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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來，關于安史之亂爆發(fā)的原因曾有過多種解釋，其中又以陳寅恪的河北胡化論傳播最廣。

然而，無論考古發(fā)掘還是文史考據，都不支持上述言論。尋常大眾所秉持的刻板印象，更可能是源于后來者對文學作品的自我篩選。

共存是常態(tài)

安祿山雖是胡人出生卻比很多同僚更像遵從漢化

縱觀整個安史之亂，正反雙方都大量使用胡漢謀臣與武將。雖然安祿山具有粟特+突厥血統(tǒng)，又長期混跡于邊境，但麾下不乏幽燕本地的寒門士族，乃至薛嵩這類名門之后。其中，漢人謀士常常作主，而胡人士族不過是策略執(zhí)行者。唐朝一邊同樣征調回鶻、西域和阿拉伯武裝助陣，由名義上的統(tǒng)帥郭子儀負責調度，往往比那些世代定居東土的胡兒更具異域色彩。

這種看似割裂，實則水乳交融的嵌套式結構，恰恰是唐朝政治文化的外在表現(xiàn)。今人若穿越回去，必定能在長安、洛陽、揚州、洪都和廣州等重要城市，遇見大量混居的胡漢人口。同時，靠近邊境的朔方、北庭、安西三鎮(zhèn)，亦有更加濃郁的多元文化氣息。只不過立場堅定站在唐朝這邊，很容易被批判者給自然忽略。

參加安史之亂的雙方都大量運用胡漢武裝

相比之下，安祿山雖頂著謀反胡兒頭銜，卻沒少利用中原式政治宣傳造勢。他曾經對漢人熟練運用五行取代的理論，號稱當時的“四星聚尾”、“金土相代“天相就是改朝換代象征。與之朝夕相處的河北漢人士大夫，同樣不會感受到異族政權排斥，不必忍受剃發(fā)易服等歧視性政策。

與之類似的還有史思明，這位后來居上的叛軍副統(tǒng)帥就謚號昭武皇帝。根據今人考古發(fā)掘，他的墓葬中隱約地暗示自己具有某些粟特屬性，但出土的玉冊、馬鐙、銅龍、銅牛等關鍵文物，足以表明他的葬禮是在模仿唐朝天子禮儀。

安祿山麾下的胡人軍隊來源相當復雜

此外，唐朝所謂的胡人并非統(tǒng)一群體，而是包羅萬象的大雜燴。例如被視為安祿山鐵桿的中亞粟特人，祖籍就分屬多個相互獨立的城邦小國。僅僅是因為語言相通、傾向于商業(yè)運作，普遍有拜火教崇拜，才會被外部觀察者視為整體?？上?，這些小聚落人群的數(shù)量始終偏少，遠不如更早內遷的突厥后裔。而且幽燕在地理方位上毗鄰東北，所以外來定居者的主力仍是契丹、渤?；蚋呔潲?。

顯然，如此復雜的移民源頭，足夠讓彼此間差異明顯。盡管歷史記載中的叛軍精銳，包括某支全部由契丹人組成的騎兵分隊。但他們與首領的裙帶關系，主要是靠為李唐服役建立，而非什么經濟文化共識。拜火教、摩尼教等西域風俗，從未在信徒規(guī)模與地理分布取代佛教，更沒法同世家尊奉的儒學相提并論。

安祿山小集團尊奉的拜火教從未在河北得到廣泛認可

胡化純屬夸大

安史之亂中的叛軍控制區(qū)域（紅色）

另一方面，整個河北地區(qū)可根據地理文化差異一分為二。其中的南部，包括魏州、貝州、相州和博州等人口稠密區(qū)域。因為漢文化傳統(tǒng)深厚，根本不存在所謂胡漢現(xiàn)象。唯有北部的幽州和營州兩地，才在表面上符合批判者設定。即便如此，天寶年間的人口數(shù)據顯示，兩地的胡人占比不超過1/5。

同時，《舊唐書-地理志》記載的河北南部基本上沒外族分布。從初唐到盛唐，當?shù)囟际a貢獻各種高門大族或文人墨客。等到安史之亂爆發(fā)，這里又為燕軍陣營提供過大量步兵，是安祿山得以迅速奪取洛陽、潼關等要沖的絕對鐵桿。

符合所謂胡化現(xiàn)象的區(qū)域僅僅是在河北北部

換句話說，基于人口規(guī)模、經濟因素和文化影響的胡化，從未在唐朝治下的河北出現(xiàn)。安史叛軍的絕對主力仍舊是漢人，他們愿意起兵對抗長安中央，更多是基于地緣因素。畢竟，這片以幽州為核心的邊境區(qū)域，距離關中都城相當遙遠，容易產生離心力和疏離感。但這絕非唐朝獨有現(xiàn)象，而是連軸貫穿于歷史本身。從支持劉秀登基的關東世家，到后來與李淵不對付的竇建德，都是河北地方意志的體現(xiàn)。他們的后代還將追隨遼金元三朝，甘為逐鹿中原、絞殺南北宋的急先鋒。

更為諷刺的是，這片完全由漢人世家掌控的地方，在安史之亂結束后繼續(xù)充當刺頭角色。例如大名鼎鼎的魏博鎮(zhèn)，從節(jié)度使到麾下將士幾乎都非胡人，卻始終表現(xiàn)的桀驁不馴。因為不能割舍分離傾向，給關中的朝廷制造過巨大麻煩。所謂河北之驕兵悍民、氣焰已成，通常說的就是當?shù)亍７蠢齽t是北面的盧龍鎮(zhèn)與成德鎮(zhèn)，雖習慣運用番兵和外族節(jié)度使，但對李唐中央的認同更高。

安史叛軍的主力步兵就是后來魏博驕兵的前輩

事實上，胡化是一個可大可小的彈性概念。從個人維度看，可能是指體貌特征、衣服發(fā)飾與生活習慣呈現(xiàn)出胡人特色。但政治上的胡化，更多是對大一統(tǒng)體制的遵從程度。除去那些長久遭外族政權占據的區(qū)域，本地權力中心的強弱也是重要考量標準。譬如中晚唐時期，被吐蕃帝國控制的河西走廊，以及唐初被攻滅的小國高昌。前者的漢兒人口幾乎完全改說胡語，后者則是堅持某些漢魏習俗的老古董。結果都被批判為胡化，可見標準本身都非常飄忽不定。

直至黃巢之亂爆發(fā)，以漢人為主的叛軍肆虐各方，李唐必須靠沙陀胡族的騎兵予以彈壓。可見批判胡化并非完全的政治家審美，而且往往與現(xiàn)實主義背道而馳。

直到滅亡前夕唐朝還在依賴胡人騎兵作戰(zhàn)

背后的心態(tài)差異

至少在盛唐階段精英階層對胡漢差異并不關心

既然安史之亂與所謂胡化沒有必然聯(lián)系，后世又會怎會產生出這類矯枉過正式觀念？

通過一番查找，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文人在其中發(fā)揮著煽風點火作用。比如號稱詩仙的李白，就在《幽州胡馬客歌》中描寫過一位長著碧眼的外族騎士。后來，另一位渤海詩人高適經過營州，又在《營州歌》中留下類似橋段：營州少年厭原野，皮裘蒙茸獵城下。虜酒千盅不醉人，胡兒十歲能騎馬。

胡族騎士絕非唐朝邊境的特有現(xiàn)象

考慮到李白的碎葉城出生，以及高適的爺爺做過安東都護，他們對胡漢混雜的多元狀態(tài)不會有多少質疑。奈何作者無心而讀者有意，當后來人的生活環(huán)境發(fā)生劇變，就完全有可能品味出截然相反心態(tài)。

于是，滿懷挫敗感的兩宋文人，就順理成章的把胡漢差異上升為華夷之辨。彼時的他們，不僅要與弓馬嫻熟的胡人抗衡，還經常會在戰(zhàn)場上同異國漢人遭遇。尤其是后者，始終高舉儒釋道三教理念，卻把效忠對象由中原天子改為蠻族苗裔。宛如系統(tǒng)性bug一般，深深刺痛著科舉英雄們的脆弱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