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教授與瘋子》）
在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沈衛(wèi)榮的專訪中，他回憶了自己從南京大學到波恩大學的求學經(jīng)歷。在下篇中，沈衛(wèi)榮將深入講述語文學被發(fā)明、被誤會、被劫掠的歷史。
?作者 | 蕭奉
?編輯 | 譚山山
語文學被納粹劫掠了
新周刊： 在中歐學院的一次講座上，你提到以意大利藏學家圖齊為代表的藏學開創(chuàng)者，他們的藏學水平都非常高，而且精通古藏語。而現(xiàn)在很多學者，有天時地利人和，學了幾十年，可能還不如他們。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
沈衛(wèi)榮： 實際上，最早那批藏學家都是宗教人士，有的還是傳教士。比如匈牙利人喬瑪（1784—1842），他不算傳教士，但他來東方的動機也帶著宗教文化背景。他覺得匈牙利人就是匈奴后裔，所以他要來東方尋根——那當然沒有找到。后來英國人想進入西藏，就讓喬瑪去學藏語。他的語言能力非常厲害，花了大約五年時間弄懂了藏語，還編了英文版的《藏文文法》和《藏英詞典》。
喬瑪被視為現(xiàn)代藏學奠基人。（圖/維基百科 ）
還有個學者叫弗蘭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他是德國柏林大學第一個藏學教授，建立了德國大學最早的藏學專業(yè)。他當時到了拉達克列城，一待就是十余年，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要把《圣經(jīng)》翻譯成藏文。后來我在德國跟導師讀《圣經(jīng)》藏文版，才發(fā)現(xiàn)他的藏文竟然那么好。如果你把藏文版《圣經(jīng)》給一個不知道什么是《圣經(jīng)》的藏族人看，他一定會覺得這是很優(yōu)雅的古藏文。
這里面可能是有一種宗教上的熱情在驅動他們。蒙古學也是這么來的。荷蘭有一個大學者叫施密特（Isaac Jacob Schmidt），陳寅恪后來在著作中經(jīng)常引用他翻譯的《蒙古源流》。他到了卡爾梅克的蒙古部落去學蒙古語，目標就是把《圣經(jīng)》翻譯成蒙古語，也翻譯得非?？?。這種宗教激情激發(fā)了他們無窮的學術潛力。
新周刊：這里面也有對東方文化的好奇心？彼得·沃森認為，東方語言的發(fā)現(xiàn)，給西方人的世界觀帶來了極大的震撼，對他們的科學主義起到了極大的糾偏作用。他在《20世紀思想史》里提到：
法國學者雷蒙·施瓦布在他的《東方的文藝復興》中說：“只有在1771年之后，世界才真正是圓的；思想地圖的另一半不再是空白。”他的意思是，梵語文獻的到來，連同幾乎同一時期對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解，是一重大事件，可與改變11、12世紀歐洲人生活的古希臘和拉丁文稿（多數(shù)以阿拉伯文譯本出現(xiàn)）的到來相媲美（見第17章）。施瓦布自己感到，梵語及梵語文學的發(fā)現(xiàn)是“思想的偉大事件之一”。還有19世紀，弗里德里?！ゑR克斯·穆勒，牛津大學第一任比較語文學教授也說：“如果有人問我什么是19世紀關于人類古代歷史的最重大發(fā)現(xiàn)，我將用以下公式回答：梵語‘天父帝奧斯’=希臘語‘天父宙斯’=拉丁語‘朱庇特’=古諾爾斯語‘蒂爾’?！薄?當時的科學家試圖把世界納入控制之下，讓它根據(jù)越來越少的規(guī)律運轉，此時進步的觀念向往著越來越窄的經(jīng)驗，所有的社會被認為會朝著同一個方向前進。然而語文學家和詩人卻反其道而行之，希望借助新的宗教尋求社會的更新。他們的觀點是，人類一開始是統(tǒng)一的，但是后來發(fā)展出不同的然而卻同樣有效的宗教。
沈衛(wèi)榮：他提到的東方語言在思想史上的意義，應該這樣來理解。從威廉·瓊斯（William Jones，1746—1794）開始，歐洲人發(fā)現(xiàn)梵語和西方的古代語言希臘語、拉丁語，可能是來源于同一種語言——原始世界語最早是不分西方語言和東方語言的。梵語、拉丁語、希臘語和波斯語，它們的詞匯和語法現(xiàn)象都很像。比如“雅利安（Aryan）”這個詞的意思在梵語、拉丁語、波斯語里都是一樣的。他們證明原始印歐語就是最早的世界語，這個語言把東方和西方連接在一起。這是當時歐洲語文學最大的發(fā)現(xiàn)。后來，有些人根據(jù)這個發(fā)現(xiàn)造出了一個雅利安人種，就有了明顯的反猶主義。
其實，并不是說歐洲人發(fā)現(xiàn)了東方語言，然后東方語言就改變了西方人的思想方式。我提過另一個例子（見《大元史與新清史》第一章，蒙元史研究與蒙元歷史敘事的建構），20世紀90年代初我在德國讀過一本書叫《十三世紀西方蒙古形象
的來源與影響》，副標題是“‘歐洲’中世紀思想史的一個嘗試”，它說的是蒙古西征對歐洲中世紀思想的影響。為什么這么說？蒙古軍隊打到波蘭和德國邊境地區(qū)的利格尼茨（Liegnitz）和施來西亞（Schlesien），在這里待了不到兩周就折返了，就像一陣風，很快就消失了。所以，蒙古西征對歐洲的物理影響是很小的，但是在精神上的影響非常大。
《大元史與新清史》
沈衛(wèi)榮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5
西方從12世紀開始就流傳著一個關于約翰長老王國的傳說：東方有一個強大的基督教帝國，它的領袖是約翰長老。他是統(tǒng)治著72個王國的國王，有朝一日將帶領大軍西征，來拯救被異教徒腐蝕的歐洲，甚至帶領他們征服世界。當蒙古大軍來到歐洲的時候，人們以為這就是約翰長老的軍隊。實際上，后來歐洲人對蒙古西征的描述，有很多是按照他們對約翰長老的想象來重構的。
我還在《休謨的佛緣：發(fā)現(xiàn)抑或構建？》那篇文章里提過，歐洲的文藝復興有一些觀念跟東方的思想相似。比如休謨《人性論》的“無我”思想與佛教類同，于是有人懷疑休謨接受過佛教文化的熏陶。實際上，目前沒有證據(jù)證明這件事。但恰恰因為西方人對東方有那么多的想象，然后這種想象影響了他們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解讀。
新周刊： 所以，東方主義的出現(xiàn)有一種反觀自身的內在需要。
沈衛(wèi)榮： 我最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什么是古典學？所謂古典學，其實是“古典語文學”，因為它誕生的背景是西方要尋找自己的古典文明，而這個古典文明就是古希臘和古羅馬，所以古希臘語的《荷馬史詩》、古羅馬的拉丁語《圣經(jīng)》研究，就是古典學的主題——古典語文學。
到了18世紀后期，西方紛紛建立了民族國家，這個時候他們一方面要遵從共有的古典文明，一方面希望建立所謂“民族語文學”，開始搞日耳曼語文學（Germanistik）、芬蘭語文學（Fennistik）、伊斯蘭語文學（Islamistik）、羅曼語語文學（Romanistik）等。所以學術開始分流，一個是古典語文學，其他是新語文學或者民族語文學。
正好在這個時候，形成了“東方學”。因為隨著民族國家的出現(xiàn)，西方開始了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時代，他們的目光就不光是在西方了，他們還希望了解東方。而東方學實際上也是民族語文學的做法，把關于東方世界的學問總稱為“東方學”。今天的東方學，更多是指對阿拉伯世界的研究，而在18、19世紀的時候，東方學主要面向的是亞洲，尤其是中國，由此誕生漢學、蒙古學、敦煌學、藏學等。
《東方學》
［美］愛德華·W.薩義德 著，王宇根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9-9
新周刊： 19、20世紀，不少西方的東方學家、漢學家，都被卷入殖民主義甚至是納粹主義的浪潮之中，比如伯希和劫掠敦煌文獻、圖齊被批判為法西斯主義者。你如何看待他們的學術與意識形態(tài)之間的關系？
沈衛(wèi)榮：早期東方學的出現(xiàn)，一方面是西方人為了了解自己，通過跟西方不一樣的東方來觀照自我；另一方面是西方人為了殖民或傳教而準備的。所謂“知識就是力量”，并非指知識本身有什么力量，而是因為知識意味著權力——我怎么理解你、描述你、研究你，實際上是我怎么來支配你、定義你、左右你。學者在那個時代，必然會受到這些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
在那些東方學研究里，確實有一些人被稱為殖民主義者甚至納粹、法西斯主義者，但他們本質上還是學者。伯希和的學術水平非常高，中國最早研究敦煌學的羅振玉、王國維、陳寅恪等，都受過他的影響，韓儒林先生還是他的直接弟子，把他的一整套方法都學了過來。
圖齊被罵成法西斯主義者，但其實在他的400余種有關西藏研究的書里，看不到這些意識形態(tài)的東西。一個意大利知識分子，一個人在藏地行走了18000公里，很多地方連路都沒有。我現(xiàn)在到青藏高原都會有高反，而他們能夠在如此艱苦的情況下，做出這么多學術成果，不得不說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圖齊為法西斯政府服務過，這與他本身的學術研究和學術水平，其實不完全是一回事。
學者朱塞佩·圖齊。（圖/renzofreschi.com）
關于學術與政治的關系，我們有必要提到classical philology（古典語文學或者古典學家）。為什么西方的古典學家專門研究希臘和羅馬，卻不研究希伯來？這說明西方古典學從一開始就是有政治傾向的，研究古希臘、古羅馬文明的優(yōu)越，背后的一個動機就是為了證明希伯來語和猶太人的缺陷。印歐語系的建立過程中，有語文學的成就在里面，但它產(chǎn)生的一個效果就是反猶主義。有學者在這個基礎上制造了雅利安人種，給納粹主義提供了理論基礎。所以，納粹時期的語文學家、印度學家，都被人指責為納粹的幫兇。但是，這到底是語文學的罪過，還是納粹的罪過？當然是納粹的罪過。
你不能說，語文學家在那個時代主動或被動地做過納粹的幫兇，所以語文學不行。那其他學科的學者呢？實際上，我們首先要批判的是納粹，而不是語文學。語文學只是被納粹劫掠了。
新周刊： 圖齊的巨著《梵天佛地》已經(jīng)在內地出版，意大利亞非研究院的尼奧利教授和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趙輝教授給這套書寫了序。他們指出：“一直以來，圖齊都在致力于拆除‘東方與西方數(shù)個世紀因誤解而形成的隔閡’，消解‘所有最偉大的靈魂歷練均來自于我們西方世界，尤其是地中海地區(qū)的自負’?！比绱苏f來，圖齊的田野調查和學術研究，其實是想破除歐洲中心主義，讓人看到世界的多元性和豐富性。
沈衛(wèi)榮：其實，不只圖齊如此。在我們主持的一次紀念陳寅恪先生的學術會議上，有一位德國教授就堅持認為，那些學者是納粹，而不是語文學家。包括波恩大學中亞所的創(chuàng)始人海西希（Walther Heissig，1913—2005）、戰(zhàn)后德國最了不起的漢學家傅海波（Herbert Franke，1914—2011）、比利時文藝理論家保羅·德曼（Paul de Man，1919—1983）等人都有明確的納粹背景。今天我們不能否認他們在政治立場上的錯誤，他們的立場也一定會對學術有影響，但政治與學術畢竟不能完全等同。
去年1月，我?guī)W生去意大利，請了佛羅倫薩大學的一個教授來講課。圖齊自1955 年開始在巴基斯坦的斯瓦特河谷（Swat Valley）地區(qū)做考古發(fā)掘工作，現(xiàn)在意大利學者還在那邊繼續(xù)圖齊的工作。這位教授說，當時巴基斯坦政府對圖齊是非常崇敬的，給了他外交豁免權，如果他愿意，他可以隨便把文物運出來。但圖齊是一個很正直的人，他從來沒有這么做。所以，我認為應該把政治和學術分開看一看，不能因為他們和帝國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的關系，就把他們的學術一棍子打死。
《梵天佛地》
［意］圖齊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5
實際上，現(xiàn)在很多批判東方學和東方主義的學者，比他們罵的人更加“東方主義”。東方主義當然可以批判，但更正確的學術方法是什么？正確看待東方、和東方人相處的方法是什么？沒有人提出過。我沒見過一個批判圖齊的人，他們對東方有像圖齊那樣深厚的情感，從來沒有。
新周刊：圖齊是真正深入考察過他研究的地區(qū)的。你的書里也提到過，王堯和馬麗華都在西藏生活過很長一段時間，對藏地有著非常深的眷戀。王堯先生臨終時說，他最想念的就是西藏的土地和朋友。做藏學研究，到西藏去做長期考察和生活，是一個必要的條件么？
沈衛(wèi)榮：以前就有人問過我，馬麗華和馮其庸先生都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你呢？我不得不承認，我在這方面是比較差的。我年輕的時候因為各種因緣際會，已經(jīng)去過很多地方了，我覺得“行萬里路”對我學術的幫助沒有那么大。我也去過很多次西藏，但沒有像他們一樣去做關于地理、考古和文化的田野調查。
當然，即使去過西藏多次，也不一定能夠正確地描述那里。我寫過一篇文章批評馬健的小說《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我認為他對藏地的日常生活和民風民俗的描述基本是胡扯，更多的是從他自己的知識背景里編造出來的故事，不符合實際情況。如果你不能設身處地地把藏族的文化、藏族的語言放在藏族的社會文化語境當中去理解，你肯定是會出現(xiàn)理解偏差的，甚至自以為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我一直強調語文學的方法。無論是對一種文化的觀察，還是對一個文本的處理，你一定要把它放在它原本的語言環(huán)境、歷史背景當中去理解。這樣你才有可能正確地讀懂它。
（圖/《第三極》）
像傅斯年一樣做研究，
“以漢還漢，以唐還唐”
新周刊： 2006年回國以后主持西域史語所，持續(xù)了將近9年時間。這些年里，你的感受和收獲是什么？
沈衛(wèi)榮：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出國前我是南京大學講師，在海外16年，一回來，中國人民大學就直接讓我當教授了，還給我一個平臺。在國外我當過代理教授和客座教授，但沒有在哪個大學有過一個固定的教授職位。
那年馮其庸先生在中國人民大學建立國學院并擔任院長，要籌建西域史語所，然后榮新江就力薦我來負責這個工作?，F(xiàn)在想起來，這樣的機會已經(jīng)很難有了。我回國的時候40多歲，我早年的學生現(xiàn)在也差不多到這個年紀了，有的連副教授都還沒評上，還在苦苦掙扎。我當時卻覺得那是理所當然的，我應該當教授。
剛接到信的時候，我也有疑惑：怎么讓我去國學院？我也不是做這個研究的。回國后我去拜訪馮先生，才知道他所說的國學是包括西域歷史和語言的。那我便和馮先生說，我要按照傅斯年的方式來做西域史語所。與此同時，我還辦了一個《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像傅斯年做《史語所集刊》那樣寫了一個發(fā)刊詞——當然不可能有他那樣的水準和氣概。我在發(fā)刊詞上概括了我們的宗旨：
“我們采用‘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這個名稱，并不表明我們僅僅重視對西域的歷史和語言的研究。我們主張將西域研究建設成對西域地區(qū)各民族、文化的一種跨學科的研究，因此各種人文學科，乃至自然科學學科的方法都應該被運用和整合到西域研究這一學科之中。我們之所以強調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是因為我們比較推崇用傳統(tǒng)的歷史語言學方法來研究西域這一地區(qū)的歷史和文化。我們鼓勵采用實證的語文學、文獻學，亦即西方所說的philology的方法，來處理、解讀西域地區(qū)出土的各種不同語言文字的文獻和實物資料，并以此為基礎對西域各民族的歷史、語言、宗教、文化作出合乎歷史事實的描述和解釋，我們決不排斥對西域研究作宏觀的理論建構，也不反對將學術研究的新方法、新范式引進到我們從事的西域研究之中，但我們堅持任何宏大敘事必須以扎實、科學的實證研究為基礎，特別強調西域歷史語言研究的基礎建設，推崇樸實、細致的學術風格。”
《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第一輯）
沈衛(wèi)榮 主編
科學出版社，2007-12
新周刊： 西域史語所相比海內外其他學院或研究所，它的特點和優(yōu)勢在哪里？
沈衛(wèi)榮：我們提倡“大國學”，它不僅僅包括四書五經(jīng)和漢文化，也要把各民族的歷史文化融合起來。西域史語所就是在這樣的理念背景下成立了。后來我們把國內的考古學家王炳華（1935—2025）、蒙古學家烏云畢力格，還有俄羅斯圣彼得堡大學東方研究系的索羅寧（Kirill Solonin）都找了過來，就把西域史語所一下子建起來了。
我和烏云畢力格都是波恩大學的，所以波恩大學的教授們來拜訪時，他們說，你們這是建了一個波恩大學分部。甚至可以說，隨著波恩大學中亞語言文化系、印第安納大學烏拉爾—阿爾泰學研究中心的衰落，彼消此長，他們的研究水平都比不上我們。
在過去一百多年里，談到漢學，大家都認為西方人永遠達不到中國人的水平，但是在虜學方面，中國人就沒法跟人家比了。包括現(xiàn)在的敦煌研究，我們最強的是漢學方面，虜學方面比國外還是弱一些。而西域史語所填補了“虜學”這個空白。在我們所，我做藏學，烏云畢力格擅長蒙古學和滿學，畢波研究粟特，索羅寧做西域研究，荻原裕敏做吐火羅研究。在虜學方面，我們至少是與西方學術界平起平坐的，在很多方面還是領先的。
后來我們培養(yǎng)出來的一批學生，也非常厲害。以前國外的“新清史”學者說中國學者不懂滿文文獻，現(xiàn)在烏云畢力格培養(yǎng)出來的學生，他們利用的滿文文獻，超過國外所有新清史學者的總和。在西夏學方面，索羅寧和他的弟子們做出來的學術水平和學術成果，在世界上也是絕對的第一。我的學生里面，有做藏學的，有做漢藏佛學的，也在世界上嶄露頭角了，不敢說在國內是第一，但也是絕對的一流。所以，我們在虜學這個領域里，傅斯年當年沒實現(xiàn)的目標，我們都在慢慢地實現(xiàn)之中。
如果要總結我一輩子的學術，第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情就是建立西域史語所，這也是我國西域研究的一個亮點。很可惜，后來我不得不離開了那里。第二個學術成果就是漢藏佛學研究。
《張騫出使西域圖》，莫高窟第323窟。（圖/敦煌研究院）
新周刊：陳寅恪、傅斯年之后，中國學術界其實已經(jīng)不怎么提語文學了。你來做西域史語所之后，開始推動語文學的復興。在整個人文學科里，語文學曾經(jīng)居于核心地位，彼得·沃森在《20世紀思想史》中提到奧古斯丁時期的《語文學與墨丘利的婚禮》，書中讓語文學嫁給了在眾神之間爭斗和愛情的信使墨丘利，阿波羅給了他們一樣結婚禮物——七位仆人，分別是文法、邏輯、修辭、算術、幾何、天文和音樂。后來語文學的衰落是怎么發(fā)生的？
沈衛(wèi)榮：這就跟西方的漢學研究一樣。美國人20世紀50年代起從漢學轉到區(qū)域研究，漢學就慢慢邊緣化了。語文學也遇到了一樣的問題。本來它是無所不包的，我們學者只要從語言文本入手，研究宗教、歷史、文化、哲學、文學、神學等，無論你研究什么，你首先必須是一個語文學家。
今天不是這樣的了，因為學科已經(jīng)徹底細分了，你研究文學，我研究歷史，他研究語言，大家互不干涉，學科之間的差異和界限也很大。隨著學科的分化，語文學被“肢解”了，乃至于后來“漢學”在這個學科體系里已經(jīng)沒有辦法成立了。正如列文森所說，漢學家變成了“沒有專業(yè)的專家”，你什么都懂，什么都研究，應該叫什么學科？
語文學也是如此，它在今天這個學科體系里已經(jīng)沒有辦法回到以前的核心地位了，因為你沒有辦法給它一個學科定義。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印度學家謝爾頓·波洛克（Sheldon Pollock）教授說，語文學是一門“讓文本產(chǎn)生意義的學科”（the discipline of making sense of texts）。這個定義太廣了，在這個劃分越來越仔細的學科體系里，找不到位置。真正讓語文學垮臺的，就是現(xiàn)代人文學科的分化和細分。
但是，我認為，語文學作為一個專業(yè)訓練，在所有學科里都必須要有。我們現(xiàn)在設置這么多學科，真的對它們做了很好的界定嗎？比如說文學專業(yè)，它似乎什么都研究，特別是跟文學經(jīng)典相關的歷史、文化、政治、經(jīng)濟等，但是就不研究文學。中文系一入學就告訴學生：我們不培養(yǎng)作家。
電影《教授與瘋子》主角詹姆斯·默里表示，語文學是他畢生的追求。（圖/《教授與瘋子》）
歷史專業(yè)也很尷尬：它培養(yǎng)的人要寫歷史嗎？歷史學者能寫歷史嗎？難道歷史不是都在了嗎？你該研究什么歷史？文學史，給文學系的人來寫，還是給歷史系的人來寫？法律史，給法律學者來寫，還是給歷史學者來寫？如果文學學者、法律學者都可以寫，那歷史學者究竟要做什么呢？難道他們只研究年代嗎？
所以，我說要么歷史系關門，要么歷史系就是整個人文學科，回到傅斯年那個年代。傅斯年創(chuàng)辦的史語所，歷史學加上語文學，其實就是整個人文學研究。
我們現(xiàn)在沒法打破這些學科的分化，但是我們至少在方法上、理念上，應該要回歸歷史學和語文學的研究。否則，就像今天美國的學術體系，細分到連漢學都沒有了，被拆解到各個系里去了，那么他們的學者就沒有了語文學的訓練。美國有很多得了大獎的著作，連一些基本的文本理解都是錯的。像何偉亞（James L. Hevia）的《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沖突》、最近戴史翠（Maura Dykstra）寫的《常規(guī)帝國的不確定性》，被中國學者發(fā)現(xiàn)里面的漢語材料都理解錯了。在語文學上，這根本就是垃圾。因為沒有語文學的訓練，你就會失去理解過去的能力，就會不學無術。
所以，我們必須回歸語文學。我不反對學者搞理論，也不反對宏大敘事和結構主義，但是你至少要把這個文本理解對了，以漢還漢，以唐還唐，不要斷章取義，不要故意歪曲。
《回歸語文學》
沈衛(wèi)榮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5
新周刊：薩義德（Edward W.Said，1935—2003）以批判西方的東方主義而聞名，他晚年也在呼吁回歸語文學。他是怎么意識到這個問題的？
沈衛(wèi)榮：薩義德對語文學的回歸是真心的。美國國家人文研究中心原主任杰弗里·哈芬（Geoffrey Harpham）說過一句話：語文學有兩個最直接的傳人，一個是語言學，一個是比較文學，但是它們都把語文學作為“他者”。
因為語文學有兩個維度，一個是科學理性的維度，一個是推測解釋的維度。而語言學把科學理性的維度推向了極致，所以它覺得語文學不行，語文學不夠科學、不夠理性；比較文學則相反，它把推測解釋的維度推向了極致，最后發(fā)現(xiàn)自己走得太遠了，就想回過頭來，回歸文本，回歸語文學。
薩義德接受過一個采訪，他說很多人把“東方主義”翻譯成“東方學”，實際上這是不對的，這是兩回事。東方學是一門研究，而東方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一種思想。后來那些后現(xiàn)代理論學者，用東方主義打倒了一大批語文學家、東方學家，學問之爭就變成了地位之爭。薩義德說，東方學家用語文學的方法，對東方所做的精湛研究，是人類的寶貴財富。
薩義德。（圖/palestine.com）
新周刊： 你曾經(jīng)表示，自己最大的學術野心是成為一名優(yōu)秀的語文學家。在你的心目中，語文學研究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稱得上“優(yōu)秀”？
沈衛(wèi)榮：在德國的時候，我說我要成為一個優(yōu)秀的語文學家，當時的標準可能就是按照德國東方學研究的優(yōu)秀傳統(tǒng)，也就是狹義的語文學傳統(tǒng)，寫一篇一流的博士論文。我的博士論文取得的學位名稱是“中亞語言文化學”，而“語言文化學”幾乎就是“語文學”的另一個稱呼。其實我的博士論文已經(jīng)達到那個標準了，但是，現(xiàn)在因為我對語文學的理解更寬泛了，標準就變得更高，也更加難以達到了。
新周刊：因為你開始認為語文學不只是讀書和做學問的方法，更是一種世界觀、一種生活方式。
沈衛(wèi)榮：我在《回歸語文學》這本書里提過，語文學家恩斯特·施泰因克爾納（Ernst Steinkellner）說，語文學其實是一種理解“信息”的藝術，是一種為了理解“他者”而進行的訓練。謝爾頓·波洛克對這個有更為深刻的解釋，他提出，語文學可以從三個維度來理解。
第一個是歷史的維度。歷史上的一句話，文獻里的一個詞、一段文字，在它所處的那個歷史背景里，是什么意思？第二個是傳統(tǒng)的維度。這句話出現(xiàn)之后，后人怎樣去解釋它、傳播它？第三個是當下的語文學家的維度。在今天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背景之下，我們怎樣去理解那句話？
當你把這三個維度結合起來，再去理解一件事情、理解一句話，才能夠達到一種全面的、道德的理解。我們做人也應該如此，如何活在當下，如何跟世界和諧相處，都需要語文學。特別是在這個信息泛濫、虛假信息無所不在的時代，你如果無法用語文學的方法去解讀，很容易被牽著鼻子走，也不可能真正地理解世界。
《何謂語文學》
沈衛(wèi)榮、姚霜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5
舉一個例子。很多人都說今天藏傳佛教已經(jīng)“雞湯化”，我也這樣批判過。后來，我聽了一位學者的報告，他提到今天藏傳佛教在漢人中是怎么傳播的。原來那些信徒基本上沒有人懂藏語，上師用藏語講完之后，會有人翻譯，信徒聽完會提出問題，再經(jīng)過翻譯，一遍遍討論。
當時我一下子就被震住了，佛教的每一次巨大發(fā)展，不都是這么來的嗎？從小乘到大乘，從大乘到密教，佛教的每一次大傳播和在地化（localization），都是對當時社會的適應，是與時俱進的。所以，我現(xiàn)在對佛教的大眾化傳播也比較尊重和理解了。
新周刊：對普通大眾來說，如何過一種語文學的生活方式？
沈衛(wèi)榮：語文學其實是一種精神。陳寅恪先生說，我們要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實就是一種語文學的態(tài)度。你要理解世界上發(fā)生的事情，理解別人發(fā)出來的信息，你就要全面去了解各種信息，基于實證研究，才有可能正確解讀和應對。否則，就會產(chǎn)生誤解，產(chǎn)生矛盾，甚至是斗爭和流血。
所以，語文學不光是學者需要，政治家、外交家以及所有普通人，都需要語文學。
（本文采訪由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張子凌女士提供學術支持，內容經(jīng)沈衛(wèi)榮教授審定。）
作者丨蕭奉
編輯丨譚山山
校對丨遇見
本文精簡版首發(fā)于《新周刊》總681期《不做二手讀者》
原標題：沈衛(wèi)榮：讀書和生活，都需要語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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