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中國“傳統(tǒng)24節(jié)氣以15天一個節(jié)氣平氣，因此有5.2425天隨機的系統(tǒng)誤差無法解決。這個誤差是在明朝末期西方傳教士引入純陽歷和真實定氣法之后才幫助中國人解決”。
這個說法，存在著若干問題。
第一，“傳統(tǒng)24節(jié)氣以15天一個節(jié)氣平氣，因此有5.2425天隨機的系統(tǒng)誤差無法解決”，這是不對的。
安徽阜陽雙古堆西漢早期汝陰侯墓，出土了“太一九宮式盤”，其銘文記錄從子位左行至西北維的“八節(jié)”時間，見下圖二。
可知，“八節(jié)”中有5個“廢日”——45x8+5=365日。
此人所說的“5.2425天隨機的系統(tǒng)誤差”并不存在。
還可以為證的，是《靈樞經(jīng)·九宮八風》，其沒有說到“廢日”，但仍按照“式盤”推算“八節(jié)”，將“立秋”至“秋分”也算為46日。
這樣，一年便成了366日。
顯然，這是因為古人早已發(fā)覺一個太陽回歸年并非整365日而是稍長——《九宮八風》366日之說，與《堯典》所記相合，這應該是春秋戰(zhàn)國確定“四分歷（一年為365.25日）”之前，處理多出365日部分的更早的樸素方法。
第二，此人如此說，說明他自己尚未搞懂中國上古先民是怎么確定24節(jié)氣的。
不晚于距今7000年前，中國先民通過立桿測影，首先確定了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四個時間點，稱為“四時”；與空間相對應，就是東、西、南、北“四方”。
最早的“四時”，從新時期時期出土圖案來看，先民認為其屬于“四風”或“四氣”。
“四風”，在殷商卜辭中記載很多。而宋玉《風賦》說：“夫風者，氣也。”
也在距今7000年前，中國先民也已立桿測影測定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時間點，就是后來稱作的“四節(jié)”。
“四氣”和“四節(jié)”，又被統(tǒng)稱“八節(jié)”，是24節(jié)氣的“主干”和“框架”——其本就是一個太陽回歸年的長度的8個太陽運行的位置。
無論如何，“八節(jié)”的時間長度，一定與一個太陽視覺回歸年一致——其屬于“太陽歷”，絕不可能出現(xiàn)“5.2425天隨機的系統(tǒng)誤差”這樣的情況。
如若不信，可去閱《淮南子·天文》關于24節(jié)氣與歷年相配合的系統(tǒng)論述。見上圖。
《淮南子》所述，與前述汝陰侯出土“式盤”，銘文基本一致——也在“八節(jié)”中分配了5個“廢日”—— 45x8+5=365日。
還有，《漢書·律歷志》亦有24節(jié)氣與歷年相配合的敘述。只是“節(jié)氣”的遞次順序與《淮南子》不同，其更為古老。
第三，此人所謂傳統(tǒng)24節(jié)氣“有5.2425天隨機的系統(tǒng)誤差無法解決。這個誤差是在明朝末期西方傳教士引入純陽歷和真實定氣法之后才幫助中國人解決”的說法，應然不對。
的確，24節(jié)氣的確定有兩種方法——
一種是將一個太陽回歸年長度均勻地分為24等份，每一節(jié)氣的長度就是15.21875日，被稱為“平氣法”。
另一種是根據(jù)太陽實際運行速度，當太陽運行到黃道的每個24等分點，來確定24節(jié)氣具體時間——就是說，不以太陽運行時間而以黃道“距離”來確定節(jié)氣，這種方法被稱為“定氣法”。
確定24節(jié)氣的“定氣法”，是“明朝末期西方傳教士引入純陽歷和真實定氣法之后才幫助中國人解決”的嗎？
非也。
公元600年前后，隋代劉焯就已發(fā)現(xiàn)了太陽運動的非勻速性，因而得出了各個節(jié)氣之間太陽所走的度數(shù)是不相等的結論。
他把黃道一周天均勻地分為24份，創(chuàng)立了“等間距二次差內(nèi)插法公式”，還首創(chuàng)了“躔衰盈縮”的計算方法，由此得出了太陽行至沒走到一個“分點”的時間——如冬至前后太陽移動塊，一 “氣”只有14日多；夏至前后太陽移動慢，一“氣”可長至近16日。
這種確定24節(jié)氣的方法，叫“定氣法”。
公元604年，劉焯著成了《皇極歷》，其中以上述方法，提出了“定氣”和“定朔”的改正數(shù)。
唐開元九年（公元721年），僧一行奉唐玄宗敕令編制《大衍歷》，發(fā)明了“不等間距二次差內(nèi)插法計算公式”和一整套計算日月運行速度及軌跡的計算方法，發(fā)展了劉焯的測定“氣”和“朔”的“定氣法”。
公元6和7世紀，西方還還處于黑暗中世紀的混沌之中。
遺憾的是，劉焯和僧一行，均未將他們遙遙領先的確定“定氣”和“定朔”的“定氣法”，用來統(tǒng)合“注歷”。
后來，湯若望壓縮刪削徐光啟的《崇禎歷》而形成《時憲歷》，進呈多爾袞，其以“定氣法”統(tǒng)合“注歷”，從而成了某些人眼里心里嘴里之傳教士的“不世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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