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園是一座占地約有二十畝的園子，中間有一座天津人稱之為八樓八底的樓房。 這是前清駐武昌第八鎮(zhèn)統(tǒng)制張彪做游藝場用的地方。 武昌起義時，張彪嚇得連官印也不要了，帶著他的金銀財寶和家眷溜到天津，在日本租界里當了寓公。 我剛住進了張園，這位前清的“名將”，堅決不收房錢，每天清晨都要帶著一把掃帚，親自來給我掃院子，大概是表示自己一貫矢忠之意。 后來不知是經誰的勸阻，他才丟下那把掃帚。 我在這里住了五年。 后來張彪死了，他的兒子拿出房東的面孔要房租，我也嫌他的房子不好，于是又搬到了陸宗輿的“靜園”。
我到天津來的目的原是為了出洋，結果卻一連住了七年。 這是我在各派遺老、各種主意之間搖擺的七年。 這時，王公們對我的左右力量，早已大為減弱; 我父親起初不大來天津，后來雖然常來（住在我原先買的英租界戈登路的房子里），對我也不發(fā)生什么作用。 在這期間，莊士敦老師離開了我，又到威海衛(wèi)當專員去了。 威海衛(wèi)被中國政府收回后，一九二六年他與北洋政府辦理庚款問題時，到天津和我見過一次面。 他曾為我奔走于吳佩孚等人之間，毫無結果。 后來他回英國接受爵士爵位，做了倫敦大學的漢學教授兼英國外交部顧問。 這七年間，在我身邊進行勾心斗角的人物，大致可分為這幾派：起初把希望放在恢復優(yōu)待條件方面，后來又退縮為維持原狀的，是以陳寶琛為首的一批“舊臣”，可以稱之為“還宮派”; 把希望放在出洋以取得外國（主要是日本）援助上的，是以羅振玉為首，其中有遺老遺少，也有個別王公如溥偉之流，按當時的說法，可以稱之為“聯(lián)日”或“出洋”派; 把希望放在聯(lián)絡、收買軍閥方面，即所謂“用武人”一派，這派人物頗復雜，有前清遺老，也有民國的政客，中心人物卻是我自己。 后來又回到我身邊的鄭孝胥，起先并不屬于哪一派，好像哪一派的主張他都贊成過，也反對過，他更提出過任何一派不曾提過的如所謂“用客卿”（外國人）、“門戶開放”（同任何肯幫助復辟的國家勾結）等主張，因而也受過各派人的反對。 當他后來一拿定了投靠日本這個主意，就戰(zhàn)勝了一切對手。 他不但勝過了他們，而且連他的老對手、“聯(lián)日派”的老首領羅振玉，在這個階段的爭奪中又被他將多年經營來的成果，輕輕攫取到手。 不過這也是后話，現(xiàn)在還是先把羅振玉說一說。
羅振玉到宮里來的時候，五十出頭不多，中高個兒，戴一副金絲近視鏡（當我面就摘下不戴），下巴上有一綹黃白山羊胡子，腦后垂著一條白色的辮子。 我在宮里時，他總是袍褂齊全，我出宮后，他總穿一件大襟式馬褂，短肥袖口露出一截窄袍袖。 一口紹興官話，說話行路慢條斯理，節(jié)奏緩慢。 他在清末做到學部參事，是原學部侍郎寶熙的舊部，本來是和我接近不上的，在我婚后，由于升允的推薦，也由于他的考古學的名氣，我接受了陳寶琛的建議，留作南書房行走，請他參加了對官中古彝器的鑒定。 和他前后不多時間來的當時的名學者，有他的姻親王國維和以修元史聞名的柯劭囗。 陳寶琛認為南書房有了這些人，頗為清室增色。 當然，羅振玉在復辟活動方面的名氣比他在學術上的名氣，更受到我的注意。 他在辛亥革命那年東渡，在日本做了十年寓公，考古寫書，自名“仇亭老民”。 升允和善耆到日本活動，尋求復辟支持時，和他攪在一起，結了緣。 后來，升允灰了心，在青島住了一陣后，跑到天津日本租界里當寓公; 善耆定居在旅順大連，受日本人的豢養(yǎng)。 羅振玉比他們都活躍，他一九一九年回國，先住在天津，結交日本人，后來在大連碼頭開設了一個叫墨緣堂的古玩鋪，一邊走私販賣古玩、字畫，一邊繼續(xù)和日本人拉拉扯扯，廣泛尋求復辟的同情者。
羅振玉在古玩、字畫、金石、甲骨方面的騙錢行徑，是由來已久的。 他出身于浙江上虞縣一個舊式書商之家，成年后在江西一個丘姓巨紳家教書。 這位巨紳是個藏書家。 羅振玉任西席的第三年，東翁突然去世，他利用女東家的無知，一方面裝作十分哀痛的樣子，拒絕接受這一年的束俯，要用以充做奠儀，另方面表示，愿留下東家的幾件舊書和字畫，作為紀念。 女東家認為這位先生心眼太好，就請他自己到藏書樓任意挑選。 于是這位書賈世子就精選出幾筐“紀念品”，內有百余卷唐人寫經，五百多件唐宋元明的字畫，滿載而歸。 在這個基礎上，他由刻三字經、百家姓的書鋪變成了古玩字畫商，生意越做越好，古玩字畫的鑒賞家的名聲越來越大，后來更通過售賣古籍文物的路子，和日本人拉上了關系。 他在日本的那些年，靠日本書商關系結交了一批朝野名流，有許多日本人把他看成了中國古文物學術的權威，常拿字畫請他鑒定。 他便刻了一些“羅振玉鑒定”、“羅振玉審定”的圖章，日本古玩商拿字畫請他蓋一次，付他三元日金，然后再拿去騙人。 后來他竟發(fā)展到仿刻古人名章印在無名字畫上，另加上“羅振玉鑒定”章，然后高價出賣。 他時常借口忙，把人家拿來請他鑒定的珍貴銅器，拖壓下來，盡量多拓下一些拓片出賣。 他的墨緣堂出售的宋版書，據(jù)說有一些就是用故宮的殿版《圖書集成》里的扉頁紙偽造的。 殿版紙是成化紙或羅紋紙，極像宋版書用紙。 據(jù)說內務府把那批殿版書交羅振玉代賣時，他把那一萬多卷書的空白扉頁全弄了下來，用仿宋體的刻版印了“宋版”書。 我當時對這事是根本不知道的。 有人說，羅振玉人品固然不佳，才學還好。 據(jù)我看，他的才學究竟有多少，也很值得懷疑。 在偽滿時有一次他拿來一批漢玉請我觀賞。 我對漢玉說不上有什么研究，只是因為十分愛好，收藏了不少，所謂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 當然，所謂漢玉，并不是非漢朝的不可，這只不過是對古玉的慣稱。 我看過羅振玉拿來的漢玉，不禁對他的“才學”暗吃一驚，因為全部都是假貨。
羅振玉并不經常到宮里來，他的姻親王國維能替他“當值”，經常告訴他當他不在的時候，宮里發(fā)生的許多事情。 王國維對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這位老實人總覺得欠羅振玉的情，而羅振玉也自恃這一點，對王國維頗能指揮如意。 我后來才知道，羅振玉的學者名氣，多少也和他們這種特殊瓜葛有關。 王國維求學時代十分清苦，受過羅振玉的幫助，王國維后來在日本的幾年研究生活，是靠著和羅振玉在一起過的。 王國維為了報答他這份恩情，最初的幾部著作，就以羅振玉的名字付梓問世。 羅振玉后來在日本出版、轟動一時的《殷墟書契》，其實也是竊據(jù)了王國維甲骨文的研究成果。 羅、王二家后來做了親家，按說王國維的債務更可以不提了，其實不然，羅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過的代價，而且王國維因他的推薦得以接近“天顏”，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國維處處都要聽他的吩咐。 我到了天津，王國維就任清華大學國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頭1，羅振玉竟向他追起債來，后來不知又用了什么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國維，逼得這位又窮又要面子的王國維，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進昆明湖自盡了。
1 我在特赦后，聽到一個傳說，因已無印象，故附記于此，聊備參考。 據(jù)說紹英曾托王國維替我賣一點字畫，羅振玉知道了，從王手里要了去，說是他可以辦。 羅振玉賣完字畫，把所得的款項（一千多元）作為王國維歸還他的債款，全部扣下。 王國維向他索要，他反而算起舊賬，王國維還要補給他不足之數(shù)。 王國維氣憤已極，對紹英的催促無法答復，因此跳水自盡。 據(jù)說王遺書上“義無再辱”四字即指此而言。 ——作者
王國維死后，社會上曾有一種關于國學大師殉清的傳說，這其實是羅振玉做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覺中，成了這篇文章的合作者。 過程是這樣：羅振玉給張園送來了一份密封的所謂王國維的“遺折”，我看了這篇充滿了孤臣孽子情調的臨終忠諫的文字，大受感動，和師傅們商議了一下，發(fā)了一道“上諭”說，王國維“孤忠耿耿，深堪惻憫,...... 加恩謚予忠愨，派貝子溥人斤即日前往莫綴，賞給陀羅經被并洋二千元......“。 羅振玉于是一面廣邀中日名流、學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園里為“忠愨公”設靈公祭，宣傳王國維的“完節(jié)”和“恩遇之隆，為振古所未有”，一面更在一篇祭文里宣稱他相信自己將和死者“九泉相見，諒亦匪遙”。 其實那個表現(xiàn)著“孤忠耿耿”的遺折，卻是假的，它的翻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見”的羅振玉。
那時我身邊的幾個最善于勾心斗角的人，總在設法探聽對手的行動，手法之一是收買對手的仆役，因而主人的隱私，就成了某些仆人的獲利資本。 在這上面最肯下功夫的，是鄭孝胥和羅振玉這一對冤家。 羅振玉假造遺折的秘密，被鄭孝胥通過這一辦法探知后，很快就在某些遺老中間傳播開了。 這件事情的真相當時并沒有傳到我耳朵里來，因為，一則謚法業(yè)已踢了，誰也不愿擔這個“欺君之罪”，另則這件事情傳出去實在難聽，這也算是出于遺老們的“愛國心”吧，就這樣把這件事情給壓下去了。 一直到羅振玉死后，我才知道這個底細。 近來我又看到那個遺折的原件，字寫得很工整，而且不是王國維的手筆。 一個要自殺的人居然能找到別人代繕絕命書，這樣的怪事，我當初卻沒有察覺出來。
羅振玉給王國維寫的祭文，很能迷惑人，至少是迷惑了我。 他在祭文里表白了自己沒有看見王國維的“封奏”內容之后，以臆測其心事的手法渲染了自己的忠貞，說他自甲子以來曾三次“犯死而未死”。 在我出宮和進日本使館的時候，他都想自殺過，第三次是最近，他本想清理完未了之事就死的，不料“公竟先我而死矣，公死，思遇之隆，為振古所未有，予若繼公而死，悠悠之口或且謂予希冀恩澤”，所以他就不便去死了，好在“醫(yī)者謂右肺大衰，知九泉相見，諒亦匪遙”。 這篇祭文的另一內容要點，是說他當初如何發(fā)現(xiàn)和培養(yǎng)了那個窮書記2，這個當時“黯然無力于世”的青年如何在他的資助指點之下，終于“得肆力于學，蔚然成碩儒”。 總之，王國維無論道德、文章，如果沒有他羅振玉就成不了氣候。 那篇祭文當時給我的印象，就是這樣。
2 王國維在光緒戊戌年為汪康年的司書，后入羅所辦的“東文學社”求學。
但是，盡管我長久以來弄不清羅振玉的底細，而羅振玉在我身上所打的政治算盤，卻一直不能如愿。 在他最后敗給鄭孝胥之前，僅陳寶琛、胡嗣瑗一伙就弄得他難于招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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