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薛原
記憶是有選擇的，而且多年后的記憶重溫往往是片面的，或者說只是選擇性重溫了某個剎那印象和畫面。
之所以有這樣的感受，是因為前些日子翻揀上世紀80年代買的書時，看到1987年6月1日那天買于北京的幾本書的記錄，勾起了對那一年的閱讀記憶與印象。
1987年的閱讀記憶，對我來說有幾本書是至今難忘的——《傅譯傳記五種》和《羅曼·羅蘭文鈔》。
尤其是《羅曼·羅蘭文鈔》，那年一段頗長的日子里一直伴隨著我的閱讀，或者說在讀這本書中找尋著自我。
譬如這句話：“保持對工作的熱忱吧，即使初期從事的工作是索然無味的；這樣你就會更好更快地成功?！?/p>
這句話的前半截對我當時的生活工作狀態(tài)有著至關(guān)重要的雞湯作用——當時我的日常工作——在不出海的日子里，主要就是給海洋地質(zhì)科學專家們抄寫謄清書稿和在顯微鏡下挑選微體古生物標本。
每天重復著這種單調(diào)枯燥的操練，看不到絲毫未來的希望，也不知道什么又是未來的希望。
至于這句話的后半截“這樣你就會更好更快地成功”，則絲毫引不起我的共鳴或者說引起我的憧憬，因為在當時又哪里能看到成功的可能。
這是歌德的后裔老婦人梅森葆寫給年輕的羅曼·羅蘭回信里的一句話。
在這句之后，老婦人又說：“不要讓任何別的影響踅入你心中，要使自己完全致力于你個性的發(fā)揚，并確信將來會有幸福，如果你是通過了充滿信心但無虛榮的優(yōu)越感而站在生活的崗位上，因為這種優(yōu)越感的目標不是倒退，而是永遠向前，向著頂峰?！?/p>
這樣的句子，對于正處于懵懂苦悶期的年輕人來說，無疑有著心靈雞湯作用。
在這本《羅曼·羅蘭文鈔》(孫梁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7月新1版）中，有將近一半的篇幅是青年羅曼·羅蘭與梅森葆的通信。
而此書最吸引我的也恰恰是這一老一少之間的通信。
在這些書信中，呈現(xiàn)了羅曼·羅蘭青年時代的理想、生活、苦悶、尋找、戀愛與創(chuàng)作，也正是在與梅森葆通信的時期，羅曼·羅蘭開始了創(chuàng)作長篇小說《約翰·克里斯朵夫》的計劃。
羅曼·羅蘭在信里坦誠自己的苦悶，也絲毫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傾訴著自己的想法。
梅森葆則一一回應(yīng)著羅曼·羅蘭的傾訴，并以老年人的經(jīng)驗和思索點撥著年輕人。
當時讀到羅曼·羅蘭談文學和藝術(shù)以及同時代作家的坦率，有些還不能理解。
譬如他在信里談到自己對作家莫泊桑的看法：“從我認識莫泊桑以來，他一直在繞著愛情打轉(zhuǎn)，就這樣消蝕他的生命和才華；而永遠不可及的愛情卻從他嘴邊溜走了……”
這段話擊碎了我之前從某些青年雜志上讀到的關(guān)于莫泊桑因?qū)Ｗ⒂谖膶W寫作一直單身的閱讀印象。
羅曼·羅蘭在信中更多談的是他的焦慮和憂郁，還有他對當時的藝術(shù)現(xiàn)象和現(xiàn)實生活的不滿。
例如他說有一陣對現(xiàn)代藝術(shù)和現(xiàn)代生活的憎恨空前猛烈：“我打開的一本小說、或買來的一張報紙、或聽到的一句話都足以引起這心情。而且，我還不幸密切地接觸了幾個空頭文人，他們那惡劣之至的自得其樂簡直叫我悶死?，F(xiàn)在我卻想嘲笑他們了?！?/p>
再如：“所有這些盧浮宮或梵蒂岡之類的大博物院都是怎樣的混雜物呀！庸才阻礙了生命還不夠，它還一定要阻礙不朽！一般的論調(diào)認為這里有大量的藝術(shù)杰作；相反的，我卻覺得很有限。充塞在博物院里的絕大多數(shù)作品都同藝術(shù)史有關(guān)，對真正的藝術(shù)的關(guān)系卻很淺——這是不同的事情?！?/p>
這樣的言說對當時與外界很少接觸、每天獨自守在實驗室的我來說，既感到新鮮又感到惶然，因為不管是文學還是藝術(shù)都距離我的現(xiàn)實生活遙不可及。
與閱讀這本《羅曼·羅蘭文鈔》差不多同時，傅雷的這本《傅譯傳記五種》也一直在我的桌上。
那幾年也正是我閱讀《傅雷家書》最多的時期——傅雷寫給傅聰?shù)臅庞行┒温湮規(guī)缀醯搅四鼙痴b的程度——關(guān)于如何保持自己的精神生活、如何對待戀愛、如何與人相處……
這本《傅譯傳記五種》恰好成了傅雷在書信里談到的一些話題的對比讀物。
在此書環(huán)襯頁上，我記下了這樣一行字“1986年暮春購于北京圖書展銷會”。
其實此書并非我去北京買的，而是我們海洋地質(zhì)室的一位研究生老段去北京出差代我買的——他去北京前，我正好從報紙上看到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圖書展銷會的消息，就拜托老段幫我去展銷會上捎帶幾本書回來。
老段從北京回來后，遞給我這本《傅譯傳記五種》，說估計你能喜歡這本。
我確實喜歡此書。
此書由三聯(lián)書店出版，版權(quán)頁上的出版信息標明1983年初版，但第一次印刷已經(jīng)是1985年了。
此書正文前有一篇楊絳的代序，楊絳的這篇代序所描繪的傅雷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者說也正是從楊絳的敘述里，傅雷的形象與個性清晰呈現(xiàn)在紙面上。
楊絳回憶里的傅雷有這樣一段引起了我的好奇和興趣——
楊絳說，新中國成立后她和錢鐘書到清華大學任教，傅雷全家從昆明由海道回上海途經(jīng)天津時，傅雷夫婦到北京來探望友人，就在錢鐘書楊絳家里盤桓了三四天。
當時吳晗想留傅雷在清華教授法語，請錢鐘書楊絳夫婦做說客。
但傅雷不愿意教法語，只愿意教美術(shù)史。
楊絳還回憶說，從前他們在上海時，他們夫婦曾經(jīng)陪傅雷招待過一個法國朋友，錢鐘書當時就注意到傅雷的名片上的一行法文的中文意思是美術(shù)批評家，也就是說傅雷對美術(shù)批評始終抱著濃厚興趣。
但當時的清華大學沒有這門課，盡管傅雷夫婦對清華園也有留戀，但仍然還是回上海干他的文學翻譯了。
也因此理解了傅雷何以翻譯《藝術(shù)哲學》和寫作西方美術(shù)經(jīng)典作品的鑒賞讀物了。
楊絳描寫傅雷的性格一段話也讓我記憶深刻。
楊絳說，1954年北京召開翻譯工作會議，傅雷未到會，但提了一份書名意見，討論翻譯問題。
討論翻譯自然要舉出實例才能說明問題，傅雷信手拈來，舉出了許多謬誤的例句；
他大概忘記了這些例句都有主人。
“他顯然也沒料到這份意見書會大量引發(fā)翻譯者參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錯來示眾了。這就觸怒了許多人，都大罵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譯家竟氣得大哭?！?/p>
在這樣的閱讀與聯(lián)想中，加深了我對傅雷的認識，也由此走進了他翻譯的《約翰·克里斯朵夫》的世界和巴爾扎克“人間喜劇”的舞臺。
楊絳說，她很羨慕傅雷的書齋，因為傅雷書齋里的布置非常方便他的工作，例如經(jīng)常要用的工具書伸手就夠得到，不用站起身。
轉(zhuǎn)動的圓架上，攤著幾種大字典。沿墻的書櫥里，排列著滿滿的書可供參考……
這樣的描述，對當時的我來說，引起的不僅僅是羨慕更是一種夢境的向往。
記憶的篩孔總是選擇性地篩去沙礫，留下珍珠般的片段。
當三十余年的光陰濾過，那些在顯微鏡下挑選化石標本的枯燥歲月早已模糊褪色，而《羅曼·羅蘭文鈔》泛黃紙頁間的批注、《傅譯傳記五種》扉頁上歪斜的購書記錄，卻在時光長河中愈發(fā)清晰。
它們像黑夜中不曾熄滅的燭火，以文字的溫度照亮了青年時代的甬道。
梅森葆信中的箴言，傅雷書齋里的字典圓架，這些看似零散的意象，實則構(gòu)成了精神成長的經(jīng)緯線——
在實驗室的熒光燈下，在謄寫文稿的沙沙聲中，一個年輕人正通過他人的生命經(jīng)驗，構(gòu)筑著自己的精神圖譜。
這種選擇性記憶的饋贈，恰似普魯斯特筆下的瑪?shù)氯R娜小點心，偶然觸碰便開啟整座記憶的圣殿。
當我們回望生命長河，那些曾給予精神撫慰的片段總會自動鍍上金邊，成為抵御虛無的盾牌。
羅曼·羅蘭與梅森葆的忘年對話，傅雷在翻譯工作會議上的耿介直言，這些跨越時空的精神碰撞，在一個孤獨青年的靈魂深處激起回響。
或許記憶的選擇性恰是生命的自我保護機制——
它讓我在浩瀚星空中記住最亮的幾顆星辰，用這些永恒閃爍的光點編織成航標。
正如泛黃書頁里珍藏的不只是油墨字跡，更是一代代人傳遞的精神火種，在記憶的篩選中，完成文明基因的隱秘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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