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4月23日，黃昏時分，一輛轎車悄然駛進了北京西單西城絨胡同，停在了一個四合院前。從轎車里，緩緩下來了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他就是曾經(jīng)顯赫一時、后來身陷囹圄的陳伯達。
陳伯達第一次遇見毛主席，是在1938年的延安。彼時，這位三十出頭的青年已經(jīng)攜帶妻兒輾轉(zhuǎn)來到革命圣地一年多了。像許多追求理想、獻身革命的有志青年一樣，陳伯達對于延安，始終是保有一種向往的感情。
然而，陳伯達也有不同點，他早就在十年前就加入了中共，那還是在白色恐怖最濃郁的時期。在上海工作時，陳伯達就已經(jīng)是中共北方局宣傳部長，來到延安更像是落葉歸根。
初到陜北，組織上安排他在剛剛創(chuàng)辦的陜北公學任教。上課時，陳伯達操著一口很濃重的閩南口音，他在上面滔滔不絕，學子則面面相覷。沒有辦法的情況下，陳伯達只好在黑板上書寫，學子才能明白講授的內(nèi)容。
后來，馬列學院成立，首任院長為張聞天。張聞天是陳伯達在蘇聯(lián)留學時期的同窗，借著這份情誼，陳伯達第一次見到了毛主席。在一次有關(guān)“孫中山是小資產(chǎn)階級，還是民族資產(chǎn)階級”的辯論會上，陳伯達的發(fā)言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會后，毛主席認為陳伯達是一位可造之材，便一紙調(diào)令，將其任命為秘書。這次會談也成了陳伯達政治生命的轉(zhuǎn)折點，讓他得以飛黃騰達。
1943年，處于抗戰(zhàn)最艱難的時期，蔣介石授意秘書陶希圣起草、出版了《中國之命運》一書，宣稱能拯救中國的只有國民黨。面對國民黨的宣傳攻勢，陳伯達花了三天三夜，寫出了《評蔣介石先生<中國之命運>一文》，針鋒相對進行了駁斥。
可以說，正是這篇文章，讓陳伯達被世人所知曉，聲名傳遍海內(nèi)外，也為陳伯達贏得了“黨內(nèi)最好的理論家”的頭銜。
此后，陳伯達的仕途越走越順。1966年，陳伯達在全會上更是當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員。文革小組成立后，毛主席親自點將，任命陳伯達為組長，負責相關(guān)的具體事務。誰能想到炙手可熱、風光八面的陳伯達光輝的時刻只有一年。
據(jù)史料所述，熟讀中國歷史的陳伯達并不高興，而是非常惶恐。他太明白登得越高，跌得越慘這句話了。以事后諸葛亮的態(tài)度分析，陳伯達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
1970年夏天的廬山會議，陳伯達在會上不點名指責某人，鼓動要設立“國家主席”的職務。8月份，陳伯達就遭到了批評。8月31日，毛主席又寫了一份《我的一點意見》，批判陳伯達“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的勢頭。
9月初，毛主席為了防止意外的發(fā)生，換了住處，轉(zhuǎn)移到175號房。這本是一所普通的民房，毛主席住在這里又破又小，還不準警衛(wèi)修理整備。好在當晚就控制了陳伯達，沒出大的事故。
從10月18日開始，陳伯達就遭到了羈押。后來，陳伯達被判處了18年的有期徒刑，刑滿之日為1988年的10月17日，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吊詭的是，法院的審判只字不提廬山會議，而只是認為陳伯達觸犯了法律。
可以說，歷史給陳伯達開了一個十八年的玩笑。晚年，陳伯達接受采訪，自述道：“我是一個犯過大罪的人，我希望人們能從我的經(jīng)歷吸取教訓……”或許這也算是陳伯達的肺腑之言吧。
參考資料：
《陳伯達的命運》 同舟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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