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思錦/文 在獲得2024年諾貝爾文學獎之前，韓江就幾乎成為了這個時代國際影響力最大的韓國作家。她的《素食者》在2016年獲得布克國際獎，次年獲得意大利馬拉帕特文學獎。在2018年，她的《白》再次入圍布克國際獎，并且進入最終角逐名單。而在2023年，《不做告別》獲得美第奇外國文學獎。對于國際文壇和讀者而言，談到“HanKang”一詞，第一反應或許早已從首爾的河流“漢江”變成了年輕有為的作家韓江。韓江的小說擁有極為豐富的層次與多樣的表達，不僅包括具有強烈斗爭性的作品，還有與國際接軌、探索現(xiàn)代性的嘗試。她通過詩意的表達方式，不斷撫慰著受傷的靈魂，回應著暴力帶來的創(chuàng)傷與脆弱。正如諾貝爾獎頒獎詞中談到，她“用強烈的詩意散文直面歷史創(chuàng)傷，揭露人類生命的脆弱”。
韓江的作品仿佛一場文字的煉金術(shù)：她從日常生活中抽取出無聲的痛楚和難以言表的情感，將它們凝煉成詩意的符號。在她的筆下，沉默不再只是一種隱忍，更是一種存在的方式——讓時間凝滯、讓情感蒸餾的藝術(shù)實驗。就像煉金師在爐火中提煉黃金，韓江在簡潔的句子與靜謐的敘事中，將遭遇保留后的漫長療愈過程，轉(zhuǎn)化為閃爍著微光的珍寶。每一處無聲都是一種力量的蓄積，每一段敘事都是一把利刃，切開黑暗的心臟，挖掘出那些被遺忘的情感礦脈。她的文字以一種克制的姿態(tài)，將極致的痛苦冷卻至詩意的溫度。正是在這種煉化的過程中，生活的灰燼成為了她創(chuàng)作的養(yǎng)料，而我們則在閱讀中感受到一種奇異的蛻變：人可以如此堅強，無論面對多么暗淡的瞬間，都能夠重新獲得新的生命。韓江的文學煉金術(shù)，正是一場在沉默與詩意中孕育生命、以文字直面暴力與苦難的精神旅程。
這種對暴力和生命的思考或許像一個與生俱來的胎記，可以追溯到韓江的出生。1970年，韓江的母親林鑒五患上一場傷寒，她和平日應對癥狀一樣服用藥物，但卻在服藥之后得知自己已經(jīng)懷孕。雖然知道藥物可能影響胎兒的發(fā)育，深思熟慮之后她依然決定生下這個孩子，后來，這個女孩愛上寫作，并且堅持創(chuàng)作多年如一日。在成長的過程中，韓江經(jīng)常從大人那里聽說自己“差一點沒出生”。對于其他孩子而言，生活的選擇可能是讀書或者打工、留在國內(nèi)或者出國，而對于韓江而言，出生之前就面臨著活下來與不出生的岔路。
韓江的父親是著名小說家韓勝源，在1968年以短篇小說《木船》登上文壇，曾經(jīng)獲得金東里文學獎、李箱文學獎、順天文學獎等韓國重要文學獎項。得益于這樣的家庭氛圍，韓江從小就伴隨書架上密密麻麻的作品長大。在2014年的一次采訪中，韓江回憶道，“父親的讀書方法是把書隨便堆放，放置不管，隨便拿來讀，并且可以留下痕跡。因此，我至今能夠毫無壓迫地在書中度過時間?！?/p>
在這樣的家庭中長大，韓江從延世大學韓國文學系畢業(yè)之后，前往出版公司工作，并且在1993年11月在季刊《文學與社會》上發(fā)表了詩歌《首爾的冬天》等四部作品。第二年，她的短篇小說《紅錨》入選首爾新聞新春文藝。自此，韓江正式開始作為作家活動。
韓江在作品中一以貫之關(guān)注著兩個核心問題：第一，如何理解暴力，也就是人們的痛苦和壓迫來源于何方？第二，如何理解生命。如果活下來的偏偏是我，我該怎么做？在韓江構(gòu)建的文學世界中，暴力不僅是外部力量的體現(xiàn)，更是內(nèi)在欲望、憤怒與恐懼的交織。而生命的意義，則在于如何在這交織的痛苦和壓迫中尋找出路。
暴力的面具，隱藏在日常里的瘋狂
韓江有關(guān)暴力的持續(xù)不斷的創(chuàng)作的最具特殊性之處在于，她不僅關(guān)懷著來自國家、社會這些宏大存在的暴力，也描繪了存在于原子單位的家庭里的暴力。夫妻之間、父母和子女之間、或是兄弟姊妹之間存在著這樣的暴力，它微弱得會被日常生活忽視、但又巨大到足以壓垮許多活生生的人。盡管韓江的筆調(diào)溫柔、充滿關(guān)懷，但她所觸及的驚心動魄的日常暴力依然震撼著讀者。韓江在小說《在某一天》中揭示了人成為野獸的過程。男友因為無法接受女友對他的愛逐漸消失，給所見之事添加了許多瘋狂的幻想，進而一步步被嫉妒和仇恨蒙蔽雙眼，最終舉刀刺向女友的身體。面對血泊中的女友，他顫顫巍巍地發(fā)動摩托車送她去醫(yī)院急救病房，對護士放聲大哭，懇求醫(yī)生拯救女友的生命。韓江不做居高臨下的道德評判，或許在她看來，眾生皆是苦相，問題在于人們面對心中的惡念如何做出抉擇。但這并不意味著她會因為憐憫而不去觸及人性中最復雜、最可悲的面相。所以在故事中，韓江設(shè)置了一個男友回憶的蒙太奇瞬間，通過女友之口戳破所謂的“愛情神話”：“你的臉，因為你看不到自己的臉，因為你看不到變形的丑陋至極的那張臉。那眼睛……那嘴唇，那牙齒里露出的憎惡，把你變成另外一個人，你當然不會知道了！”“在某一天”指向一個道理，人身上暴力的積累會由量變成為質(zhì)變，而質(zhì)變的“某一天”將會發(fā)生可怕的事情，即使想要補救，也無法做出任何挽回后果的行為。野獸的本能和鮮血、殺戮、暴力相關(guān)聯(lián)，而這種行為可能源自人性深處的一種與生俱來、不可遏制的黑暗沖動。在韓江看來，社會規(guī)范的作用是反常識的，它不僅不會壓制暴力，反而可能會成為刺激惡的導火索。
需要注意的是，韓江只是呈現(xiàn)出人心的黑暗，對于個體的人從不主觀引導或是譴責?！栋頃r狗會是一種什么樣的心情》從孩子的視角觀看父母婚姻的破裂，父親施加給家庭的冷暴力導致母親離家出走，在生活無以為繼的狀況下，他決定邀請孩子和自己一同結(jié)束生命。對孩子來說，可以看見的未來之路太過短淺，父親所說的話和所行的事究竟意味著什么，她幾乎無法從社會角度加以判斷，因此在她向父親提出肚子餓了想吃東西的請求時，面對父親遞來的花生醬三明治，回憶起溫情的家庭生活，而不是昨天父親所說“……和爸爸一起死掉好不好”。在艱難貧苦的生活中，即使是不喜歡吃的味道，遭遇饑餓也不得不吃。而這三明治是父親特意為自己做的，孩子望著父親布滿血絲的眼睛，甚至試圖朝他回應一個懂事的微笑。但故事在這時候發(fā)生了可悲的轉(zhuǎn)變，或者說，韓江想讓讀者感受人性是多么不堪一擊，面對挫敗和失去會有多么脆弱，而這種脆弱又將多么卑微地折戟沉沙。三明治被咬下第一口，父親就從孩子口中搶過來，拉著孩子在洗臉池沖水催吐。即使后悔，孩子的身體也被摧殘得嘔吐、疼痛。韓江通過細膩克制的敘述手法，讓人物在極端處境中的掙扎自然流露，而非刻意引導讀者作出道德判斷。她打動人的正是這種態(tài)度，以平淡無奇的日常細節(jié)，觀照存在的荒謬與情感的斷裂，使溫情與暴力、希望與絕望交織成獨特的敘事張力。
在韓江的創(chuàng)作中，人的良心是從一開始就被認可的向度，但她所描繪的人性的黑暗太過出彩，幾乎成為了一種前提式的存在。即使韓江從一開始就沒有想過回避或者美化“良心”激發(fā)人心所產(chǎn)生的變化，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也常常忽視小說中的人性交纏和反復猶疑?？梢哉f韓江延續(xù)著自莎士比亞《哈姆雷特》就不斷被文學家們書寫的一個母題，人在面對內(nèi)心和外界的暴力時，應該以什么方式應對。韓江給出的答案與順應黑暗相對，一種可能的解法是自然、植物、回歸原始。
變形的身體，植物如何與暴力相處
韓江迷戀描寫身體的變形，這種變形往往發(fā)生在女性身上，并且通向植物的方向。對身體的變形的描寫不僅僅是形而上的隱喻，更是一種真實的、深刻的生存體驗。變化發(fā)生意味著女性在抵抗既有的秩序，只不過這是一種“沉默的革命”，這種抗爭不是通過激烈的外在沖突，而是通過對身體的重新詮釋、對生命形態(tài)的重新選擇來進行的。在韓江的筆下，女性通過身體的變化來表達一種新的存在方式，擺脫了社會強加的性別角色和身份認同，轉(zhuǎn)而走向一種更加自然、柔和卻頑強的生命形態(tài)。
事實上，《植物妻子》和《素食者》均講述了這樣的故事。《植物妻子》中，主人公逐漸成為了只需要澆水就生活下去的植物，她的身體不再是被社會規(guī)訓的對象，而是表達自己意志、逃離壓迫的媒介。更為人所知的《素食者》則更為細致地發(fā)展了這一思路。主人公英惠通過成為植物來抵抗來自動物性的暴力，但她的實際行動遠遠超出輕飄飄的“成為植物”四個字。英惠拒絕肉食，拒絕一切動物制品，扔掉了丈夫的皮鞋；她拒絕繼續(xù)沉默且無微不至地照料丈夫，盡管已經(jīng)日復一日持續(xù)了五年時間；她拒絕和丈夫同床，因為肌膚之親的對象是實施暴力、從毛孔中散發(fā)著血和肉味道的劊子手；她拒絕被束縛，在外貌外形被高度苛責的韓國現(xiàn)代社會，英惠不愿穿上緊束乳房的胸衣——乳房也是小說的重要隱喻。不尖刻，不銳利的乳房無法給他人帶來傷害，并且如同樹與樹的聯(lián)系一樣，它天然就是母親與孩子之間的紐帶。
英惠的抵抗并非以正面對抗暴力，而是選擇了一種“植物性的”方式——溫和、安靜，卻充滿力量。這種抵抗看似柔弱，卻通過身體的隱秘力量表達了對壓迫的拒絕，揭示了生命在暴力陰影下的另一種生存策略。正如韓國評論家黃桃慶所言：“花并非靜止、軟弱而被動的存在，而是以無比堅韌的力量向天空延展的生命體?！庇⒒莸倪x擇表明，在面對暴力時，真正的反抗未必依賴外在的力量，而在于堅守生命本質(zhì)的頑強與不屈。韓江通過充滿象征意味的描寫，探索了女性如何通過改變身體，抵御來自家庭、社會乃至文化的各種隱形暴力。正如植物依賴陽光和水分靜靜地生長，女性的反抗也是無聲的，但卻充滿了生機和韌性。
女人們面對暴力的植物化變形是她們身體政治的極致體現(xiàn)。通過拒絕動物性食物來擺脫對暴力的屈從，人的身體會變得越來越瘦弱，甚至到最后完全拒絕進食，似乎在以死亡的威脅對抗一切強加于她的暴力秩序。當身體開始呈現(xiàn)出某種類似植物的形態(tài)，不再像傳統(tǒng)意義上的人類時，她更像是一株正在逐漸枯萎但仍然頑強生存的植物——這是韓江想要書寫的一種勇敢的人，她們拒絕參與人類社會的一切規(guī)則，通過身體的變形和消亡來完成精神上的解放。
變形并不是全部，它只是韓江訴說對抗方式的一種手段。韓江反復強調(diào)的更深刻的內(nèi)容還在于，以更為廣泛的、沉默而柔性的方式對抗暴力，人能夠從這種對抗中實現(xiàn)生命的意義。小說《童佛》（1999）創(chuàng)作于《素食者》之前，韓江依憑這篇作品獲得了第25屆韓國小說家獎。韓江繼續(xù)探索她一貫關(guān)心的兩個核心問題：暴力的源頭和生命的意義。小說通過善姬的覺醒，揭示了婚姻中的隱形壓迫和自我意識的覺醒過程。善姬的母親通過繪制童佛尋求內(nèi)心的平靜，而善姬自己也在夢境中見過童佛。然而，小說并未局限于宗教或哲學的探討，而是聚焦于善姬看似瑣碎的婚姻生活，呈現(xiàn)她如何在面對丈夫的背叛時，找到自己的方式，重新掌控生命的方向。當善姬意識到自己對丈夫的感情不再是愛，而是一種習慣性維系的責任時，她重新審視了生命的本質(zhì)：善與惡，義務與逃避，真實與虛偽，這些看似涇渭分明的界限卻逐漸變得模糊。然而，這種模糊并未帶來迷茫與恐懼，反而給予了她前所未有的釋然——正因為不再愛他，她反而能更加平靜地、全心投入到自己從事的工作之中。在這份平和中，她感受到一種內(nèi)在的自由，沒有了對丈夫的憤怒或怨恨，也不再需要爭吵，生活的重心早已超越了婚姻的框架，指向更廣闊的天地。
這些講述讓韓江的作品擁有了一種獨特的力量：身體刻畫得越是細膩，隱形的暴力就越是肆虐，而個體通過尋求自我解放的可能性也就越明晰。承受苦難的人們不僅僅是生命的器皿，也是反抗壓迫、追求自由的武器。這樣一群人通過身體的變形與植物的聯(lián)結(jié)，或是其他親近自然，背棄社會隱性規(guī)則的方式，找到了抵抗暴力的另類路徑——一種超越物質(zhì)、回歸自然的解放之路。
魂兮歸來，生命記憶與悼亡的意義
韓江在創(chuàng)作小說之前，另一個身份是詩人。她的早期詩歌中有這樣一個場景，詩中主人公坐在夏季首爾的河川旁，“晚上，看見啼叫的鳥，在昏暗的木頭長椅上啼叫，即使靠近也不逃跑，即使接近到伸手可及的程度，也不飛走。所以突然想起，我變成鬼魂了嗎？”韓江總是想象自己是鬼魂，或生者與鬼魂相遇，再或是生者為了悼念歷史傷痛，與鬼魂有奇跡般的交錯。
在韓江備受瑞典文學院關(guān)注的一系列作品中，有許多關(guān)于鬼魂的描寫。其中《白》《不做告別》等作品延續(xù)了對暴力與壓迫的思考。她在其中綴連了過去與現(xiàn)在、生與死、政治與倫理等議題。所謂鬼魂與死亡，實際上是對個體與歷史之間復雜關(guān)系的探究。在韓江筆下，鬼魂是為了象征那些無法言說的創(chuàng)傷，以及那些被忽略或被遺忘的歷史痕跡。她的作品表明，盡管逝去的人不再擁有生命，但他們的存在卻通過記憶而永存，甚至成為了塑造我們身份的重要部分?！恫蛔龈鎰e》這一標題本身，便揭示了小說深刻的主題——真正的告別或許永遠無法完成。即便我們嘗試與某人、某事道別，那些生命的痕跡依然頑固地留存在我們的記憶深處，持續(xù)影響著我們的日常。韓江的作品并不止步于對失落與悲傷的淺層探討，她更深刻地呈現(xiàn)出人們在面對創(chuàng)傷時的種種掙扎與內(nèi)心探索。她揭示了我們?nèi)绾瓮ㄟ^不同的方式，尋求一種心靈上的平衡與寧靜。在這個過程中，傷口與結(jié)痂仿佛再也無法明確區(qū)分，痊愈也不意味著徹底斬斷與過去的聯(lián)系。真正的療愈并非一場與過去的割席斷交，而是學會與那些曾經(jīng)的傷痕共生。韓江引導讀者理解，面對傷痛，最重要的不是遺忘或告別，而是接納創(chuàng)傷成為生命的一部分，伴隨著它繼續(xù)前行。
韓江的寫作不僅在探討個體與傷痛的關(guān)系，更深入挖掘了記憶與歷史的復雜交織。她提醒我們，某些告別不僅發(fā)生在個人層面，更是在歷史與文化的長河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這種對歷史與記憶的沉思，使韓江在《白》中進一步提出了存在主義式的叩問，探索生命與死亡的深層意義。她來到波蘭，凝視戰(zhàn)爭遺跡，仿佛要從歷史的塵埃中追溯創(chuàng)傷。雖然戰(zhàn)爭的創(chuàng)痛似乎會隨著時間消逝，但韓江提醒我們不能忘卻這些歷史。借用皮埃爾·諾拉的“記憶之場”（Lieuxdemémoire）概念，歷史中的某些場所被賦予了集體記憶與政治意義，而這種記憶不僅僅是事后構(gòu)建的象征，反而與我們的身份認同息息相關(guān)。韓江在《白》中正是通過對歷史和記憶的重新審視，探討了這些記憶如何成為我們理解自我和生命的一部分。書中，“白色”貫穿始終，象征著雪、襁褓、鹽等與生命和死亡密切相關(guān)的事物。這些白色意象不僅僅是物質(zhì)的存在，更是承載了個人記憶與存在意義的隱喻。韓江通過這些物象探討了在暴力和創(chuàng)傷的陰影下，個人如何通過回憶和反思重新審視生命的本質(zhì)。在《白》中，戰(zhàn)爭、創(chuàng)傷、失去，這些帶有歷史與個人痛苦的體驗，構(gòu)成了對生死的思索，而這一思索也超越了單純的歷史事件，成為每個個體內(nèi)在的精神旅程。
小說的形式像散文，甚至更接近詩歌，韓江放棄了傳統(tǒng)的敘事結(jié)構(gòu)，選擇以碎片化的記憶與象征串聯(lián)起她對生命的深刻理解。這種形式不僅傳達了生命的脆弱與無常，也反映了個體在面對歷史創(chuàng)傷時的復雜情感。書中的記憶線索最終指向韓江個人的生命體驗——那位從未謀面、出生后不久便夭折的姐姐。這條親緣的紐帶，以及對失去的思索，賦予了小說更為私人的層次。白色因此成為了一種反思暴力、回應失去，以及思考生與死的方式。
韓江的寫作不僅在形式上突破了傳統(tǒng)的敘事框架，在主題上也緊緊圍繞著個人與歷史、創(chuàng)傷與記憶等核心問題。這種創(chuàng)作路徑與學者崔末順對韓國文學的分類不謀而合。崔末順把20世紀90年代至今的韓國文學分為三個類別：第一，接受去意識形態(tài)，去中心的后現(xiàn)代主義，拒絕大論述、大敘事（民主化理念、歷史方向或父執(zhí)輩權(quán)威）。因此這類作品更關(guān)注個體性和日常生活。第二，被壓抑或背后隱藏著的欲望全面抬頭。第三，女性追求自我認同成為主流傾向，并已獲得客觀的成果。韓江通過碎片化的記憶和象征符號，探索生命的無常與脆弱，回應了對于個體性、日常性和女性自我認同的關(guān)注。同時，她在思考失去與暴力時，也觸及了更廣泛的社會與歷史創(chuàng)傷，從而將個人經(jīng)驗與文學責任相融合。仔細閱讀韓江的作品，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她幾乎在每個方面都對歷史關(guān)切和文學責任有所呼應。
韓江的寫作手法將極簡推向極致，在沉默的世界中凝聚了生命的重量和難以言說的真相。她的文學，是沉默的，也是詩意的，但在看似冷靜的表象之下，涌動著強烈的情感與反思。在她筆下，黑暗不再只是吞噬，我們有能力從中開啟一扇通向理解、接納與重生的門。她將平凡生活中的隱痛提煉成了令人驚嘆的文學寶石，讓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不斷打破自我防線，感知生命的脆弱與韌性。這種寂靜的共鳴，恰恰觸及靈魂最隱秘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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