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 · 伯克
聚焦
本書所呈現(xiàn)的，是過去500年間發(fā)生在歐洲和美洲知識史上的一些經過挑選的案例研究，更確切地說，它開始于1453年奧斯曼帝國占領君士坦丁堡，截至1976年阿根廷成立軍政府。為了使這樣一個龐大的主題便于操控，需要對其有所限制。盡管“實用知識”和“技能移民”都非常重要，但以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學者和科學家群體，以及他們對于所謂“知識共同體”和“科學王國”的貢獻。
在學術世界中，有關自然科學的討論會相對少一些，盡管為了比較的需要，我會時不時簡要地提及各門科學。這種缺漏，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我的能力所限，就好像是天主教會所稱的“不可克服的無知”（invincible ignorance）。但是無論如何，即便科學家是在國外生活期間發(fā)現(xiàn)了新的植物，或是在與外國同事的討論中提出新的假設，科學家的知識生產對于其所居住地點的依賴性要低于人文科學。另一方面，在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背井離鄉(xiāng)對于知識生產的影響更為廣泛。在討論這些影響時，有時我會乘便從自己的學科專業(yè)中舉一些例子，這對于一項緣起于在以色列歷史學會所做系列演講的研究來說，倒也恰如其分。
由于研究既涉及知識的生產，也涉及知識的傳播，因此書中為一些非學術群體保留了特殊的篇幅，特別是翻譯家、印刷商、新聞記者和出版商等，他們將在下文的敘述中頻頻出現(xiàn)，此外還包括一些圖書館員，從伊斯坦布爾大學的沃爾特·戈特沙克（Walter Gottschalk）到東安格利亞大學的威利·古茨曼（Willi Gutsmann）。的確，近代早期歐洲的一些印刷出版商，例如也是流亡者的普洛斯佩爾·馬爾尚（Prosper Marchand）和讓-弗雷德里克·貝爾納（Jean-Frédéric Bernard），其主要身份可以被看作某些知識的傳播者，這同樣也適用于20世紀20年代生活在柏林的俄國出版商，或20世紀40年代在墨西哥城和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西班牙出版商們。
為了進一步縮小題目的范圍，旅行者、學生和外交官等將被排除在本書所討論的客居者之外，因為他們一般在國外居住的時間相對較短。內部的流亡者也不包括在內，許多人因反對當權的政治或宗教制度，雖然人未離境，但卻過著像流亡海外一樣自我放逐的生活。在近代早期歐洲，有無數(shù)類似的例子，他們雖然不接受所在地區(qū)的官方宗教，但卻能忍辱偷生——如生活在基督教國家的猶太人和穆斯林、生活在新教國家的天主教徒（反之亦然），以及一些信仰悖于任何地區(qū)正統(tǒng)的異端群體，如“愛之家”（Family of Love）教派，其成員可能包括印刷商克里斯托夫·普朗坦（Christopher Plantin）、地理學家亞伯拉罕·奧特利爾斯（Abraham Ortelius）和圣經學者貝尼托·阿里亞斯·蒙塔諾（Benito Arias Montano）等。在20世紀，類似的持不同政見者范圍更廣，如猶太人語言學家維克多·克萊普勒（Victor Klemperer），他在希特勒統(tǒng)治下的德國得以幸存偷生，將自己真實的思想傾訴在日記里；再如俄羅斯核物理學家安德烈·薩哈羅夫（Andrei Sakharov），他因參與人權運動而受到內部流放，從莫斯科被驅逐到了高爾基市（Gorky）。
流亡和客居的小說家和詩人們，例如卡蒙斯（Luís de Cam?es）和塞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康拉德（Joseph Conrad）和密茨凱維奇（Adam Mickiewicz）、喬伊斯（James Joyce）和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等，也均不在本書的討論范圍內，因為人總要適可而止，再者說，這本書的主題還是寧缺毋濫的為好。如果以同樣的篇幅再寫一部流亡小說家的研究，恐怕也不是很困難。例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在觀察英國和美國時置身于外的立場，與本書的中心主題之一極為吻合。同樣，作家露絲·鮑爾·賈華拉（Ruth Prawer Jhabvala）生于德國，在英國長大，并在印度和美國均生活了數(shù)十年，她的小說展示了局外人的敏銳視野。她也以同樣敏銳的眼光審視自己的困境，在1979年的一次公開演講中，賈華拉講道：“站在你們面前的，是一個沒有任何家國可依的作家，也無從寫起。真好像是從一個國家飄到了另一個國家，從一個文化飄到了另一個文化，直到無知無覺，直到無物無我。碰巧的是，我恰恰喜歡這個樣子?！痹谄渌麍龊?，她又重談起這個問題?！耙坏殡y民，就永遠是一個難民。我知道，不論身處何處，我都可以安之若素，但你不會全身心地鐘情于某個地方，或是完全地認同所生活的社會。”
本書試圖揭示的，是不僅在知識傳播，而且在知識創(chuàng)造方面，流亡者和客居者們所做出的不同尋常、數(shù)量驚人的貢獻。生活在今天的英國，我們對于流亡者和其他移民為這個國家的精神生活所做的貢獻很難無動于衷（盡管包括政府部長在內的某些人，確實對此熟視無睹）。雖然如此，直到開始這本書的寫作之前，我仍然還不十分清楚如此眾多的流亡者到底有過多少貢獻，不僅在英國（在作為移民國家的美國，人數(shù)更多），而且還有世界的其他地區(qū)。
研究方法
要衡量流亡者對知識所做貢獻的重要性，就需要將這一群體的成就與一個非流亡者的對照組進行相互比較，并在其他的各個方面與流亡者相對應，這對于歷史學家來說，幾乎是不可能滿足的條件。相反的，本書下文將集中在一些個案的研究上，將側重在流亡者們對知識的貢獻與創(chuàng)造這些知識的個人和群體所身處的境遇之間的關系上。
盡管我對這個題目的研究路徑并不完全具備全球的視野，但至少是比較性的。目標之一是將全景的廣度與個案的深度結合在一起，即對西方的流亡學者在五百多年里的主要活動做一總體的描述，同時通過個案研究呈現(xiàn)出更多的細節(jié)。另一個目的，是通過鮮明的比較和對比的方法，既強調周而復始的循環(huán)過程，又突出特殊的歷史語境，以使這兩者之間保持平衡。
比較歷史學家通常關注的，是不同的地點，而不是不同的時代。但是在我看來，也需要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之間進行系統(tǒng)的比較和對比，以發(fā)現(xiàn)每個時代的特點。例如，早期和晚期的現(xiàn)代性之間，有什么關鍵的差異？為了促進近代早期（early modern）歷史學家和近代晚期（late modern）歷史學家之間的對話，本書作為這一長期努力的一部分，對這兩個時期均有所涉及。例如，在對客居者進行的個案研究中，我對18世紀在俄羅斯工作的德國學者與20世紀30年代在巴西學習和教學的法國知識分子進行了比較和對比。
書中最主要的比較和對比，是在17世紀的新教流亡者與20世紀的猶太流亡者之間的比較。這兩個離散群體之間的相似性非常明顯，有幾位以色列歷史學家，其中包括米麗婭姆·雅德妮（Myriam Yardeni）（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從羅馬尼亞離開時，還是個孩子），他們在寫到前者的時候，都會聯(lián)想到后者，這絕非偶然。艾琳·斯科洛蒂（Irene Scouloudi）曾長期擔任位于倫敦的胡格諾派研究會的秘書，她生于一個希臘移民家庭，其研究的靈感也來自過去與現(xiàn)在之間的相似性。
這兩個離散群體之間的差別，也同樣明顯：例如，由于身處一個宗教遷移的時代，前一個群體中的神職人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在第二個離散群體中，教授們的影響更為顯著，因為當時的大學在知識文化領域占據(jù)了主導的作用，其地位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時代，甚至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大學，也無法望其項背。在第二個群體的個案研究中，我還將比較和對比難民學者的到來對英國和美國兩種文化的影響，以及他們?yōu)樯鐣W和藝術史這兩個學科所帶來的變化。
本書所展開的分析，是基于集體傳記或“群體傳記學”的研究方法，這是由德國的古羅馬史家所開創(chuàng)的，后由移民歷史學家劉易斯·納米爾（Lewis Namier）引入英國。采取這種方法對流亡或客居學者展開研究，帶來的主要問題或可稱之為“冰山問題”。也就是說，有證據(jù)可查的流亡者，即所謂的“著名移民”只是在一個更大的群體里相對較為明顯的一角。在近代早期，我們所知道的，常常不過是個別學者的名字而已，更多的人早已湮沒無聞，而他們很可能對知識也做出過重要的貢獻。唯有在20世紀30年代猶太人大離散的研究中，才有了較為充分的學者數(shù)量，可以提供足夠信息展開人數(shù)比例的分析。即便如此，例如附錄中所列舉的一些女性學者，即使在標準的參考書中，也缺少她們的許多關鍵信息。
雖然存有這些空白，集體傳記仍然提供了不少重要的細節(jié)，使我們避免了草率籠統(tǒng)的泛化歸納，而使冰山的更多面向得以呈現(xiàn)。它提醒我們認識到，那些略次一等的學者所做貢獻的重要價值，從而免于陷入如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Robert Merton）所提出的著名的“馬太效應”（指《新約》中的一段話“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即一些不知名的科學家的發(fā)現(xiàn)和觀點常常被記在了一些著名學者的名下。
通過書信和回憶錄，20世紀難民知識分子們的個人事跡較之他們近代早期的前輩更加為人所知。二手的文獻也相當豐富。因此，我將試著采用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所說的“回溯法”（regressive method），就近代早期的情況，尤其是17世紀80年代，提一些研究者們曾在20世紀30年代就已提出過的問題，但試著以更符合過去時代的方式加以解答。
選自【英】彼得·伯克著 周兵譯《16至20世紀知識史中的流亡者與客居者》（商務印書館2025年版），感謝出版方授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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