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8月18日，南蘇丹托里特鎮(zhèn)的英國殖民旗幟剛剛降下不到五個月，三千名南方士兵突然調轉槍口對準北方同僚。這場后來被叫做“南方叛亂”的導火索事件其實包含著一個非常引人深思的細節(jié)——暴動士兵用以打開恩圖曼軍械庫的鑰匙，竟然就是末代總督羅伯特·豪在1954年的權力交接儀式上，鄭重地遞送給喀土穆政府的。這把象征著和平過渡的黃銅鑰匙，為何最終成為了點燃內戰(zhàn)的燧石？
要解開這個歷史謎團，而且其實我們需要，稍微回到1899年的開羅總督府。時任英國駐埃及總領事，克羅默勛爵在非洲地圖上畫出一條鉛筆線，將蘇丹南北劃分為“阿拉伯文化區(qū)”以及“黑非洲保留地”。這項看似便捷的行政劃分，而且實際上構建了系統(tǒng)的認知隔離工程。在北方殖民當局扶持伊斯蘭教法官主持地方法庭，而且卻禁止《古蘭經》學校出現(xiàn)在尼羅河以南；南方傳教士獲準建立圣經學校，不過學生的活動范圍被嚴格限制在白尼羅河以西。這種由人類構建起來的文化分界線，其實比地理邊界的破壞性更甚。就像一條，隱隱約約的溝壑，將不同文化群體分隔開來，而且還可能讓矛盾進一步加劇，進而引發(fā)極為嚴重的對立局面。
棉花種植園的擴張軌跡，進而揭示了更為深層的經濟布局情況。1914年，那貫通杰濟拉平原的鐵路網(wǎng)，把北方轉變?yōu)榱藘H種植單一作物的出口基地。殖民當局將82%的基建投資投向南方，建造了大量教堂和教會醫(yī)院，卻刻意忽略職業(yè)培訓體系。這種怪異的投入，造就了南北發(fā)展的“鏡像效應”；北方具備成熟的產業(yè)，不過卻缺失公共服務；南方基礎設施較為完善，可是卻喪失了經濟上的自主權。當1956年獨立政府接收這份遺產的時候，他們面對的是，兩個互為鏡像，不過卻無法拼接的社會半體。
語言政策堪稱最隱蔽的殖民遺產。1902年教育法令規(guī)定，北方的阿拉伯語精英學校必須教授英國憲法史，南方的部落方言學校則允許使用丁卡、努埃爾等6種主要部族語言進行基礎教育，但刻意回避現(xiàn)代政治概念。這種知識分配策略塑造了兩種思維范式：北方精英熟稔威斯敏斯特體系卻疏離本土傳統(tǒng)，南方領袖守護文化根基卻難以參與國家治理。
在喀土穆國家檔案館那塵封許久的殖民時期人口普查里，記載著1918年到1955年期間，南北之間通婚率所發(fā)生的微小變化。據(jù)推算1918年的時候，南北之間的通婚率大概在0.35%上下；而到了1955年，通婚率僅僅些上升到了0.42%。這些冰冷的數(shù)據(jù)背后，是三代人在制度性隔離中形成的認知鴻溝。這種隔離，不但體現(xiàn)在婚姻率這方面，而且還反映在教育以及職業(yè)機會的分配上面。北方精英，在獨立之后，長期占據(jù)著國家的關鍵職位，不過南方人卻很難進入到政治和經濟的決策層當中。
當我們把目光轉向尼羅河畔的現(xiàn)代煉油廠時，就會發(fā)現(xiàn)，殖民時代的經濟格局仍然在發(fā)揮著影響。當前蘇丹75%的石油管道分布，和1930年代棉花鐵路的建設路徑高度一致。這樣的空間政治遺留問題告誡我們：事實上殖民統(tǒng)治真正的破壞力，并非單純在于奪取資源，而是在于把社會結構分割成難以自行修復的片段。
殖民遺產的影響，不僅體現(xiàn)在政治以及經濟領域，還深入到社會的每一個細胞之中。英國殖民者通過制度設計制造的文化斷層線，導致南北兩地在獨立后長期難以形成統(tǒng)一的國家認同。這樣的認同危機，不單是蘇丹內部的問題，更是非洲諸多國家所面臨的共同挑戰(zhàn)。故而知曉殖民主義的歷史遺產，對于我們去理解當代非洲的政治和社會問題，有著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 《英埃共管協(xié)定》原件（英國國家檔案館CO7251）
2 羅伯特·豪私人信件集（劍橋大學丘吉爾檔案館）
3 聯(lián)合國開發(fā)計劃署《蘇丹地區(qū)發(fā)展基線報告》（2013）
4 Johnson,DH.《殖民遺產與蘇丹國家建構》（劍橋大學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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