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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宋朝時期,翰林學士和宰輔為首的朝臣之間的關系十分微妙。

宋朝時期的翰林學士不同于唐朝,已經是士大夫們所追求的官職之一。到了北宋后期,翰林學士的變化也變得極為突出。

北宋后期的翰林學士制度沿襲了唐朝和五代十國時期,又受到當時政壇的影響,逐漸有了不同的變化和發(fā)展。

元豐官制改革之后,翰林學士的制度更加規(guī)范,之前的一些制度得到了改善,翰林學士在朝堂上的地位和作用也有了相應的改變。

翰林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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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院

01.宋朝中前期的翰林學士

“翰林”最早出現于漢朝,于唐朝時便成了正式的官職。唐玄宗時期,將集賢殿學士的權利轉移至翰林院。

這一時期的翰林院包含有兩個機構,一種是在內廷專事供奉帝王的翰林院,另一種則是專門起草帝王詔令的學士院。

到了唐朝中后期,政治局勢混亂,宦官當道,使得帝王更加信賴身邊的翰林學士。唐德宗時期,翰林學士開始活躍于朝廷,徹底取代了中書舍人的職權。翰林學士經常參與政治機要,所以又有著“內相”之稱。

至唐憲宗時期,翰林學士承旨于朝堂,標志著翰林學士在這一時期直接參與決策權。

到了晚唐時期,宦官干涉朝政,翰林學士的地位逐漸下降。到了五代十國時期,社會徹底淪為亂世,雖然國家政治體系中仍然保存翰林學士的職位,但地位卻不如唐朝。

宋太祖趙匡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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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趙匡胤

此時的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并稱為“兩制”,與之前的“內相”之稱可謂是天壤之別。

北宋初期,宋太祖趙匡胤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利用各種手段削弱武將手中的權力,并推舉文官地位。

自此,宋朝開始了“重文輕武”的基調,翰林學士的地位開始逐漸提升。在唐朝,翰林學士被帝王視為“天子私人”的性質,到了宋朝正式成為職官。

相較于唐朝,翰林學士的職權廣泛起來,但重要性卻沒有唐朝那么高。

可是宋朝的翰林學士仍然是帝王身邊較親密的官職,所以仍然是士大夫們心中夢寐以求的職位。宋代官制辭典》中《學士院門》中記載,學士院正官有翰林學士、承旨、直學士院三種。又設置了權直學士院、知制誥、員外學士等職位。

《宋代官制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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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官制辭典》

員外學士指超出學士院名額的入院學士,直學士院指其他官員兼任學士,為宋朝增設的職位。權直學士院是臨時性兼任,與直院區(qū)別在于官員資歷。

為了方便政治行事,這幾種職位通常在學士院滿員或有特殊情況下出現。

知制誥則是為了區(qū)分不必草擬文書的翰林學士,除了本官階為中書舍人的翰林學士之外。翰林待詔雖然在學士院供職,但只寫詔書,與翰林學士的地位天差地別。

翰林學士承旨通常由入學士院年限最長的翰林學士擔任,地位超過所有院中官員,常有人直接升任為執(zhí)政。

宋朝初期學士院的位置并不似唐朝時期一樣位于皇城之中。宋朝定都汴梁,此地狹窄,所以建立的皇城面積非常小,所以無法容納所有的中樞機構。

學士院在五代十國時地位不高,至宋朝初期時的地位仍然沒有上升,所以只能在皇城之外,具體位置位于皇城外東南角,與樞密院相鄰。

宋朝皇城(影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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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皇城(影視資料)

唐朝選拔翰林學士需要接受麻、詔、敕、詩、賦五類考試。到了宋朝,選拔翰林學士雖然不再進行考試,卻仍然有著非常苛刻的條件。

首先,需要考量出身,大部分翰林學士都是出身于進士。

再者便是履歷方面,翰林學士大部分都由館職官和外制官遷任。因為翰林學士主要職責便是草擬詔書,而館職官和外制官擁有此方面的經驗。

如此可保障翰林學士在任職前擁有一定的經驗,方便入職后的工作。翰林學士在當時社會被稱為帝王的代言者,主要的作用就是起草詔書。

《宋史》中記載,翰林學士執(zhí)掌撰述事宜,包括冊立后妃、封王拜相、加封賞賜等。

翰林學士掌管內制,為了方便帝王需要,常有宿直制度,輪流在宮中值班。

《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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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

如遇到起草拜相這樣的重大的詔令時,還需要封鎖學士院,防止消息外露。

翰林學士作為帝王身邊最親密的官員,因此,翰林學士便可以參與議論國政。

小到詩詞經典、人員好壞,大至制度朝政、軍事,帝王都喜歡詢問翰林學士,這已經成為帝王與翰林學士間微妙的關聯。

帝王對于翰林學士非常信任,常常會賦予他們薦舉官員和士子的權力。翰林學士知貢舉的行為在北宋初期十分常見,幾乎北宋每一朝都有這樣的記錄。

除卻知貢薦舉外,翰林學士薦舉官員的例子很常見。

宋朝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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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官員

02.翰林學士與相權

北宋建國初期,為了防止朝臣擅權,加之鞏固自己的統治基礎,帝王故意將實權分割。

這樣一來,官、職、差遣分離,每個機構重新制定,擴大取士導致冗官于朝野。至宋神宗時期,冗官和官制與實際情況不符的情況愈演愈烈,從而導致官員效率低下。

宋神宗在位時接受王安石變法,改變經濟發(fā)展方向和官員制度。元豐改制之后,恢復官員和職權合為一體,減去了不少不必要的官職頭銜。

翰林學士也在元豐改制后有了一定的變化,逐漸走向完善的道路。

前文提到的學士院各職位有比較明顯的變化,直學士院便成了常設的官職。知制誥這一職位在元豐改制之后成為正式職位,不再是之前的“貼職”。

北宋初期,學士院位于皇城之外,每當有帝王宣召則從內東門進入小殿。元豐改制之后,學士院重新進入皇城之中,方便帝王的傳召。

宋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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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

元豐改制之前,翰林學士大多為知制誥升任,改革之后,多為中書舍人遷任。

元豐改制之后廢除了三司使,其權力歸于戶部,翰林學士不再兼任三司使。

改革之前,翰林學士作為帝王牽制宰輔的工具,舉薦臺諫官時宰輔不得直接任命。元豐改制之后,臺諫官直接改為“朝廷直除”。

翰林學士雖然是帝王身邊較為特殊的一類官員,但如果想進一步升任執(zhí)政,卻少不了宰輔們的援引。

翰林學士和宰輔之前在大多數情況下相互支援,但也會有對立的時期。因為翰林學士身負臣工之中的特殊性,所以他們更容易成為宰輔集團所攻擊的主要目標。

翰林學士的地位僅次于宰輔,由翰林學士升任為執(zhí)政便成了一種“規(guī)矩”。

除卻開國和亡國時期,翰林學士成為宰輔的可能性很高。

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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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

翰林學士成為宰輔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由翰林學士升任為執(zhí)政,這些人中以翰林學士承旨居多。

第二種情況是離開學士院擔任其他職位后再升為宰輔。翰林學士升任為宰輔,大多是尚書左右丞,也有做樞密院官員的。一般的晉升順序為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右丞、尚書左丞。

北宋時期由翰林學士升任為宰輔的比例比較高,特別是宋神宗時期和宋徽宗時期。

宋徽宗時期一共有四十三位翰林學士,其中有十六人升任宰輔。宰輔的任用權掌握在帝王手中,與帝王關系密切的翰林學士更容易受到賞識和信任。

任位宰輔往往是為了政治博弈后的結果,在多種政治勢力競爭之后而產生的。

翰林學士的主要職務雖然是帝王的“代言者”,但帝王為了鍛煉這些人的能力,往往會安排一些臨時差遣,例如去執(zhí)掌省府等。

到了宋徽宗時期,因為學士院人數較少,所以大多數翰林學士仍然做自己的本職工作。但也有一些翰林學士在入學士院之前有過外任經歷,并在外任過程中積累了一定的執(zhí)政經驗。

這些積累下來的經驗在他們遷任翰林學士之后很容易被升任為宰輔。

蔡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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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

宰輔是帝王直接任命的,所以本就被帝王賞識的翰林學士自然更容易被任命為宰輔。

宋徽宗時期,帝王常常因為政治目的而選拔一些翰林學士為執(zhí)政,最出名的當屬蔡京。宋徽宗即位時為了穩(wěn)定政治局勢,緩和新舊之間的矛盾,暫時摒棄了黨派之間的界限。

宋徽宗發(fā)現新黨的蔡京比較有才干;宋徽宗決定重用蔡京之后,將蔡京升任為尚書左丞,但是當宋徽宗與蔡京不和之時,便重新扶植宰輔來制衡蔡京。

除了政治方面的助力,還有一些翰林學士因為詩文而得到宋徽宗的賞識,從而升任為宰輔。

翰林學士是否能夠升任為宰輔,除卻能力出眾之外,自然需得帝王賞識。但是在一些時期被朝中權臣推薦,幫助其上位也并非難事。蔡京為相的十五年間,經由他的幫助升任宰輔的翰林學士有數位。

宋徽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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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

03.翰林學士和執(zhí)政集團的關系

從前文來看,無論是士大夫成為翰林學士,還是進一步參與執(zhí)政,這背后都有宰輔在暗中幫助。

但仍然有一些例外的情況,當翰林學士與執(zhí)政集團對立,在當下的政局當中利用制詔權起到重要的作用。

仍舊以宋徽宗時期為例,徽宗即位初期政局相對復雜。宋徽宗不喜歡章惇,所以非常反對任用舊黨執(zhí)政。此時章惇的政治影響力度大不如前,新黨便在此時因有擁立之功而被徽宗重視。

新黨領袖曾布與舊黨政見不同,并為了讓自己專權,極端打壓舊黨。曾布安排臺鑒對章惇進行抨擊,導致章惇被徽宗罷黜。一條罷黜章惇的制詞便是由身為翰林學士承旨蔡京所撰寫。

但制詞有“參陪國是之論”的嫌疑,諫官便將矛頭指向蔡京,導致蔡京出知永興軍。

章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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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惇

這樣的例子在當時,時有發(fā)生,因此可知,翰林學士與執(zhí)政集團雖然大多互為援助,根本上是為一體,但也有爆發(fā)沖突的時候。

在翰林學士與執(zhí)政集團相互對立的時候,他們與帝王之間特殊的親密關系導致他們更容易受到打擊。

但是又因為翰林學士的任命和升遷大多依靠執(zhí)政集團的意見,所以兩方在大多數情況互相援助。

結語:

宰輔把握著朝堂,是為朝臣之首,翰林學士又參與各種機要,兩方聯手便是權勢滔天。帝王對這樣的情況自然有自己的對策。

這里拿宋太宗舉例,眾所周知,宋太宗平定藩王,將中原統一,扭轉了混亂的局面。但宋太宗的帝王之位卻是通過殘殺手足得來的,所以他的防備心非常重。

為了防止翰林學士與執(zhí)政集團勾結,宋太宗便經常更換宰相,阻斷宰相在其任期積累人脈和資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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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種行為有效地限制了執(zhí)政集團的建立,杜絕了朝臣謀朝篡位的可能。但是這一行為在另一方面限制了朝政發(fā)展,并且令朝臣們惶惶不可終日。

后來,為了防止翰林學士與朝臣勾結,特別出了一條規(guī)定。

在翰林學士回到學士院之后,內侍便會鎖上院門,禁止任何人出入。草擬詔書之后令中書舍人宣讀,期間兩人不會有任何溝通。這樣一來,便有效地避免了翰林學士與外臣有私交,阻斷了一切兩方交好的可能性。

作為帝王而言,翰林學士與朝臣對立反而是一件好事。兩種勢力互相損耗,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做到帝王所需要的平衡。

資料出處:

翰林學士與徽宗朝政治

北宋前期的翰林學士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