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古籍中明確記載孫武孫臏不是同一個人，《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也不是一本書，但那些“疑古派”的大師們還是將孫武孫臏考證成了一個人，將《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考證成了一本書。如果不是山東同時出土了《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我們的歷史書可能至今也不敢說歷史上有孫武也有孫臏、有《孫子兵法》也有《孫臏兵法》。
哪怕古籍中明確記載是春秋時期的老子撰寫了《道德經(jīng)》，也記載了老子是應函谷關(guān)尹喜之邀撰寫的《道德經(jīng)》，但“疑古派”的大師們還是將《道德經(jīng)》考證成了是秦漢時期的托古之作。如果不是湖北出土了多種不晚于戰(zhàn)國中期的《道德經(jīng)》，現(xiàn)在的我們可能就相信了“疑古派”大師們的研究，可能也會否定《道德經(jīng)》是春秋時期老子所作。
哪怕古籍明確記載《山海經(jīng)》是輔佐大禹治水的伯益所作，也記載了伯益是在治水過程中奉大禹之命而創(chuàng)作了《山海經(jīng)》，但因為《山海經(jīng)》中記載了鐵等原因，“疑古派”的大師們便認為《山海經(jīng)》是戰(zhàn)國時期的托古之作。如果不是北京、河北、河南等地出土了距今3000多年前、甚至4000多年前的鐵器，我們可能還認為“疑古派”的大師們說的有道理。
哪怕古籍中明確記載了夏朝和商朝，甚至明確記載了夏商兩朝的帝王世系，但“疑古派”的大師們還是從《史記》等古籍的記載中找出了破綻，于是叫囂“東周之前無一字可信”，從而認定夏朝和商朝都是不存在的。如果甲骨文和殷墟的出土的出土確證了商朝的真實存在，我們現(xiàn)在的歷史書可能是從東周開始書寫的，當然那些“疑古派”的孝子賢孫們至今仍不承認夏朝。
雖然古籍明確記載了大禹治水，雖然全國各地有許多關(guān)于大禹治水的傳說和遺跡，但“疑古派”的大師們依然認為大禹治水只是神話傳說，認為四千多年前的中國不可能有治水的壯舉，甚至“研究”確認“傳說”中的大禹其實是銅鼎上的一條蟲子，只是被后世神化成了治水的英雄。如果不是浙江和湖北出土了5000多年前規(guī)模龐大的水利系統(tǒng)，我們可能也會相信4000多年前的中華先民不可能敢于治理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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