪的歐洲和蒸蒸日上的蘇聯(lián)，美國徹底收起了孤立主義的陳詞濫調，興致勃勃地當起了西方世界的老大哥，中美之間本就脆弱的橋梁，隨之崩塌于浩瀚的太平洋上。
再之后，就是我們耳熟能詳?shù)墓适铝?。尼克松和基辛格從意識形態(tài)的大海中抓住了現(xiàn)實政治的繩索，和同樣高瞻遠矚的中國領導人一起，做出了改變世界的決定。
20世紀80年代，中美關系一度還在“三角外交”的地緣政治中徘徊。進入21世紀，佐利克創(chuàng)造性地通過“利益攸關方”的概念，為中美關系的發(fā)展注入了理性務實的基調。
在這些宏大的故事脈絡之間，佐利克用極為豐富的史料和恰到好處的評論，為我們呈現(xiàn)了美國歷史一個重要的剖面。
我們將從中看到，美國建國之初在英法間的巧妙周旋，柏林危機中肯尼迪從措手不及到從容應對，越南戰(zhàn)爭中約翰遜政府顧此失彼的教訓，冷戰(zhàn)落幕時老布什對新秩序謹慎的探索……
如他所說，外交不是一門科學，而是一種藝術。
政治家總是在像調和各種色彩一般在各種利益、情緒和價值之間權衡，乍一看，他們的政策總是趨于搖擺，但它之所以能夠搖擺，離不開那條實用主義的繩索。
美國外交的五大傳統(tǒng)：美國如何成為美國？
最為可貴的是，佐利克以政治家的敏銳和學者的洞察，總結出美國外交政策中的五大傳統(tǒng)。它們彼此組合，又互相博弈，就像不同的色彩，最終被調和成一個鮮活的、動態(tài)的美國。
五大傳統(tǒng)之首，是對北美安全與利益的重視。
自建國伊始，美國就將鞏固北美大陸作為根本戰(zhàn)略。從拒斥歐洲干涉的門羅主義，到古巴導彈危機時一觸即發(fā)的核戰(zhàn)爭，再到20世紀末的《北美自由貿(mào)易協(xié)定》，直至特朗普如今“合并加拿大”“購買格陵蘭”的說辭，都是這一傳統(tǒng)的體現(xiàn)。
其次，是對自由貿(mào)易與科技的推崇。
貿(mào)易堪稱美國立國之本，獨立戰(zhàn)爭的導火索波士頓傾茶事件，就與貿(mào)易密切相關。美國人不僅將其視為一種獲取經(jīng)濟收益的形式，更認為隨著貿(mào)易新規(guī)則的確立，國際體系也會隨之改變。
在此基礎之上，美國形成了一種鼓勵科技創(chuàng)新的環(huán)境，特別是在二戰(zhàn)之后，美國在基礎科學領域持續(xù)投資，私營部門更是迸發(fā)出強勁的創(chuàng)新能力。
再次，是對同盟與秩序的重構。
直到二戰(zhàn)之前，美國都對歐洲傳統(tǒng)的同盟政治興趣寡淡，更希望用現(xiàn)代方法重塑各個國家及其人民之間的關系。
但到了二戰(zhàn)結束后，美國卻來了個180度轉彎，成了一個規(guī)模遠超以往的同盟網(wǎng)絡的領袖。在此過程中，美國重新定義了同盟，并在實際應用中對其不斷調整。二戰(zhàn)前后的變化看似南轅北轍，實際上存在著內(nèi)在聯(lián)系。
另一個根深蒂固的傳統(tǒng)，是對公眾和國會支持的倚重。
一方面，政治家的計劃與設想時常遭到公眾情緒和輿論的限制，特別是像威爾遜這樣充滿世界主義理想的人物，更容易在同公眾和國會的較量中遭遇挫折。
反過來，政治家們也對公眾意愿有著深刻洞察，并會在必要之時主動塑造這種意愿。
最后，是對所謂“使命”的想象。
作為清教徒創(chuàng)立的國家，美國自詡為“山巔之城”，其外交政策制定的動機有時并非完全出自對利益的追求，而是意在推廣其信念。
但這種脫離實際、類似傳教的對外干涉舉動，給美國帶來了超出實用主義范圍的傲慢，往往并不能給相關國家和美國自己帶來好結果。
這五大傳統(tǒng)，構成了美國外交政策的支柱。它們之間既相互影響，又充滿張力，最終形成一個個具體的措施。在佐利克看來，只有弄明白這些傳統(tǒng)的內(nèi)涵，我們才能真正理解美國如何成為美國。
頂尖智庫學者一致力薦：讀懂美國，才能洞悉世界未來
真正的戰(zhàn)略優(yōu)勢，從來不在于比別人多知道什么，而在于更早洞察事物存在的本質樣態(tài)。
這不僅僅是一本歷史書，更是一本幫助我們理解當下國際局勢的指南。
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秩序面臨重塑的當下，我們不僅需要關注美國對中國的看法，更需要搭建對美國、對世界的認知體系。
通過《論美國》，我們不僅能洞悉美國外交政策背后復雜的歷史和現(xiàn)實邏輯，還能看到美國如何從一個新興國家逐步走向世界強國。
今天，當中國面對全球化進程中的重重挑戰(zhàn)時，更需要借鑒這些歷史經(jīng)驗，它們將成為我們面對未來不確定性時最為寶貴的資源，幫助我們以更加開放、務實的態(tài)度參與到世界事務之中。
這本書已經(jīng)由中信出版集團推出，它得到了30位學者的一致推薦，包括陶文釗、袁明、王緝思、倪峰、王帆、吳心伯等國內(nèi)戰(zhàn)略智庫學者，著名國際政治學者約瑟夫·奈、格雷厄姆·艾利森，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等，以及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貝克等政要的贊譽。
正如奧爾布賴特所言，“這本書的每一頁都閃耀著恰逢其時的經(jīng)驗教訓”。無論你是關注國際關系的學者、在商場上拼搏的企業(yè)家，抑或是在全球風云變幻中尋求方向的普通讀者，這部著作都將為你提供極具價值的思考與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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