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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四川眉山人。生于北宋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卒于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

嘉祐元年（1056）蘇軾兄弟隨父親蘇洵入京師，次年兄弟倆同中進士，嘉祐六年（1061）又同中制科，開始了他們的仕宦生涯。蘇軾初為鳳翔府簽判，三年后還朝為官。治平三年（1066）父親蘇洵病故，蘇軾兄弟歸葬回鄉(xiāng)。

等到他倆熙寧元年（1069）年底再到京師時，神宗即位，王安石次年二月為參知政事，開始推行新法。由于反對新法，蘇軾不久便外出為官，先后任杭州通判，密州知州，徐州知州。

元豐二年（1079）他任湖州知州不久，被御史臺官員逮捕，押送京師審問，此即烏臺詩案。元豐三年至七年（1080—1084），蘇軾貶居黃州，八年底回朝，先后任起居舍人、中書舍人。

元祐四年（1089）出為杭州知州，六年召回為翰林學士，旋出知潁州，七年改知揚州，召回為兵部尚書，除禮部尚書，八年（1093）出知定州。紹圣元年（1094）自定州貶惠州，四年又貶儋州，元符三年（1100）放還，渡海北歸，途中得旨官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任便居住。次年在常州去世。

蘇軾是一位偉大的文學家，他的一些詩詞和文章為中國人所熟知，但是關(guān)于《東坡志林》其書，知道的人也許不算多。不過，當翻到本書的第三條《記承天夜游》時，相信有不少人會想起這段也許在中學時代學習過的課文。如果細細閱讀《東坡志林》便會發(fā)現(xiàn)，類似這樣的篇段在全書中不在少數(shù)。

《東坡志林》是蘇軾留下的一部筆記小說，它為我們呈現(xiàn)出一個豐富多彩的蘇軾的世界，妙趣橫生，回味雋永。

如果我們要了解蘇軾豐富而曲折的人生，包括“其生平遷謫流離之苦，顛危困厄之狀”（趙用賢序），感受其機智幽默的個性，領略其從容優(yōu)雅的姿態(tài)，觸摸其幽隱深慨的心靈，體察其誠篤堅毅的精神，管窺其博大包容的思想，那么《東坡志林》是值得仔細閱讀和品味的。

《東坡志林》的內(nèi)容和性質(zhì)

中國古代的文言小說無所不寫，無所不記，而記錄見聞是其基本的寫作原則?！稏|坡志林》也是如此。

其書的大致內(nèi)容，趙用賢序說是“紀元祐、紹圣二十年中所身歷事”，元祐（1086—1093）是舊黨執(zhí)政而蘇軾仕途順利和生活愉快的時期，紹圣（1094—1097）是新黨重出而蘇軾貶謫惠州的時期。

但實際上，本書各條的寫作和題署的時間常有在此之外的，如卷一的《記游·記游松江》題元豐四年（1081），《修養(yǎng)·論修養(yǎng)帖寄子由》題元豐六年（1083），而卷一《記游·記過合浦》，卷二《異事·臞仙帖》，卷二《道釋·贈邵道士》，卷三《異事·故南華長老重辨師逸事》等，均作于元符三年（1100）。

從本書各條的寫作時間和地點來說，有熙寧四年至七年（1071—1074）蘇軾在杭州為通判時，也有后來被貶在黃州（1080—1084）、惠州（1094—1097）、儋州（1097—1100）的時候，可以說囊括其一生的各個時段。

至于書中條文所提到的一些事情，有的是自己早年的經(jīng)歷甚至幼年時的見聞，如卷三《異事·豬母佛》提到蘇軾和妻兄的事，《異事·先夫人不許發(fā)藏》寫母親和妻子王弗，都是蘇軾早年在眉山時的事，而《異事·太白山舊封公爵》寫嘉祐七年（1062）祈雨封神，則是他二十多歲在鳳翔做官時的事情。

《東坡志林》還記載了更早的一些人和事，如五代時的延壽禪師、爾朱道士、黃損等，宋真宗時的盛度、錢惟演、楊樸等，仁宗時的孫抃、單驤、張愈、章詧、費孝先、元昊、朱炎、范鎮(zhèn)、歐陽脩等人，這些多來源于他的見聞，有些是早年在蜀中聽到的故事，有的是入朝出郡時聽前輩所說公卿士大夫以及幽人處士之事。

至于書中寫到或提到的蘇軾同時代或稍早時代的人，如蘇轍、劉敞、劉攽、王素、蘇頌、李邦直、傅堯俞等，更有數(shù)十人之多，也從一個側(cè)面可見其交游之廣。

蘇軾筆下對這些人和事的記載，不只是保留了珍貴的史料，也不只是讓我們從他的經(jīng)歷和身邊的人事去認識蘇軾，其文字本身的優(yōu)美和趣味，就帶給讀者美好的閱讀體驗。

《記承天夜游》就是如此，我們從蘇軾深夜造訪張懷民的閑情雅致之中，也看到了兩個“閑人”的空寂與寥落，身處黃州貶謫之中的蘇軾，怎能不和張懷民同病相憐？

同樣在卷一《記游》中，《記游松江》則是蘇軾在貶官黃州的寂寥中，回憶七年前他離開杭州時的歡愉，楊元素、陳令舉、張子野以及劉孝叔陪伴蘇軾乘船到了松江，夜半月出，置酒于著名的垂虹亭上，張子野作《定風波》詞，“坐客歡甚，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七年耳，子野、孝叔、令舉皆為異物，而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架潮，平地丈馀，蕩盡無復孑遺矣。追思曩時，真一夢耳。”

《記游》中類似的懷人憶舊之作很多，懷念黎錞、劉貢父，云：“二君皆入鬼錄。坐念故友之風味，豈復可見？”（《黎檬子》）

懷念劉原父、劉貢父兄弟，則云：“原父既沒久矣，尚有貢父在，每與語，今復死矣，何時復見此俊杰人乎？悲夫！”（《記劉原父語》）

又如《憶王子立》一篇，文詞清麗，情感深摯：

仆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于官舍，而蜀人張師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明年，余謫黃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日黃州見花發(fā)，小院閉門風露下。”蓋憶與二王飲時也。張師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復為古人，哀哉！

《東坡志林》中記人敘事的條文頗多，其中不乏有意記之、以廣見聞者。如卷三《技術(shù)·費孝先卦影》記述蜀中的占卜大師費孝先的軼事后說，“聊復記之，使后人知卦影之所自也”。

如果說他記蜀中老人講爾朱道士的故事，孫抃赴舉時曾見異人之事，虔州布衣賴仙芝講述的黃損留詩之事，還有幾分廣異聞、資談助的意味，那麼他記曹瑋對王鬷講元昊之事，記仁宗說“賈氏實曾薦昌朝”，記真宗信任李沆而不用梅詢，陳執(zhí)中向仁宗推舉吳育為相而終未任命，還有神宗不鼓勵告訐的事，頗有幾分備史闕的用意，透露出他對為政為官的看法。

蘇軾是一位文學天才，也是一位文化巨人，他的著作很多，除了詩詞賦文等集部作品外，留下來的還有《易傳》《書傳》以及《論語說》三部經(jīng)學著作，此外便是《東坡志林》和《仇池筆記》兩部小說了。

小說按古代目錄分類法屬子部，但實兼有史部的性質(zhì)?！稏|坡志林》中的有些條文就有記錄史實、以備史闕之意，而卷四《人物》中有的可視為史評，卷五《論古》則是史論之作。

趙用賢序《東坡志林》，提到書中有名臣勛業(yè)、治朝政教、地里方域、夢幻幽怪、神仙伎術(shù)等方面的內(nèi)容，這只是粗略的概括。

從趙本《東坡志林》的29個門類設置上，便能看出其書內(nèi)容的大致情況：

記游、懷古、修養(yǎng)、疾病、夢寐、學問、命分、送別、祭祀、兵略、時事、官職、致仕、隱逸、佛教、道釋、異事、技術(shù)、四民、女妾、賊盜、夷狄、古跡、玉石、井河、卜居、亭堂、人物、論古。

這個分類也許不完全恰當，各門的條數(shù)以及文字風格、藝術(shù)水準也頗有差別，但門類的名稱也許可以提示讀者注意其書內(nèi)容的多樣性，讓我們不至于被今人的小說觀念以及對筆記的刻板印象所束縛。

本來，小說雖為子書，卻同時是一種“談說理道或近于經(jīng)”，“紀述事跡或通于史”，且常含有“詩話文評”（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九《九流緒論》下》）的自由體的著述形式。

蘇軾小說內(nèi)容之豐富，行文之灑脫，文筆之簡約，久為前人稱贊。明人康丕揚在《東坡外集》序中就說：“若題跋、小說諸語，亦皆意指解頤，情景若畫，令他人所極力而不能得者，公以微言畫之而有馀致，文洵美矣?！?/p>

袁中道也稱贊到，“今東坡之可愛者，多其小文小說”（《珂雪齋集》卷二十四《答蔡觀察元履》），所說的便是以《東坡志林》為代表的蘇軾小說和題跋、雜記類文章。

晚明王納諫編《蘇長公小品》，僅在卷四的“題跋”、“雜記”中就有數(shù)十個條段見于《東坡志林》，如《修養(yǎng)帖寄子由》《金剛經(jīng)跋尾》《題李巖老》《記承天夜游》《記游松風亭》《記白水書付過》《書贈魯元翰暖肚餅》《錄趙貧子語》《書李若之事》《記劉原父語》《記石塔長老答問》等。

可以說，《東坡志林》中的這些小說條段，對明人“小品”這一概念以及該文類的產(chǎn)生，產(chǎn)生了重大的作用和影響。

《東坡志林》中的絕大部分條文，都可以在中華書局的《蘇軾文集》中找到（本書在題解中均已標出），大多數(shù)在題跋和雜記這兩個文類之中，而題目多與《東坡志林》相異。那麼，這些文字到底是題跋、雜記還是小說呢？題目應該以何者為是呢？

這涉及到我們對古人寫作中題跋、雜記和小說的認識，需要我們進一步了解古人（宋人）日常書寫的情境和文獻編纂的復雜情況。題跋是宋代才開始流行的一種文體，而小說是一種至唐代已頗為發(fā)達的著作樣式（書籍類別），兩者的共性是書寫時十分自由。

題跋不受具體文體的拘束，如像賦、墓志銘、行狀、傳、記等文體那樣，需遵從某些形式、體制、品格（風格）等方面的要求。

而小說也沒有一定的形式要求，如像紀傳體史書、編年體史書、經(jīng)注等那樣從形式到內(nèi)容上都有規(guī)定，而且有完整性、準確性、正式性等方面的要求。

多條文叢集是小說最常見的書籍樣態(tài)，但其中的每一條怎么寫，寫什么，文字的長短詳略，情感的歡欣悲戚，事實的重大瑣細，態(tài)度的嚴肅戲謔，書寫的正式隨意，都是自由的。題跋和小說不僅在寫作自由上具有相似性，事實上它們在很多時候本來就是一回事。

看《東坡志林》就可以知道，蘇軾喜好筆墨，他在閑暇之時，酒后茶馀，讀書有感，歡會送別，睡前夢后，常在紙上留下一些簡單題寫的文字，甚至有的只是隨手抄寫一點古書片段或前人詩句，稍有感慨，略添數(shù)字而已。

如卷一《修養(yǎng)·導引語》抄寫了兩段導引家的話，只是各加一句“此語極有理”和“此善譬喻者”而已。

卷二《佛教·袁宏論佛說》前三分之二篇幅抄《后漢紀》的話，后三分之一是評論和感想。

卷四《人物》的29條，多是掇述史實，然后加以點評，如第一條《堯舜之事》全篇抄寫《史記》，后面東坡居士的話實際上只有一句。

典型的又如卷四《亭堂·名容安亭》：“陶靖節(jié)云：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故常欲作小軒，以容安名之?！?/p>

全文就只有這兩句話，一引陶淵明，一說自己的一個想法。蘇軾平常有書寫記錄的習慣，或聞事而記，或因事（出游、讀書、做夢、訪友、交談等）而書，或懷舊憶人，或臨別書贈，或自志心意，或品評欣賞，留下了大量片紙單幅的文字。

這些在書家看來是珍貴的墨跡書帖，在文章家看來是題跋文、雜記文，在小說家看來是小說。

這樣的文字本來大多沒有題目，當其另增題目而作為文章收入文集之時，便成為題跋和雜記，而當其匯集成一書，無論有無題目，無論有無分設門類，便是一部小說。明白了古人這樣一種寫作和編輯的情形，也就不難理解，《蘇軾文集》題跋、雜記中的題目和趙本《東坡志林》多不一致，是因為它們基本上都不是原題，而是后人所加，其中一些甚至是不準確或錯誤的題目。

從蘇軾本人來說，他平日縱筆而成、隨意題寫的這些字紙，恐怕并沒想將來把它們都編輯整理成為文章，收入文集。不過，選取其中一些編為小說，倒是蘇軾曾經(jīng)有過的計劃。

《東坡志林》的成書及流傳

《東坡志林》的成書情況十分復雜，蘇軾生前未完成其書的編定，宋人編的《志林》現(xiàn)在又看不到，這就給今人留下了一個學術(shù)難題。

蘇軾平生喜歡在紙上隨筆書寫，這些未定的文字，甚至原本就是草稿和廢紙的書寫，平時也有一些被收集起來。

黃庭堅曾見到裝有這些字紙的袋子：“往嘗于東坡見手澤二囊，中有似柳公權(quán)、褚遂良者數(shù)紙，絕勝平時所作徐浩體字?！譂纱w二十馀，皆平生作字，語意類小人不欲聞者，輒付諸郎入袋中，死而后可出示人者也?！保ā栋蠔|坡敘英皇事帖》）

大約蘇軾在世時，黃庭堅曾見到蘇軾放置片紙的兩個袋子，蘇軾去世后，他聽說有二十馀袋。

所謂“手澤”，是對先人遺墨或遺物的稱呼，出《禮記·玉藻》：“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p>

黃庭堅這里的“手澤”，顯然是對自己的老師以及蘇軾之子蘇過等人對父親那些片紙遺墨的稱呼，嚴格說來不是一種正式的書名。

然而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在小說家里便著錄了一部名為《東坡手澤》（三卷）的書，并說是“今俗本《大全集》中所謂《志林》者也”，《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東坡別集》時又說，“麻沙書坊又有《大全集》，兼載《志林》《雜說》之類”。

推測起來，陳振孫見到的這部《東坡手澤》大概是從蘇過等人保存的“手澤”中輾轉(zhuǎn)抄出的，而宋人刊印《東坡大全集》時，又將這部《東坡手澤》（加上其他來自“手澤”的文字）收入編印，而稱為《志林》。

今所見涵芬樓《說郛》卷二九保存的《東坡手澤》佚文15條，除“益智”條外均見于稗海本《志林》，而宋代文獻中引及的《東坡手澤》佚文也見于稗海本《志林》，似可印證陳振孫的說法。

四庫館臣論《東坡志林》說：“蓋軾隨手所記，本非著作，亦無書名，其后人裒而錄之，命曰《手澤》。而刊軾集者，不欲以父書目之，故題曰《志林》耳?！保ā端膸烊珪偰俊肪硪话俣┻@個說法是有道理的。

《東坡大全集》將“手澤”改名為《志林》，這個書名是書商胡亂取的嗎？并不是。蘇軾在去世那一年（建中靖國元年，1101）給鄭靖老的書信中說過，“《志林》竟未成”（《與鄭靖老四首》其三），可見他晚年確實有意寫一部《志林》，但這《志林》究竟會是什么樣的東西呢？

蘇軾沒有說?，F(xiàn)在能看到的最早的《志林》見于《東坡后集》卷十一，題為“志林十三首”（即五卷本卷五的十三篇）。

一般認為《東坡后集》是蘇軾生前編定的，至少其中的選文和編排是經(jīng)過他認可的，但這并不能說明，蘇軾心目中的《志林》本來就只有這十三篇，或者說，《志林》只收這類具有一定篇幅和思想性的史論文章。蘇過曾說父親“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二（疑為“十三”之誤）篇而?。ā渡凼下勔姾箐洝肪硎模?。

蘇軾在海南時年老體衰，生活和寫作的條件都有限，他還要忙著完成《書傳》、《易傳》、《論語說》，再花心力寫“志林十三首”那樣的史論文字一百篇，實在不可想象。

他更有可能想過將“手澤”袋中的一些現(xiàn)成的條文（十三首是其中相對正式的部分），經(jīng)修訂而放入《志林》之中?！吨玖帧纷鳛闀?，東晉虞喜已經(jīng)用過，從其書佚文來看，包羅廣泛，內(nèi)容駁雜，正表現(xiàn)出虞喜“博學好古”、“博聞強識”（《晉書·虞喜傳》）的特點。

考慮到北宋小說的進化史，在蘇軾的時代，正盛行著撰著筆記小說的風氣，蘇軾的師友便有《歸田錄》（歐陽脩）、《筆記》或《筆錄》（宋祁）、《嘉祐雜志》（江休復）、《東齋記事》（范鎮(zhèn)）、《夢溪筆談》（沈括）等書，皆是隨筆雜記之書，而蘇軾在貶儋州的時候，蘇轍也先貶雷州后貶循州，且在循州（治所在廣東龍川縣）時寫了《龍川略志》《龍川別志》。

在儋州的蘇軾，不可能沒想過留下一本類似《歸田錄》《東齋記事》《龍川略志》那樣的書，《志林》應該就是蘇軾為自己的筆記小說所取的書名吧。

但和上述諸小說的內(nèi)容多來自晚年追憶見聞不同，《志林》現(xiàn)在的條文多來源于“手澤”袋中的片紙單幅，也就是蘇軾平時的隨筆雜錄，其內(nèi)容更為駁雜，文字樣態(tài)也更為豐富。

《東坡大全集》里的《志林》是什么樣子，有多少卷，今天已不得而知。現(xiàn)今所傳的《志林》共有三種，一卷本，五卷本，十二卷本。

一卷本可追溯到《東坡七集》中的《東坡后集》（卷十一），13篇，各篇無題，后來南宋的《百川學海》、涵芬樓《說郛》（卷九十五）所收相同。

南宋《經(jīng)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十二至十四收16篇，稱“自此以下十六篇，謂之《志林》”，各篇加題，原第五篇分為《范蠡論》與《子胥論》兩篇，又增加了《宋襄公論》《士燮論》，故總為16篇。

明代程宗重刻《東坡七集》本時，又將13篇重復收進《東坡續(xù)集》卷八的“論三十二首”中。

五卷本源出趙開美（趙琦美）刻本，分29類，共202條（題），其卷五的《論古》，就是一卷本的13篇。

此后清代《學津討原》本、民國涵芬樓本等均據(jù)趙開美本而來，中華書局今刊入“唐宋史料筆記叢刊”中（王松齡點校）。十二卷本最早見于明萬歷商濬所刻《稗海》中，共364條，各條無題。

后來清代《四庫全書》、民國《筆記小說大觀》所收為此本。趙開美本和商濬本的條文互有異同，商本有151條也見于趙本，趙本的13篇史論（即第五卷）則為商本所無。

以上三種《志林》合起來，去其重復，大約共有四百多條，多時期、多方面、多層次地反映出蘇軾豐富的人生和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三種《志林》中的這些條文，幾乎都見于明代茅維刊本的《東坡先生全集》（中華書局《蘇軾文集》的底本）的題跋、雜記、史評諸文類之中，而《東坡先生全集》的這些題跋、雜記，絕大部分又來自《重編東坡先生外集》。

那么，趙開美本的前四卷以及稗海本是從哪里來的呢？有學者認為，趙本可以追溯到南宋，但實際情況恐怕不是那樣。

趙本很可能是據(jù)稗海本或其來源之本（鈕石溪世學樓藏本）進行編輯的，又配補上一卷本的《志林》13篇作為卷五，又從別處抄取了一些條文，匯成一書，并進行了門類劃分。趙本和稗海本的密切關(guān)系，從這兩個版本對于一些條文的分合相同，一些文字的殘缺和錯訛相同，便可以看出來，而這些相同之處，卻與《東坡外集》以及《仇池筆記》等書相異。

稗海本《志林》的內(nèi)容豐富，而且有著較早的并且是獨立于《東坡外集》的來源，因此本書除收入常見的五卷本的全文和注譯外，又在附錄收入了全部十二卷的稗海本《志林》的白文，以便讀者閱讀。

大體而言，這兩部《東坡志林》涵蓋了一半以上的蘇軾所寫的故事、小說（或者題跋、雜記），有人生的閱歷和感悟，讀書的心得和見識，聞見的知識和趣事，以及各種非正式的零星的只言片語。希望讀者能從其中初步體會到蘇軾其人其文以及古小說的魅力，引起進一步閱讀更多蘇軾作品以及其他古代典籍的興趣，由此進入到中國古典文學和傳統(tǒng)文化的美麗世界。

最后談一下本書的整理情況。本書收入兩個版本的《東坡志林》：一是趙開美于明萬歷年間刊刻的《東坡先生志林》五卷，一是商濬于明萬歷年間刊刻的《東坡先生志林》十二卷（另有前言）。

趙本《東坡志林》有詳細的題解、注釋（含校勘）和翻譯。之所以選用趙本作為主體進行注釋和翻譯，主要是考慮到這樣兩個原因，一是趙本收錄了十三篇史論，而這應該是蘇軾設想過的放在《志林》中的內(nèi)容，這些條文頗能反映蘇軾對歷史以及現(xiàn)實問題的看法，大多富有卓見妙識以及行文的技巧，值得一讀；二是趙本分有門類，設有題目，盡管這些門類有失之瑣碎的地方，題目有失之準確的地方，但可以給今天的讀者提供一些接近蘇軾小說的理解視角和方便之門。

商本盡管來源較早，條文更多，但本來不過是宋代書坊《東坡大全集》中的版本，也不宜視為完本——《志林》原本就是一部未完之書。

將商本內(nèi)容作為附錄收入本書，可以讓讀者更多地了解感受蘇軾這類筆記小說的文字魅力。由于《東坡志林》的條文幾乎都見于《蘇軾文集》中，為了便于讀者查對和進一步閱讀，題解中將各條在中華書局本《蘇軾文集》（孔凡禮整理）的卷數(shù)和題目作了標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